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在二十世纪八○年代，逐步影响了中国大陆与台湾。新观念的涌入，替海峡两岸的文化观点，拓展了新的视野，使人们能以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传统的文学及历史，并灌注了新的活力与生机。

　　在大陆，女性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对历史上许多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重新评判。 孙绍先曾在《女性主义文学》一书中对《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新的诠释，为历史上被歪曲的女性形象正名。这样的研究批评观点，可以扭转传统视角中对女性形象的扭曲，还女性以历史本来的面目。

　　本文试着由中国大陆及台湾两岸学者的性别观点，重新审视王昭君，并借由史料及文学作品中，观知昭君和亲对于汉匈两国之间，在外交关系上所具有的卓越贡献。

　　二、两岸对“双性同体”性别文化的认同

　　“双性同体”思想最早由英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她以男女平等思想为出发点，思考父权制度文化的性别差异，以及女性存在的独特性，提出“双性同体”作为人格全面自由发展的理念，幷且以性别的可换性来否定永恒不变的性别角色模式。“双性同体”的提出，使两性文化的观点，有了更具包容性的拓展。

　　“双性同体”（androgyny）由希腊语词根“andro”和“gyn”组合而成，分别意指“男性”和“女性”。在女性主义的范畴中，一般都摒弃了生物学上的涵义，而强调其心理学及思想上的象征意义，意指“同一个体既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又有突出的女性人格特征，即兼有强悍与温柔、果断与细致等性格，这两个特征会根据个体的不同需要有不同的表现。”（张荣升、丁威，2009：61）美国学者卡莫迪（D. L. Carmody）指出：“事实上，两性兼体是古代人表示全体、力量以及独立自存的普遍公式。人们似乎觉得，神圣性或神性如果要具备终极力量和最高存在的意义，它就必须是两性兼体的”可见人类最初始的心理状态中，是渴盼破除性别对立的，期望能借由两性的兼容互补达成最健全圆满的状态。这样的思维，在中国的“太极两仪图”中即有明显的体现，太极内部的“阴阳鱼”形象，乃是黑鱼的头部点以白眼，而白鱼的头部点以黑眼，阴阳之中又有阴阳，象征着两种力量的相互结合与升华，形成了一种胜过单阴或单阳的超凡力量。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男人具有潜在的女性特征，女人也具有潜在的男性本质，透过这种潜在的异性特征，两性之间才能互相理解与沟通。而且“要想使人格和谐平衡，就必须允许男性人格中的女性方面，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方面，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荣格认为每个人的人格构成包括自我（ego）和自性（self）两部分，“自我”是有意识的，总是屈服于现实原则而压抑一部分人格特征；而“自性”是无意识的，具有内在追求统一或完整的先天倾向，因此自性能促使人与异性融合，从而消除两性的界线，达到“双性同体”的新境界。只有借由实践“双性同体”的理论，才能维持人格上的完整与和谐。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一个自己的房间》中提出了“双性同体”观：“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正常的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种力量情意相投，和睦的生活在一起。”伍尔夫提倡的是男女力量的和谐统一，强调男性力量与女性力量在头脑中的协调合作，是一种最佳的精神状态。换言之，伍尔夫所强调的是一种两性完美交流、和睦相处的一种和谐文化。

　　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的价值观，强调尊重女性的人格，使她们能全面、自由地发展。她所提出两性融合的理念，实际上在寻觅一种超越性别的理想境界。伍尔夫认为，只有男女两性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人类才能真正发展和进步。

　　“双性同体”在女性主义批评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看作是女性主义者解决两性关系和男性之人格困境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观点，可使女性主义者从两性的二元对立、以及在男性化模式里的中心或边缘的对抗之中解脱出来，而不是陷入以女性中心代替男性中心的困境。

　　大陆学者孙绍先依据伍尔夫的思想，提出“双性文化”的概念：“女性既不应该继续做父系文化的附庸，也不可能推翻父系文化重建母系文化，出路只有一条：建立‘双性文化’。”其后刘慧英也提出“双性文化特征”的思路：“我反对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我也不赞成男女两性长期处于分庭抗礼的状态之中，我比较赞赏西方某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建立和发展‘双性文化特征’的设想，它是拯救和完善人类文化的一条比较现实可行的道路。”孙绍先认为，就人类的本性来说，不存在男人的天性或女人的天性，只有人类的天性。男性和女性应该要摆脱刻板性格模式的束缚，才能走向更自由、更加个性化的精神世界，才能符合现今文化走向个体复归的大趋势。而刘慧英所提出的“双性文化特征”，着重在充分尊重男女独立人格的基础上，认为应扬弃传统文化的偏见，发展出健全的人性。唯有能跳脱出“男女两性的不同，是由人的生理特征不同而决定的”原始框架，幷排除既定的性格模式认知，才能真正消弭男女两极对立的形成，而共建一个和谐的双性文化。

　　台湾因社会环境及思想的多元民主化，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较为接近，在作品的批评实践中较多采用了“双性同体”的理念。张小虹以《欧兰朵》为例，认为欧兰朵结合了阳刚与阴柔的特质，超越了自我的局限与性别的藩篱，“象征着男女冲突之调解与性别现实的超越”。而女作家朱秀娟在创作中塑造了性格向男性方面滑移的女主角，也刻画了性格向女性方向滑移的男性，以作品体现出“双性人格”的人物形象。

　　三、昭君由史而文的形象演变

　　（一）史书中的昭君

　　昭君的形象，可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去看。从史学而言，主要记载于《汉书》、《前汉纪》及《后汉书》。

　　东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可说是对昭君和亲之事记録的滥觞：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点出君王对此事之重视，因此还特地改元为竟宁。另于《汉书·匈奴传》亦有相关记载：

　　竞宁元年，单于复入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寒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号胡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象若鞮单于。……复株象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此时王墙字昭君，乃由君王赐婚于单于。其后随俗再嫁。

　　东汉荀悦《前汉纪·孝元皇帝纪下》：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单于请妻汉女以自亲。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字昭君为阏氏。单于上书愿保塞。

　　荀悦依据班固《汉书》加以删略改编，将昭君之事撰写的十分简约。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后汉书》中又将昭君改为“字嫱”，但对于昭君和亲，从皇帝赐婚改而为“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从被动赐婚，转而为主动请行，且为匈奴生二子。

　　（二）文学中的昭君

　　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因为昭君和亲而开创了六十多年的安宁与和平，其功迹最早见于与昭君同时的西汉易学家焦赣（延寿）所作的《易林》，计有二首四言诗，首开歌颂昭君和亲诗歌之始。其一为〈萃之临〉：

　　昭君死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宗我王室。

　　此诗歌颂昭君出塞，使华夷皆能蒙其德泽，王室也对昭君推崇信服。其二为〈萃之益〉：

　　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受福。

　　亦从正面歌颂昭君出塞和亲，使汉匈二国交和结好的功劳。

　　东汉蔡邕（133-192）所作《琴操》，是现存介绍早期琴曲作品最为丰富且详尽的专著，在〈琴曲歌辞．怨旷思惟歌〉序中，蔡邕增添了许多情节，使昭君美丽的形象为之确立：

　　王昭君者，齐国王穰女也。昭君年十七时，颜色皎洁，闻于国中。穰见昭君端正闲丽，未尝窥看门户。以其有异于人，求之皆不与，献于孝元帝以地远既不幸纳，叨备后宫，积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旷，伪不饰其形容元帝每历后宫，疏略不过其处。后单于遣使者朝贺，元帝陈设倡，乃分后宫妆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侍列，乃更修饰，善妆盛服，形容光辉而出，俱列坐。元帝谓使者曰:“单于何所愿乐?”对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备，惟妇人丑陋，不如中国。”帝乃问后宫，欲一女赐单于，谁能行者起。于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备在后宫，粗丑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诚愿得行。”时单于使者在旁，帝大惊，悔之，不得止。良久，太息曰:“朕已误矣!”遂以与之。昭君至奴，单于大悦，以为汉与我厚。……昭君恨帝始不见遇，心思不乐，心念乡土，乃作〈怨旷思歌》曰云云。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子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曰:“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单于举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家独青。”

　　《琴操》叙昭君出塞和亲,“恨帝始不见遇，心念乡土，乃作〈怨旷思惟歌》云云”，蔡邕在序文中加入了宁可“吞药死”，不愿再嫁作阏氏，展现杀身守节的情操，也是较为突出的情节。

　　西晋石崇〈王明君辞并序〉，应该是今日所见最早以〈王明君〉为题，对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作完整叙述的五言诗。当代因为避司马昭讳，故将昭君改为明君。诗序云：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之。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之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

　　〈王明君辞〉如下：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珠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茍生。茍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嘉，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此诗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自述昭君和亲心中的辗转幽情。而其特殊处正如张高评所言：“将原本属于乌孙公主和亲的琵琶，移转给王昭君和亲弹唱，开启后世叙写昭君出塞，以琵琶传达怨恨之先声。”

　　东晋葛洪（283-363）所作《西京杂记》，对昭君形象的刻画描绘，更加丰富生动：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兄，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不肯，遂不得见。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昭君因自恃貌美，不肯行贿画师，因此不得召见。匈奴请婚，依图王昭君雀屏中选，临行召见，元帝才发现昭君美貌为后宫第一，且善于应对，举止得宜，虽然“帝悔之”，但因名籍已定，所以也无法更动。后代许多诗文作品多依此架构加以延伸。

　　（三）昭君形象的创发与嬗变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论述“龙”是一种“化合式的图腾”，他认为“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这种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含的，或许就是古代所谓诸夏民族和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

　　龙图腾的形成和王昭君形象的生成，恰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德国接受美学创始人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所言：“文学作品是本文和读者交互作用的结果”，文本未写出来的情节，刺激着读者参与创造想象、设计加工。王昭君由史而文的形象创发与嬗变，正是不断经由本文和读者交互作用、投射情感后所孳衍而成的。

　　四、昭君和亲的具体挑战与贡献

　　昭君“出塞和亲”，肩负着外交、政治、文化等重要的使命，汉元帝对昭君和亲极为重视且寄予厚望，还特意下诏改年号为“竟宁”，取边境安宁之意。

　　具体而言，王昭君的出塞和亲，呈显了三项挑战：

　　（一）挑战污浊世风：拒贿画工

　　昭君拒絶贿赂画工，在史书上并未记载，至东晋葛洪《西京杂记》，才衍伸出昭君拒贿画工的说法。

　　历来歌咏昭君不愿贿赂画工毛延寿的作品不在少数，有为昭君感叹的，如：中唐诗僧皎然〈王昭君〉：“自倚婵娟望主恩，谁知美恶忽相翻。黄金不买汉宫貌，青冢空埋胡地魂。”；又如：晚唐李商隐〈王昭君〉：“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对于不愿走后门贿赂毛延寿的昭君，寄予无限同情。

　　也有为昭君发出赞叹之声的，如：北宋曾巩〈明妃曲二首〉其二：“蛾眉絶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自信无由污白玉，向人不肯用黄金。”；又如北宋经史学家刘敞〈同永叔和介甫昭君曲〉：“汉家离宫三十六，宫中美女皆胜玉。昭君更是第一人，自知等辈非其伦。耻捐黄金买图画，不道丹青能乱真。别君上马空反顾，朔风吹沙暗长路。”从作品中“自信无由污白玉，向人不肯用黄金。”、“耻捐黄金买图画，不道丹青能乱真。”皆反映出对昭君傲骨的赞扬，亦可视之为诗人对自身高洁人格的投射。

　　更有写因未贿赂而出塞，引起君王悔恨的，如：两宋之际泸溪老人王庭珪〈题罗畴老家明妃辞汉图〉：“明妃辞汉出宫门，丰容靓饰朝至尊。至尊左右皆动色，明妃欲语咽复吞。三千娥眉塞天阍，帝独不识王昭君。顾影徘徊复良久，尚冀君王一回首。当时自倚絶世姿，不将赂结毛延寿。可怜朱网画香车，却来远嫁呼韩邪。”；又如：宋代黄裳〈昭君行〉：“良家有子惠而秀，昔在汉宫谁更有。入宫见妒名不传，咫尺君王望恩久。奈何赋分薄如人，却属画工为好丑。千金买笑那敢当，无赂应嗟落人后。俄闻召见喜且惊，自以闲雅文轻盈。将谓君王必回顾，行且遂承恩与荣。权兼天下失所制，女子未免匈奴行。此身既系国休戚，君王虽悔难复更。”皆言具有絶世之姿的昭君，因不贿赂巴结毛延寿，因此遭远嫁匈奴，君王一见惊为天人，虽百般不舍，但无法更改决定。

　　（二）挑战君臣关系：自请出塞

　　昭君自请出塞，可说是对儒家君臣观念的一项挑战。

　　在史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记载：“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昭君入宫数年，一直未得君王召见，心中不免充满积怨，但昭君并未像一般宫女，留在宫中痴痴地等待君王的临幸。在等待无望之际，她干脆跳脱出小我局限式的思考，从忠于君王关系跳升到忠于国家的大我开放式的思维，使自己的价值也为之提升，不再只是做忠于一君的白头宫女，而是成为能利益众生百姓的和平大使。

　　在文学诗作中，有许多歌咏昭君不做白头宫女，而选择和亲，是正确的抉择，如：清陈葆贞〈王昭君〉：“紫塞长门一样悲，何须终老向宫帷。不如絶塞和亲去，还得君王斩画师。”；又如：清查景璠〈明妃曲〉二首之一：“匹马和番去，安边仗此身。红颜生白发，多少汉宫人。”；再如：清查景璠〈明妃曲〉二首之二：“马上琵琶出，和番用美人。至今青草墓，胜似汉宫春。”；又如：清沈玉书〈昭君怨〉：“一曲琵琶马上尘，玉关西出为和亲。明妃莫抱千秋恨，尚有长门老死人。”皆言昭君出关和亲，不做红颜白发人，是正确又明智的抉择。

　　亦有歌咏昭君愿意替国家付出的情操，如：北宋郭祥正〈林和中家观画卷五首之四〉：“飘飘秀色夺仙春，只恐丹青画不真。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尘。”；又如：清谢启昆《树经堂咏史诗》卷一〈明妃〉：“紫配珊珊鬓影羞，玉关别泪黯然收。黄金不赎佳人骨，萧齐空悬画史头。草耐塞霜坟上緑，琴弹汉乐曲中秋。妾身只为和亲往，岂抱长门买赋愁。”；再如：清张英〈昭君〉二首其一：“莫怨丹青误此身，天教艳质靖边尘。请看万古轮台月，照尽长门絶代人。”；又如：清张英〈昭君〉二首其二：“慷慨襟怀类请缨，红颜漫道总倾城。未妨异域埋香骨，赢得千秋不朽名。”；又如：清蔡时田〈昭君怨〉：“妾向单于去，君王勿苦思。能作安边计，胜在汉宫时。”；又如：清．顾景星〈明妃词〉：“君恩联望断，冷落汉宫春。自为胡地妾，翻得号和亲。红颜天上落，呼韩笑解兵。虽为胡地妾，不负汉宫人。”皆点出昭君能为国家前往匈奴和亲，替君王将士们解决征戍之苦，使边境得到安宁，远胜过在汉宫中做被动等待的白头宫女。

　　自请出塞，使昭君不再只局限于宫廷内斗，而能走出一片自己的天空，留下千秋万世的美名。

　　（三）挑战婚姻观念：再嫁生子

　　昭君的再嫁单于生子，是对传统婚姻观念的一项挑战。

　　在《汉书·匈奴传》记载：“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另载：“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在呼韩邪死后，按照匈奴“父死妻其母”的习俗，昭君得嫁给呼韩邪的儿子，这种风俗按照汉朝人的伦理道德来看，是大逆不道的。但在昭君得知汉成帝要她“从胡俗”后，昭君也就接受了“子蒸其母”的习俗。可见昭君为了维系汉匈两国的和平，展现勇于承担的精神。

　　五、昭君和亲在性别视角下的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向来强调“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的性别文化差异，自初生之始男女的地位就有所不同，如《诗经·小雅·斯干》有言：“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诗的内容是说如果生了男孩，就让他睡在床上，穿着衣裳，而且拿圭璋给他玩；如果生了女孩，就让她睡在地上，拿被褥来包裹她，而且拿纺縳给她玩。“璋”是玉质的，为祭祀用的礼器；“瓦”是陶制的，为纺织用的工具，二者不仅材质不同，使用者的身分也大不相同。玉象征君子，祈愿男孩未来封官晋爵、功成名就、光耀门楣；纺縳是陶制的纱锭，期望女孩将来能胜任女红、善良顺从、专心操持家务。从“弄璋”、“弄瓦”代指生男、生女，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崇尚男尊女卑的社会价值取向。

　　《周易》最早提出了“干尊坤卑”的思想，干与坤象征天与地、阳与阴、夫与妻，形成了后世“三纲五常”的源头；《仪礼·丧服》确立了以男性为至尊、女性永远为男性的附属品：“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业》也指出：“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明确的阐述阴阳不平等，更确立了女性处于附属的地位、凡事不可独行，一切要以夫为依归的主从关系。

　　而从两岸学者共同关心的“双性同体”的观点来审视昭君，则可发现：昭君的“双性同体”表现在二个面向上：

　　（一）上善若水的呈现：以至柔行至刚

　　昭君和亲，可说是“以至柔之姿，行至刚之事”，正是“双性同体”的具体展现。

　　老子《道德经》第八章有云：“上善若水”；第四十三章亦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七十八章也提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世界上最柔的东西莫过于水，然而它却能穿透最为坚硬的东西，譬若：“滴水穿石”就是以柔治刚的表现，故云：弱能胜强，柔可克刚。

　　原本保家卫国、缔造太平盛世的重责大任，应该汉朝文武百官、以及捍卫边境的将士们，责无旁贷之事，而如今却将这些军国大事，寄托在一小女子身上。正如宋释智圆〈昭君辞〉所言：“昭君停车泪暂止，为把功名奏天子。静得胡尘唯妾身，汉家文武合羞死。”；又如：清张玉纶〈题画〉：“红颜薄命岂前因，一曲琵琶恨尚新。边塞安能凭女子，当年将相是何人？”；再如：清刘献廷〈王昭君二首〉其一：“六奇已出陈平计，五饵曾闻买谊言。敢惜妾身归异国，汉家长策在和番。”；又如：清许秉铨〈题明妃画册〉：“垂貂忽改旧盘鸦，万里和亲别汉家。从此玉关无夜警，将军高枕听琵琶。”王昭君以一介汉宫女子，却得肩负起出使蛮荒、和亲塞外、促使边境和平的重要使命。相形之下，帝王的束手无策、汉朝君臣的计策拙穷、以及边关将领的懦弱无能，都显得拙劣而可悲。

　　王昭君和亲，不费一兵一卒就带来了汉匈二国一甲子的和平世代，可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正所谓“绥靖边尘，蛾眉有用；失意可恨，和戎不朽。”，昭君真可称得上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

　　（二）自我价值的实现：傲视古代将帅

　　昭君和亲，功在汉家，且其所建立的功劳，甚至超越帝王将相，正符合“双性同体”性别文化的表征。

　　古代女子多以“兔丝附女萝”（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亦即找到好夫家，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依归，李白在〈古意〉中，也针对此意象做了浪漫的叙述：“君为女萝草，妾作菟丝花，百丈托远松，缠绵成一家。”而昭君入宫多年，一直未能被君王青睐，在面对这样重大的人生困境，昭君选择不做白头宫女、不再自怨自怜，而是勇于突破现状、化逆境为顺境，使自己能名留青史，达成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西汉萧何所造的麒麟阁，于汉宣帝时，曾将霍光等十一位功臣绘于阁上，因此能被画上麒麟阁的，都代表着无上光荣且功勋卓著。清代许多诗人都认为，依昭君之功，应该也被画上麒麟阁才是，正如：清徐德音〈出塞〉：“六奇枉说汉谋臣，此日和戎是妇人。若使边庭无牧马，蛾眉也合画麒麟。”；又如：清郭名昌〈明妃出塞图〉：“北庭边衅感初开，太息官家乏将才。竟赖红颜销虏气，论功也合画云台。”；再如：清葛季英〈题明妃出塞图〉：“絶塞扬兵赋大风，旌旗依旧过云中。他年重画麒麟阁，应让蛾眉第一功。”；清王彭泽〈明妃曲〉：“一曲琵琶万马宁，至今坟上草青青。汉家倘肯归功汝，麟阁先当画汝形。”；清鲍桂星〈明妃〉“卫霍年年侈战功，何如决策早和戎。蛾眉笑挟琵琶去，凤掖惊看粉黛空。芳草不遮青冢月，佩环犹忆紫台风。君王若补麒麟画，应为明妃惜画工。”；金赵秉文〈昭君出塞图〉：“无情汉月解随人，羞向天涯照妾身。闻道将军侯万户，已将功业上麒麟。”皆言昭君和亲靖边，贡献卓著，应画入麒麟阁，进入功高之臣的行列。

　　更有直接歌咏昭君卓越功勋者，如﹕清付作楫〈乙酉元日虎邱市得昭君出塞泥影〉其二：“泪洒明驼血未干，焉支山下路漫漫。卫青死后奇兵少，铜鼓金钗出贺兰。”；又如：清黄世成〈题昭君图〉：“美人何所怨，图画已成名。不作倾城孽，还为却敌兵。安危双主重，社稷一身轻。青草终心汉，千年地下情。”；再如：清付作楫〈乙酉元日虎邱市得昭君出塞泥影〉其三：“黑水流嘶啮塞垠，黄沙隐隐动青磷。就中多少英雄骨，千古蛾眉妾一身。”；又如：清王峻〈题明妃出塞图〉：“塞上香风暗度时，琵琶声急马蹄迟。美人一曲安天下，愧煞貔貅百万师。”昭君的重要性，可比拟卫青，且是能解除君王社稷重大难题的关键人物，所有的重责大任都身系于昭君，百万雄军还不如一介弱女子！

　　昭君在遇到困境时，能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纔可顺利地从人生的低谷中，找出另一扇窗，进而使人生自我的价值获得了提升与实现。正如马冀在〈论昭君文化的精神价值〉一文中所言：昭君“把握住了困境后的机遇，从而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而且“昭君的出塞，不但为自己创造更有意义的人生，也为中国、匈奴之间带来六十年的和平。”从实现小我，到利益大我，昭君以女性的身分，却完成了连君王将相都无法达成的功业，让身为女儿身的她，自然而然摆脱了女性向来被认知放在“第二性”、相当于附属品的地位，而跃升到连男性都不禁为她赞叹、尊封昭君为无人能出其右的“和平大使”！

　　昭君是以女性的身分，完成、甚至超越当代男性功勋的人，并能获得后世的青睐和赞许，可说是展现“双性同体”和谐和平的代表人物。

　　六、结语

　　传统礼教中对女子的期许就是“以顺为正”（《孟子·滕文公下》），一切要以顺从为行事原则；甚至在女子出嫁前，母亲还要耳提面命的告诫女儿：“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孟子·滕文公下》），女子嫁到夫家才算有了归宿，但时时刻刻要以恭敬戒慎之心持家，而且一切要以丈夫的要求为依归，不能违逆丈夫的心意。如此唯唯诺诺、唯命是听的恭顺女子，才是传统规范中认定的“好女人”。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认定了女性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治内持家，只要将侍奉公婆、教养子女的事情做好，其他才能就不需要了，因此“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成了琅琅上口的俗谚，也成为一般人所接受、认可的观念，甚至被奉为圭臬，作为评判女性的社会道德标准。

　　事实上，一个人对家国及后世的贡献，不应先以性别的框架作区隔，而应针对实际上的作为，予以公平客观的论断。“双性同体”的理念就在强调跨越两性生理上的藩篱，而追求精神上的统一和谐，不应以既定的性别期许模式加诸于任何人身上。若能以“双性同体”的观点来审视昭君，则不难发现昭君在汉匈外交上的卓越贡献。

　　我们应该以“双性同体”的观点，摒除两性之间的藩篱，用就事论事的客观态度，对历史上有贡献的女子，予以公正的评价，如此才能创造出两性和谐并进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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