珠三角主要指明清时期广州府、肇庆府部分地区，基于所辖州县不一，这里所言珠三角，主要包括番禺、南海、顺德、东莞、三水、增城、香山（中山）、新会、花县、新安（宝安）、台山、高明、鹤山、四会、开平、高要、花县等。这些地区具河谷和三角洲冲积平原、山地、低丘、台地等多种地形，水土热光等资源丰富、劳力充裕、城镇发达、交通方便、市场发育，具备发展商品农业的优越自然和人文条件。但只到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国际市场的扩大，珠三角自然优势才转变为以基塘农业为中心经济优势，由此产生巨大经济、社会和文化效应，彻底改变了珠三角总体面貌，使之成为全国最先进地区之一，奠定了后来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围垦扩大奠定基塘农业产生经济基础

　　明清时期，土地垦辟在珠三角地区迅速扩大，为商品农业发展提供充足资源。仅广州府耕地面积，从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799.84万亩上升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1082.59万亩，增长35％。伴随这一发展过程，珠江三角洲平原发育更为旺盛，面积比原来扩大1倍左右，滨海沙坦成为大规模围垦对象。据统计，有明276年间，珠江三角洲共筑堤181条，总长220400丈，

　　比宋代多10800丈。到清代三角洲围垦达到历史盛期，筑堤其190条，总长232093.2丈，年平均筑堤866.02丈。这些堤围有效地保证了三角洲土地开发利用。恰如经济史学家冀朝鼎指出：“如果没有作为农业的完整组成部分的水利系统的发展，农业生产就决然达不到它曾有过的高水平，也就不能出现由具有高度生产性的农业经济所带来的半封建中国的繁荣文化。

　　堤围固然是三角洲主要水利事业，而同时勃兴的三角洲各地的陂塘等水利工程更适于各类地区，使珠三角山地、丘陵、台地等也得到有效灌溉，保障了它们开发利用。 这些水利事业成就和明中叶以来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了农业商品化生产，主要在经济作物专门性生产和集中分布上反映了珠三角商品农业的特色更鲜明，其中蚕桑、甘蔗、水果、鱼苗、花卉等商品生产已分异出专门化农业区，珠江三角洲由此成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最早，并走向世界市场的地区之一。

　　二、桑基鱼塘农业与效应

　　珠江三角洲蚕桑业虽然历史悠久，但明以前并不为人重视，知名度不高。明中叶以后广州几乎垄断全国外贸，澳门又作为一个国际贸易港崛起，大量生丝通过澳门进人国际市场，从而大大刺激了珠江三角洲蚕桑业发展。另一方面，在明代围垦低地、防治水患过程中，珠江三角洲人民创造了挖深为塘、覆土为基这种基塘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包括桑基、蔗基和果基鱼塘等作物组合方式。其中桑基鱼塘能把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它们之间的物质和能量循环，构成一个特殊的人工生态系统，在三角洲地理条件下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故它一旦形成，不是缓慢而是飞跃地发展起来，很快取得三角洲土地利用主导地位。据原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三)统计，明万历九年(1581年)珠江三角洲南海、顺德、番禺、新会、三水、高明、新安(今深圳)、东莞等县课税鱼塘约16万亩，约合基塘面积40万亩。其中南海、顺德各约10万亩，成为最早形成基塘农业地区。但直到明末清初，仍以果基鱼塘为主。《广东新语·鳞语》载珠江三角洲“凡堤基堤岸，多种荔枝、龙眼”，桑基鱼塘为次。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鸦片战争前夕，全国独留广州为惟一对外通商口岸，外商大量采购生丝，厚利所在迅速改变土地利用面貌，不但果基鱼塘被桑基鱼塘取代，而且一部分稻田也改作桑基鱼塘。南海九江、顺德龙山和龙江等乡“境内有桑塘无稻田”，“民改业桑鱼，树艺之夫百不得一”，

　　成为纯粹的桑基鱼塘之乡。鹤山在道光年间发展到人“皆以蚕为业，几乎无地不桑，无人不蚕”。连珠江三角洲边缘半山区增城县嘉庆年间境内也“多桑多蚕”。鸦片战争以后，国际市场对生丝需求剧增，太湖流域蚕业因受太平天国起义战火影响而萎缩，使珠江三角洲蚕桑业由此获得大发展机遇，再一次掀起“废稻种桑”高潮，直到清末依然不减。老蚕桑区南海、顺德发展到连学田也改作蚕田。清末南海“境内桑田以江浦、黄鼎、主薄为多，而江浦之官山、简村、金瓯、龙津，黄鼎之罗格、良溪、大岸，主薄之九江、沙头、大同尤为最。十亩桑田，浓荫緑缛，且各处均有桑市。即此数处而论，桑田不下数千顷”：“县属养蚕之家，以西樵各乡为最盛，约有万余家，其余所在皆有，实在数目一时未详”。

　　顺德龙山乡“咸丰前尚有禾田，后悉数变为蚕基鱼塘”，全县在清末种桑面积达30万亩以上，而稻田面积不及总耕地面积的1／10。

　　新蚕区也方兴来艾，高明县即有不少园苑、田园种桑；高要县沿西江上自班头、禄步，下至羚羊峡多以养蚕为业，清末该县六、七、八、九区也“渐有养蚕者”；新会东北部下天河一带上下20里至咸丰年间已改挖为桑基鱼塘；番禺南部东滘、韦涌、石壁、沙湾、市桥等处清末桑基面积也扩展到百顷上下；过去未受惠于蚕桑之利的东莞在同治、光绪之交也开始提倡蚕桑，“购桑种于顺德，并请养蚕之善者为师，有是播种渐兴，峡内、石步、周屋、夏丰、仙山诸乡产丝尤伙”。据有关统计，清末珠江三角洲以桑基鱼塘为主的基塘农业区面积已达l00万亩。

　　到1925年广东蚕桑业全盛时，全省生丝产量占全国的l／3，主要又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至此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基塘农业区范围，含顺德全境，南海南庄、九江、沙头、西樵，中山小榄、古镇、南头、东凤，新会荷塘、棠下等地，总面积约150万亩，其中基塘而积约100万亩，鱼塘面积约43万亩。基面有一半种蔗，1／3种桑，其余种果、菜、花卉等。珠江三角洲基塘面积不及广东全省面积1／10，却生产全省一半塘鱼，七成蚕丝，一成半糖蔗，成为生产专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总量最大、物质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

　　桑基鱼塘获得如此巨大发展和取得多种效益，光绪《高明县志》对此作了总结，指出“近年业蚕之家，将洼田挖深取泥覆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矢(屎)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

　　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创始人南海陈启沅在《蚕桑谱·总论》中还扩大了蚕桑业的文化内涵，更进一步指出：“且蚕桑之物，略无弃材。蚕食剩余之桑可以养鱼；蚕之屎可以作粪土，固可以培桑并可以培木、蔬菜、杂粮，无不适用；更可以作风药；已结之茧，退去蚕殻，化成无足之虫曰蚕梦，若不留种，煨而食之，味香而美，可作上等之菜，偶有变坏之虫亦可饲鱼养畜，更有劣等者曰僵蚕，可作驱风药；即缫丝之水均可作粪土以耕织”。这样一个物质和能量良性循环方式，为桑基鱼塘注入无限生命力。其次，基高塘低，围基设窦闸控制围内水量蓄泄，既不怕涝也不受旱，雨水多流进塘，乾旱从塘汲水，桑基也不受旱。广东虽多暴雨，但塘基上常年生长作物，也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另塘基上还可以间种花生、黄荳花卉等作物，有的还在基上搭起瓜棚，保持水面清凉，即使盛夏季节水温也不高，适宜鱼类生长：还有基塘使用有机肥，即使现代也少施化肥和农药，利于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最后，基塘终年可以生产，时问安排合理，农活有轻有重，老弱妇孺都有合适的事干，故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没有一寸荒废土地，没有一段闲置季节，以有限土地，养活更多人口，“家有十亩之地，以桑以蚕，亦可充八口之食矣”。这样，蚕基鱼塘这种资源利用组合既有丰厚经济收入，维持良好生态平衡，也保持社会相对稳定，是一种世界罕有的土地利用方式，乃珠江三角洲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

　　桑基鱼塘土地利用模式

　　有赖于桑基鱼塘，珠三角自明中叶以来，即为蜚声全国的富庶之区。张琳一首顺德《龙江竹枝词》勾划了蚕乡一派繁忙劳动情景和丰收的喜悦。其词曰：“剥茧茅寮傍水边，柔桑墙外緑含烟。鱼蚕毕竟收成好，十亩基塘胜种田”。

　　近年桑基鱼塘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得到国内外有关专家高度评价，在广东向西江、粤北、高雷和东江下游地区推广，在国外目前至少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基塘系统供试验或改造低洼地。可以相信，基塘农业将继续走出国门，为全人类服务。

　　三、蔗基农业兴盛

　　广东甘蔗进入大规模商品生产始于明中叶。因嘉靖《广东通志初稿》指出广东蔗糖已为“天下所资”，即获得全国意义。而其产地又以珠江三角洲为集中。屈大均《广东新语·草语》说：“糖之利甚溥，粤人开糖坊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与禾田等矣。”珠江三角洲许多地区甘蔗“连岗接阜，一望丛若芦苇然”。东莞篁村、河田一带“白紫二蔗动以千顷计”。这主要指分布在台地、山坡和河流阶地上的甘蔗。在平原低地则有小面积分布，如东莞石龙清初有“千顷潮蔗”。史称粤中“每冬初，遍诸村岗垄，皆闻戛糖之声”，小糖寮星罗棋布，显示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糖蔗业一派兴旺。但甘蔗是一种嗜肥作物，旱瘠高岗、台地、坡地不及冲积土更利于其生长，故蔗基鱼塘在珠江三角洲虽也获得一定发展，但效益终不及桑基鱼塘，后被后者取代。另外，其品种为我国原产竹蔗，含糖率低，加工技术落后，也限制了它在珠江三角洲的发展。

　　虽然如此，基于轮种需要，特别与珠三角水稻田轮种，珠三角仍是甘蔗主产区，明清时广东出口蔗糖部分产于珠三角，基塘又占相当比例。

　　四、果基鱼塘异军兴起

　　岭南自昔就有“食香衣果”之誉，但只到明中叶以后，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发展为专业性生产，形成全国意义的综合性水果基地，以荔枝、龙眼、香蕉、柑、橘、菠萝为主。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东莞、从化等地为水果集中产区。其分布格局，大扺珠江三角洲西南部的南海、番禺、顺德以龙眼、荔枝为主，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含番禺一部分、增城和东莞交界低山、台地、平原以荔枝为主；珠江三角洲西北部的高要、四会、三水则以柑橘为主；《广东新语·地语》描述顺德陈村一带“周围四十余里……，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枝、柑、橘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枝、龙眼为货，以致末富”。在顺德锦鲤海设龙眼市场，开展专业性水果交易。而“自南海之平浪、三山而东一带，多龙眼树；又东为番禺之李村、大石一带，多荔枝树。龙眼叶緑，荔枝叶黑，蔽亏百里，无一杂树参其中。地土所宜，争以为业，称曰龙荔之民”。在广州附近“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在珠江三角洲东北增城，“每当荔枝熟时，舟自扶胥历东、西二洲至于沙贝(今新塘)，一路龙丸凤卵，若丘阜堆积”，成为珠江三角洲荔枝集中产区，也有荔枝市之设；距离沙贝不远的东莞石龙“其地千树荔，千亩潮蔗、橘、柚、蕉、柑如之”；番禺鹿步都(今黄埔)“自小火坑村至罗岗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每田一亩，种柑、橘四、五十株。…熟时黄实离离，远近映照，如在洞庭包山之间矣。自黄利至朱村一带，则多梅与香蕉、梨、栗、橄榄之属，连岗接阜，弥望不穷”。珠江三角洲西北诸县则以柑、橘生产为主，其中“产四会者光滑，名鱼冻柑，小民供亿亦苦”，“香橼，一曰枸橼，山高要极林乡为上”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记珠江三角洲水果生产，不但产量大，商品程度高，以致雍正皇帝都朱批“广东本处之人，惟知贪射重利，将地土多种龙眼、甘蔗、烟叶、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且不乏良种，明正德年问珠江三角洲的甜橙还辗转传到欧美，现今美国加州花旗蜜橘就是由广东问接引种培养起来的。

　　清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及邻近地区水果业分布发生较大改变。木本水果由平原向丘陵、岗地转移，出现较大规模的种植园式经营．如增城即有启芳园。顺德、南海果基渐被桑基取代，水果生产在这里失去历史地位。新会柑、橘种植业也在这时崛起，一些名产驰名全省，如“广南橙子出新会者佳，顶有纹如圆圈，土人以此辨真伪”，“广东新会橙为岭南佳品，皮薄紧，味甜如蜜，走数千里不变形。食橙而不及此，实不知橙味”。至新会柑橘“种植者千万株成围”，数量多，产量大，“每岁大贾收其皮售于他省”，形成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之势。

　　明末原产巴西的菠萝传人岭南，首先在东莞、南海、番禺等地栽培，到清中叶在珠江三角洲获得长足发展。范瑞昂《粤中见闻》说“粤中凡村落路旁，多种山菠萝”，此粤中首指广州附近地区。清末新会已有菠萝罐头制造业，“蜜渍之，盛以铁罐装之，行于远处”。增城启芳园所种菠萝不可胜数，高要禄步一地每年菠萝产值达数万元。菠萝开始跻进与荔枝、柑橘、香蕉齐名的岭南四大名果之列。不过．清中叶以后，由于农业多种经营发展，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被分割，没有像清初那样大面积经济作物集中种植区，而以品种多样、布局分散为地域特色。

　　五、基塘农业的文化效应

　　在基塘农业的支持下，明清时期珠三角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成为全国一个富庶之区。不仅如此，珠三角文化事业也蒸蒸蔚起，占有岭南文化中心地位。

　　珠三角居民絶大部分为历史上经南雄珠玑巷南迁中原北方移民后裔，被称为“广府人”，是岭南最大一个社会族群。他们聚族而居，辟草莱，开阡陌，将水网沼泽开发为鱼米之乡。故宗族势力十分强大，三角州经济发达，有财力支持子女读书，于是兴教办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有力地促进了人才成长和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

　　由于广东开发历史大体上是自北向南、自西向东推进的。直到唐代，广东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主要在粤北，所以人才分布也没有脱离这个格局。例如从汉到唐广东察举和科举人物共72人，粤北为29人，占40%，粤中为26人，占36%，其余地区很个别，甚至空白，说明粤北是广东文化重心。宋代，广东经济和人口逐渐南移，珠三角地位开始上升。例如宋代993个各类科举人才中，粤北占21%，粤中占34%，西江地区占16%，粤东占13%，其他地区占16%，人才区域差异有所缩小。明代、广东经济重心完全移到珠三角，文化随而南移。据粗略统计，珠三角所在粤中地区，明代各类人才占全省49%，许多封建人物应运而生。据道光《广东通志·选举表》载，其中南海有进士148人，举人563人；顺德有进士99人，举人257人；番禺有进士86人，举人405人。三县进士举人总数分别占全省38%和19%，成为著名南番顺人才之乡。

　　清代继承明代人才格局，珠三角所在粤中地区，仍占广东各类科举人才的47%。当然，粤东潮汕、兴梅也相继崛起为人才之乡，形成广东三大人才中心并峙格局，但珠三角无疑是其中翘楚。人才要靠学校培养。道光初年，广东省府州县学及书院、社学、义学等950间，其中南海、番禺、顺德多达251间，占全省26%，是广东最大人才基地。人才必然掀起学风，而学风盛衰又体现在地方文献撰写及作者地籍分布上。据统计，秦汉以来有关广东地方志共615部，记述广东文献作者941人：其中有关粤中地方志163部，占全省26.5%；广东文献作者粤中为670人，占71%。显见，作为粤中地区核心，珠三角无疑是广东人才、学校、文献最大渊薮。

　　为有三角洲经济发展和繁荣，才带动当地文化同步发展和兴盛，而这又离不开宗族财力支持。许多宗族都有奬励童生乃至进士制度，如佛山金鱼堂陈氏规定：“院试卷金三两，乡试卷金六两，会试公车费十二两；谒祖花红金，游泮者二十两，拔贡二十四两，举人四十两，进士六十两；馆选鼎甲，临时酌加。俱另备烧猪馔盒，花红鼓吹”。这些奬励制度，对族中子弟读书上进，无疑起了刺激作用。而这些奬励制度财源多半是族田、学田，或其他公私积累、馈赠等，珠三角发达的商品经济支持，尤其是基塘农业巨大经济效益功不可没。更重要的还在于，在珠三角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岭南文化的重商性、多元性、包容性、创新性、冒险性、务实性、娱乐性等文化特质和风格，对明清，特别是近代广东成为新思想策源地，引导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潮流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这都直接或间接与作为商品生产的基塘农业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说来，基塘农业不仅是农业土地利用问题，而同是一种革命性力量。

　　六、小结

　　珠三角基塘农业是一种特殊土地利用方式，其奠基于宋代珠三角围垦，形成、兴盛于明清，在珠三角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和外贸刺激下发展起来。按其作物组合不同，主要有桑基、蔗基、果基鱼塘三种土地利用方式，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应和文化效应，尤以桑基鱼塘为着。它们对珠三角和整个广东发展和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并产生深远历史影响，至今仍未泯灭。总结珠三角基塘农业宝贵经验，继承和发扬这笔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不但有重要农业科学价值，而且它所藴含丰富的自然、生态、科技、社会、历史、人类等科学文化内涵，对解决时下农业、农村、农民所谓“三农”问题，特别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都有重要参考意义，应予深入发掘、研究和开发利用。

　　（原载施由明主编：《明清以来农业农村农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