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学经典，正是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与源泉，从中可以梳理出属于中国人自在面对生活逆境的理念，萃取能走出人生低谷的实践因子，以提供当代社会正向思维的价值取向，提升文化影响力。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释道哲学思想为理论架构，以文学和史学的内容为个案例证，可构建出属于中国脉络的“中华文化治疗学”体系，标志出理论与实证兼具的中华文化心理学，也能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拥有乐观坚强生命韧性的文化特质，更具体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古代读书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实践人生理想的进程，然而理想与现实，不免有扞格相左之时。在面对起伏不定的人生际遇，古代文人以自身的际遇，加上儒释道哲学思想的人格基底修养，书写出许多动人的篇章，一方面抒发了自己的内在情感，另一方面也替后世读者留下了很多能引发同情共感的作品。这些古代经典文本所传达出文化治疗学的思想，对于引领当代社会的正向思维，实际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

　　一、中国古代文化治疗学理论的依据

　　中国古代文化治疗学，可用哲学构成理论的实质内核，史学与文学作品为理论实践的具体呈现。在儒释道的哲学范畴中，影响中国人最深的，莫过于儒家的学说理念了。下面将以儒家为范例，阐述儒家思想中所呈显出的文化伦理疗愈理论，和对文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儒家以其特有的思维，替士子找出逆境中的生存疗愈之道。儒家的伦理疗愈理论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尽己之力推己及人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曾自云：“吾道一以贯之。”当下曾子最能领悟孔子之言，乃诠释所谓的一以贯之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将忠恕之道具体的说出实践的方针：尽己之力，推己及人。

　　孔子曾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也就是说，所谓有仁德之心的人，是自己想要依循正道立身处世，也能协助他人依循正道立身处世；自己想要通达正道，也能协助他人通达正道，能以自身为例，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就是实践仁德的方法。以小范围而言，是先修养好自己，再进而影响他人；以大范围而言，正如孟子所言：“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正与孔子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不谋而合。

　　（二）施行仁义依礼而为

　　儒家讲究要“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内怀仁爱之心，行事遵循义理，以“仁”为安居之所，以“义”为可依循的道路，如此才能做一个具备道德修养的人。

　　而仁义在施行的过程中，需要有序而为。有序即是依次序等级而行，儒家施行“差等之爱”，与墨家的“博施兼爱”不同。《中庸》第二十章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之所由生也。”正说明瞭儒家仁、义、礼的施行方式：所谓仁，就是人性中本来具有的慈爱，以亲爱自己的亲人最为重大；所谓义，就是事事得宜，以尊敬贤人为最重大；亲爱亲人而有等级，尊敬贤者而有等级，礼就由此产生。凡事都有远亲疏、先后次第，如此才符合人之常情。

　　内心存仁，行事循义，凡是依礼而行，这样才能与儒家伦理相合。

　　（三）正名分以依循纲常

　　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正其名分，尽力在自己的岗位上恰如其分的做该做的事。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则对五伦的观念进一步作了发挥，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原理，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是最主要的关系，且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也就是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而“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以此遂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此外，董仲舒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乃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基本法则。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谐。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二千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三纲五常”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起了不小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文化治疗学理论的个案分析

　　由儒家文化里所呈显的伦理疗愈思维，观看宋代黄杨赋，从中可应证出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文人所具备的伦理疗愈特质，并可将此特质，应用在当代社会中，以彰显儒家伦理疗愈的文化治疗价值。

　　于宋朝年间以黄杨树为主题的赋作，共计二篇，皆是借小黄杨树抒发心志。

　　北宋中期欧阳修《黄杨树子赋并序》写小黄杨树的生长环境地处偏远，不但无法常伴君侧，而且成长的过程备极辛酸，乃借着对小黄杨树“负劲节以谁赏，抱孤心而谁识！”的感叹，点出自己怀才不遇的心声。

　　北宋末南宋初期张守《小黄杨赋并序》强调黄杨树长得高大挺拔而杰出，却是植根于孱弱而不能有所期待的先天条件，借此映衬的手法以大加赞扬黄杨树的不凡与特出。作者表面上写黄杨树，实际上投射了一己的情志于其中，强调黄杨树具备经霜之傲骨、且忽视万物的盛衰之变，只希冀能保全天性、顺应自然，其借树而表达出已无心于政治事物、只想求全保身的心境，正与张守晚年留守建康的心境不谋而合。

　　（一）欧阳修《黄杨树子赋并序》

　　1.欧阳修《黄杨树子赋并序》的主题意识

　　清代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杨部·艺文一》卷二百六十八、清代陈元龙《历代赋汇》卷一百十六草木，皆收録皆收録北宋中期欧阳修《黄杨树子赋并序》：

　　夷陵山谷间多黄杨树子。江行过絶险处，时时从舟中望见之。郁郁山际，有可爱之色。独念此树生穷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备爱赏。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赋以歌之。

　　若夫汉武之宫，丛生五柞；景阳之井，对植双桐。髙秋羽猎之骑，半夜严妆之钟，凤盖朝拂，银床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皪含风，婆娑万户之侧，生长深宫之中。

　　岂知緑藓青苔，苍崖翠壁，枝蓊郁以含雾，根屈盘而带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临千仞之盘薄，下有惊湍之濆激。涧断无路，林髙暝色，偏依最险之处，独立无人之迹。江已转而犹见，峯渐回而稍隔。

　　嗟乎！日薄云昏，烟飞露滴，负劲节以谁赏，抱孤心而谁识！徒以窦穴风吹，阴崖雪积，叹（一作“咔”）山鸟之嘲哳，袅惊猿之寂歴。无游女兮长攀，有行人兮暂息。节既晩而愈茂，岁已寒而不易。乃知张骞一见，须移海上之根；陆凯如逢，堪寄陇头之客。

　　所谓“黄杨树子”，即指“小黄杨树”之意。作者乃借写着描写小黄杨树，以抒发一己不遇之叹。

　　北宋中期欧阳修《黄杨树子赋并序》共计可分三段，前附有序文，其主题意识，可分为几个面向作观察：

　　（1）树生穷僻不受赏惜如谪官

　　欧阳修《黄杨树子赋并序》的序文说明瞭作赋的缘由：“夷陵山谷间多黄杨树子。江行过絶险处，时时从舟中望见之。郁郁山际，有可爱之色。独念此树生穷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备爱赏。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赋以歌之。”夷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在其山谷之间生长了许多小黄杨树。黄杨树为常緑小灌木，质地坚硬而生长极为缓慢，非二、三十年不得为可用之材。在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有载：“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或曰以水试之，沉则无火。取此木必以阴晦，夜无一星则伐之。为枕不裂。”可知黄杨树与一般杨柳树不同，不但生长时间漫长，连采收都需在苍穹无星的阴晦之夜，始能得不裂之木。

　　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一○三六年），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把京城官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份《百官图》，讥讽宰相吕夷简专权，用人惟私，不能选贤举能。吕夷简反告范仲淹越权言事、离间君臣、并勾结朋党。仁宗宠信吕相，故诏令将范仲淹落职出知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当时余靖、尹洙、欧阳修都替范仲淹抱不平，上疏论救，但都相继被贬黜外放。欧阳修致书右司谏高若讷，斥责高若讷逢迎权势，结果欧阳修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这篇《黄杨树子赋》即作于夷陵，欧阳修乃借赋黄杨“此树生穷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备爱赏。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为当时处境的写照，以抒发心志。

　　（2）深宫之物常伴君侧皆美善

　　作者先描述深宫之中的植物、器物，皆常伴君侧。首二句“若夫汉武之宫，丛生五柞”引用了汉武帝时代五柞宫中的五柞树之典故。汉代的《三辅黄图》卷二汉宫记载：“五柞宫，汉之离宫也。宫中有五柞树，因以为名。五柞皆连抱，上枝覆荫可数亩。”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亦载：“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三抱，上枝荫覆数十亩。”可知五柞树在深宫中受到很好的照顾，枝叶扶疏、蓊郁葱茏。第三、四句“景阳之井，对植双桐。”则援引景杨宫井的双桐之典故。李商隐有《景阳宫井双桐》诗：“秋港菱花干，玉盘明月蚀。血渗两枯心，情多去未得。徒经白门伴，不见丹山客。未带刻作人，愁多有魂魄。谁将玉盘与，不死翻相误。天更阔于江，孙枝觅郎主。昔妒邻宫槐，道类双眉敛。今日繁红樱（一作“桃”），抛人占长簟。翠襦不禁绽，留泪啼天眼。寒灰劫尽问方知，石羊不去谁相绊（一作“伴”）。”（《全唐诗·卷五四○》）。景阳井即南朝金陵景阳殿之井，又名胭脂井。《陈书·后主纪》及《陈书·张贵妃传》记载：陈祯明三年，隋兵攻占台城，陈后主与张丽华投此井避难，为隋军所执。“髙秋羽猎之骑，半夜严妆之钟。”帝王狩猎之时，士卒皆负羽箭随从，故称羽猎。严妆之钟乃云深宫之中，宫人闻钟声早起妆饰之事，《南齐书·武穆裴皇后》记载：“宫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宫人闻钟声，早起装饰，至今此钟唯应五鼓及三鼓也。”可知此钟置于景阳楼上，亦离君侧不远。“凤盖朝拂，银床暮空。”凤盖即凤凰伞，是饰有凤凰图案的伞盖，为皇帝仪仗的一种，班固《西都赋》即有“张凤盖，建华旗”的描述。而银床是指架在井上利用滑轮汲水的工具，即所谓的辘轳架，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一诗有云：“风筝吹玉柱，露井冻（一作“动”）银床。”（《全唐诗·卷二二四》）仇兆鳌注：“朱注：‘旧以银床为井栏。’《名义考》：‘银床乃辘轳架，非井栏也。’”可知银床为汲水之辘轳架。“固已葳蕤近日，的皪含风，婆娑万户之侧，生长深宫之中。”上所举之物，因为皆在深宫之中，常伴王侯之侧，因此都能够枝繁叶茂、光鲜亮丽的存在着。

　　（3）黄杨傍险要长成备极辛酸

　　从“岂知緑藓青苔”至“峯渐回而稍隔”，则言黄杨树子辛苦生长的情状，以作为对比。“岂知緑藓青苔，苍崖翠壁，枝蓊郁以含雾，根屈盘而带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临千仞之盘薄，下有惊湍之濆激。”小黄杨树所处的环境并不佳，生长在苍崖翠壁、青苔緑藓上，虽然说依旧枝叶茂盛，但是根部却是盘曲错节的包覆在石头上。虽然不是松树，却显得高超不凡；不是柏树，却又如同柏树般具有孤高的气质。小黄杨树成天面对着的是高耸险峻的山势、以及水势汹涌的激湍，可见其生存环境之险恶。“涧断无路，林髙暝色，偏依最险之处，独立无人之迹。江已转而犹见，峯渐回而稍隔。”涧水阻断了去路，林木高耸使得天色显得昏闇，小黄杨树就依傍在这种最险要的地方，独自生长在人迹罕至之境。生长在穷乡僻壤、孤山絶岭上的小黄杨树，其备极辛酸的成长过程，哪里是深宫中备极呵护之物，所能知晓明了的呢？

　　（4）叹负劲节抱忠心无人赏识

　　从“嗟乎”至“堪寄陇头之客”，作者借着对小黄杨树“负劲节以谁赏，抱孤心而谁识！”的感叹，点出自己怀才不遇的心声。而前述的铺陈，都是为了寄托作者自己的不遇之感。“徒以窦穴风吹，阴崖雪积，叹山鸟之嘲哳，袅惊猿之寂歴。无游女兮长攀，有行人兮暂息。节既晩而愈茂，岁已寒而不易。”在寂寥险峻的山中，只有空洞孔穴中传来的呼呼风声、以及阴崖的积雪相为伴，再加上呕哑嘲哳繁细的鸟鸣声、和忽而传来凄厉的猿猴哀鸣声，更显出山中的空旷与寂寞。没有出游的女子来攀扶，只偶有经过的路人停靠歇息。小黄杨树在岁末寒冬中生长，着实相当的不容易。“乃知张骞一见，须移海上之根；陆凯如逢，堪寄陇头之客。”《博物志》中记载：“张骞使西域还，得安石榴、胡桃、蒲桃。”而《博物志》卷一○又载：张骞乘槎（木筏）至天河的附会传说。欧阳修乃将这些典故作了联想，认为张骞如果在天上看到黄杨树，也会把它移植栽种到人间的。而《荆州记》中记载：“陆凯与范晔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欧阳修亦化用了此一典故，认为陆凯如果见到黄杨树，也会将它寄给好朋友范晔。可见知黄杨树子在欧阳修心中，是如此的特殊、珍贵而有价值！

　　2.与欧阳修《黄杨树子赋并序》的相关诗作

　　欧阳修在夷陵时期的诗作《千叶红梨花》，与《黄杨树子赋并序》所寄托的怀才不遇之感，主旨如出一辙，且亦引用了张骞的典故：“红梨千叶爱者谁，白发郎官心好奇。徘徊绕树不忍折，一日千匝看无时。夷陵寂寞千山里，地远气偏时节异。愁烟苦雾少芳菲，野卉蛮花斗红紫。可怜此树生此处，高枝絶艳无人顾。春风吹落复吹开，山鸟飞来自飞去。根盘树老几经春，真赏今才遇使君。风轻绛雪樽前舞，日暖繁香露下闻。从来奇物产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犹胜张骞为汉使，辛勤西域徙榴花。”夷陵地处偏远，作者以“可怜此树生此处，高枝絶艳无人顾。”表达了对红梨千叶花的怜惜，结尾以“犹胜张骞为汉使，辛勤西域徙榴花。”再次盛赞了红梨千叶花的难得与奇特，也简单运用了《博物志》：“张骞使西域还，得安石榴、胡桃、蒲桃。”的典故，强调红梨千叶花比远从他地移植回来的植物更胜一筹，更强化了此花不同凡响的形象。但是“从来奇物产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则借言此物而委婉道出自己不受君王青睐的现实处境。

　　《黄杨树子赋》第三、四句“景阳之井，对植双桐。”援引了景杨宫井双桐的典故，而欧阳修的诗作中则有论及“双柳”之作，如：《去思堂手植双柳今已成阴因而有感》：“曲栏高柳拂层檐，却忆初栽映碧潭。人昔共游今孰在，树犹如此我何堪。壮心无复身从老，世事都销酒半酣。后日更来知有几，攀条莫惜驻征骖。”植物从初种植到长成枝叶扶疏、茂密繁荫，正象征着时间流逝、提醒着今昔之变及物是人非的感慨。“人昔共游今孰在，树犹如此我何堪。”作者巧妙地化用了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典故，表达了对时间流逝及自己身心变化的感触。未能得志于世的不遇之感，借着“壮心无复身从老，世事都销酒半酣。”表露无遗。

　　而对于“黄杨”的述写，欧阳修在《寄题刘著作羲叟家园效圣俞体》一诗中亦有描绘：“嘉子治新园，乃在太行谷。山高地苦寒，当树所宜木。群花媚春阳，开落一何速。凛凛心节奇，惟应松与竹。毋栽当暑槿，宁种深秋菊。菊死抱枯枝，槿艳随昏旭。黄杨虽可爱，南土气常燠。未知经雪霜，果自保其緑。颜色苟不衰，始知根性足。此外众草花，徒能悦凡目。千金买姚黄，慎勿同流俗。”松、竹、菊花所代表的形象，仍是以具有凛然气节的隐者为主。黄杨木虽然不遑多让，但生长环境较为恶劣，必须“根性足”，始能颜色经霜雪而不衰退。作者对黄杨木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黄杨与松、竹、菊属同一类型的植物，并非只具有观赏的用途，而具有更深层的人格意涵，仍然有其不同流俗之处。

　　3.欧阳修《黄杨树子赋》并序的相关评价

　　欧阳修的《黄杨树子赋》并序在《唐宋十大家全集録·六一居士全集録》卷一储欣评曰：“公谪令夷陵时赋此，托物比类，其词甚文。”这篇赋对于字句上的修饰描摹颇为讲究，例如：第一段用典托物以比方近君王侧之人，较一般的散文赋更为讲究且更加工整。

　　正如在《赋话》卷五的评价：“朱子亦云，宋朝文章之盛，前世莫不推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与眉山苏公，相继迭起，各以文坛名一世。独于楚人之赋，有未数数然者。盖以文为赋，则去风雅日远也，惟六一《黄杨树子赋》，词气质直，虽是宋派，其格律则犹唐人之遗。”古文运动在欧阳修的大力推动下，至北宋全面推行成功，在赋方面也推动了“散文赋”，但欧阳修这篇赋，在质檏中仍加入了一些格律与典故的运用，如：“汉武之宫，丛生五柞；景阳之井，对植双桐。”、“髙秋羽猎之骑，半夜严妆之钟”、“上临千仞之盘薄，下有惊湍之濆激。”、“日薄云昏，烟飞露滴”、“负劲节以谁赏，抱孤心而谁识！”其用典及字句对偶之工整，颇具唐人律赋之风。

　　（二）张守《小黄杨赋并序》

　　1.张守《小黄杨赋并序》的写作背景

　　根据《宋史》列传第一百三十四的记载，张守（公元一○八四至一一四五年），字全真，一字子固，自号东山居士，常州晋陵（今江苏省常州市）人。虽然因为家境贫困，家中无书，但张守十分上进，常向亲友借书以充实自己。因具备读书过目不忘的能力，在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一一○二年）及进士第，中词举兼茂科，先被派任为详定《九域图志》的编修官，后擢任监察御史，累迁御史中丞、参知政事。

　　张守为官尽忠职守，常力劝君王应“内修德而外修政”，亦尝荐秦桧于当时的宰相张浚，待及秦桧为枢密使时，与其同朝为官，但因看不惯秦桧的所作所为，曾告诉张浚曰：“守前者误公矣。今同班列，与之朝夕相处，观其趋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陈于上。”张氏晚年留守建康（南京），卒谥文靖。着有《毘陵集》五十卷。

　　2.张守《小黄杨赋并序》的主题意识

　　清代纪昀总纂修《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毘陵集》卷十五附録、曾枣庄与吴洪泽主编的《宋代辞赋全编》卷八六赋草木二，皆收録北宋末南宋初期张守《小黄杨赋并序》，清代陈元龙《历代赋汇》则皆未见收録张守《小黄杨赋并序》：

　　余几案间，有黄杨生拳石杯水间，有年数矣，蔚茂可爱，喜而赋之。

　　维黄杨之挺生，表竒姿于弱植。蟠霜根之数寸，竦贞干之盈尺。濡两掬之清泉，占一拳之怪石。揽以苍翠之雕珉，培以光明之啐砾。朝假宠于阳晖，夕蒙滋于露液。

　　受一气之独正，纷众叶之多碧。已幸脱于泥涂，靡争妍于花实。安微分而自足，贯四时而不易。置之函丈之间，绰有山林之适。明窻净几，阴敷研席。

　　笑昌阳之琐细，与草芥而匹敌；诮巴苴之凡陋，望秋风而陨踣。傲氷霜之凛冽，玩阴阳之消息。配后凋于涧松，得全生于社栎。虽蒙厄于闰余，初不辞于屈抑。已无心于梁栋之用矣，毋或纵寻斧，以求狙猨之杙也。

　　北宋末南宋初期张守《小黄杨赋并序》亦为借黄杨树抒发一己心志的作品。笔者认为南宋初期张守《小黄杨赋并序》依文意可分为三个段落，前附有序文“余几案间，有黄杨生拳石杯水间，有年数矣，蔚茂可爱，喜而赋之”说明瞭作赋的缘由，其主题意识，可分为几个面向作观察：

　　（1）黄杨弱植而挺生不同凡俗

　　首先叙述黄杨树的生长情状。“维黄杨之挺生，表竒姿于弱植。蟠霜根之数寸，竦贞干之盈尺。濡两掬之清泉，占一拳之怪石。揽以苍翠之雕珉，培以光明之啐砾。朝假宠于阳晖，夕蒙滋于露液。”作者强调黄杨树长得高大挺拔而杰出，却是植根于孱弱而不能有所期待的先天条件，借此映衬的手法以大加赞扬黄杨树的不凡与特出。

　　（2）受天地正气不与花实争妍

　　自“受一气之独正，纷众叶之多碧。”至“明窻净几，阴敷研席。”作者以拟人的方式，表面上写黄杨树，实际上投射了一己的情志于其中。虽然先天条件不佳，但后天独受孟子所言天地间之浩然正气的厚爱与灌溉，因此碧叶扶疏，英姿卓然而立。而且虽然曾经受环境限制而备尝阻挠不得志，但如今已脱离是非纷扰之地，无需与小人般的花实争妍斗艳。安分知足的在几案之间生长着，却能享受着如同在山林间的悠闲自适，此一心境正与张守晚年留守建康的心境不谋而合。

　　（3）具经霜傲骨冀能保全天性

　　作者借小黄杨树抒发一己之心志。“笑昌阳之琐细，与草芥而匹敌；诮巴苴之凡陋，望秋风而陨踣。“所谓“昌阳”即菖蒲的别名，而“昌”通“菖”，《吕氏春秋·任地》有载：冬至后五十七日，昌蒲始生，以其得阳气而昌盛，据此，故昌蒲得名昌阳。而“巴苴”又作“巴且”，一名“芭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很大，花为白色，果实与香蕉类似，可食。作者自己夹注于文，言以“昌阳”和“巴苴”此二物相模拟，乃因这二种植物皆植于水中而能生长。与黄杨树相比，昌阳看起来像小草般不足惜；巴苴随风而倒的鄙陋性格，在黄杨树面前，似乎也该被讪笑责怪。

　　“傲氷霜之凛冽，玩阴阳之消息。配后凋于涧松，得全生于社栎。“黄杨树不屈于极为寒冷的冰雪风霜，也无视于天地间的荣枯盛衰。能配得上后凋的涧松，也能像神社旁的栎树得以保全生命，免受砍伐。作者借此四句强调黄杨树具备经霜之傲骨、且忽视万物的盛衰之变，只希冀能保全天性、顺其自然。其借树而言己志的心意，已不言而喻。

　　“虽蒙厄于闰余，初不辞于屈抑。已无心于梁栋之用矣，毋或纵寻斧，以求狙猨之杙也。”所谓“闰余”是指农历一年和一回归年相比所多余的时日，《史记·历书》：“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以岁之余为润，故曰闰余。”而“屈抑”乃言枉屈、压抑之意，《明史·伍文定传》：“曾未见有鸣其不平，伸其屈抑者。”清·王韬《原才》：“夫天地生才而国家非惟不能用，又从而摧残屈抑之，以自斲其元气，国家何由而盛欤？”另“狙猨之杙”的“狙”指猴子，“猨”通“猿”，“杙”乃指系猴的小木桩。《庄子·人间世》：“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斩之。”作者以末三句“已无心于梁栋之用矣，毋或纵寻斧，以求狙猨之杙也。”表达出已无心于政治事物、只想求全保身的心境。

　　三、中国古代文化治疗学理论的实践

　　儒家文化伦理疗愈的文学治疗意识，可从宋代黄杨赋中有所呈显。

　　北宋中期欧阳修《黄杨树子赋并序》及北宋末南宋初期张守《小黄杨赋并序》，以散文赋的面貌如实呈现心中所想。二文皆以黄杨树地处艰险、生长不易，凸显黄杨树的特出不凡，欧阳修借此抒发一己不遇之叹，而张守则传达出只想保身全性、不想再涉入政治的心境。

　　从儒家文化的伦理疗愈观点来审视北宋这二篇黄杨赋，可看出中国文人以伦理疗愈自我的文化治疗特质：

　　（一）服膺纲常之义

　　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原理，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深植于人心，因此就算体现“阳”面的君、父、夫有错，体现“阴”面的臣、子、妻，仍会服膺于三纲五常之义。因为秉持着五伦的“君臣有义”，即使昏君当道，臣子还是尽心竭力以辅佐，就算因此而丧失性命，也是“虽九死其犹未悔”（《楚辞·离骚》）。

　　范仲淹以《百官图》举证宰相吕夷简用人惟私，不能举拔贤才，原本谁是谁非，昭然若揭、一目了然，无奈宋仁宗竟然听信吕相之言，认定范仲淹是有意结党营私、图谋私利，将范外放，而所有帮范说情之人皆遭贬斥，欧阳修也在其中。欧阳修致书右司谏高若讷，斥责高若讷逢迎权势，结果欧阳修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欧阳修这篇《黄杨树子赋》即作于夷陵，乃借赋黄杨“此树生穷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备爱赏。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借小黄杨树在不利的环境中求生存，作为自己当时处境的写照。且欧阳修借着对小黄杨树“负劲节以谁赏，抱孤心而谁识！”的感叹，点出自己怀才不遇的心声、寄托了自身的不遇之感，以抒发心志。

　　君臣父子的关系，是相辅相依的。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从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态度，可延伸到是否会犯上作乱。孝亲敬长原本是天性使然，而将此种天性延伸到不具血缘的君臣关系上，让“视君如父”的观点深植于士子之心，所以即使为人臣子者心中受了委屈，仍会服膺于君王的安排而不会犯上作乱。

　　（二）一切反求诸己

　　儒家文化中伦理疗愈的消极面和积极面，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即可以恰如其分的说明。

　　中国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顺势而行，在小我与大我、自我与他我的权衡下，仍是以社会和谐的大我为最大的前提，纵使不能完成小我的自我成就，但至少让自己服膺于对大我的整体和谐，也算是对社会的一项消极反馈。

　　北宋末南宋初期张守《小黄杨赋并序》，从对外物的书写转而到抒发一己之情志。张守借言小黄杨树“傲冰霜之凛冽，玩阴阳之消息。配后凋于涧松，得全生于社栎。”主要强调小黄杨树具备了经霜之傲骨、且忽视万物的盛衰之变，只希冀能保全天性、顺其自然，作者借树而言自己想“明哲保身”的心意，已不言而喻。作者在行文时，已将自己与物合而为一，此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即所谓“有我之境”也。

　　张守《小黄杨赋并序》强调自己想要远离是非之地，以求全保身的消极心境。文中“受一气之独正，纷众叶之多碧。已幸脱于泥涂，靡争妍于花实。安微分而自足，贯四时而不易。”表达了虽然曾经受到环境的局限而抑郁不得志，但如今已然脱离了纷扰之境，无需与小人争斗。小黄杨树安分知足的在几案上生长着，却可以享受如同在山林间悠然自得之乐，正传达出作者晚年留守建康的心境，与陶渊明《归去来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自己已经尽力做出合宜的行为，而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都应当“反求诸己”，而不是“怨天尤人”，或“求诸人”。因此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真正的大丈夫，能在生活及行为上坚持着居仁、立礼、行义的原则，得志之时兼善天下，不得志之时，独善其身，做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孟子·公孙丑下》）韬光养晦，待时而动。

　　四、结语

　　《大学》开篇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的大人之学，是培养完美人格、修己治人学问的总纲领，主要的道理，在修明自身天赋灵明的本性，进而使众人革除坏习性、在德性上日新又新、精进不已，最终能达到最完善的地步、幷且坚守不移，由成己、成物、到己物圆满，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实践目标。

　　以大学八条目而言，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至于“修身”，属“内圣”，是内而成就圣贤之德；由“修身”推而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是外而推行仁政王道。孔子所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所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皆是表达要会通物我，利济天下。

　　但是于现实当中，若无法达成“修、齐、治、平”的理想，读书人还是会服膺于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思想，接受现况而不犯上作乱，幷且以内省的功夫规范自己的言行，一切反求诸己，希望在逆境当中除了求生存之外，还能修炼更好的自己，以待东山再起。孟子所云：“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正是儒家文化伦理疗愈的具体展现。如果能将中国古代文化治疗学的文学治疗特质应用在当代社会里，应该可以使社会更为和谐，也能够彰显中国古代文化治疗学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