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文人抒愤传统的形成

　　所谓“抒愤”是希望在处于压抑状态下的现实人生中，能表明自己的心迹，期待在广大未知的读者群中获得共鸣。

　　正如《汉书·司马迁传》所云：“思垂空文以自见”，其实“自见”就是一种自我实现，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如意的自我超越，将满腔未能付诸实现的热血，竭尽自己的心力，以呕心沥血的方式，垂诸世人、传于后世。人陷于逆境之中，身心灵所受的苦难，往往会迫使他为寻求解脱，而去探索宇宙人生的深层价值。

　　屈原在《楚辞·九章·惜诵》开篇即言：“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屈原忠君为国却遭谗被疏，满腔怨愤，乃借由书写赋作表露出其内心的愤懑，以作为纾解情绪、自我疗愈的管道。而在楚辞其他篇章中，也不乏“发愤以抒情”的字句表达，例如：“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独便悁而烦毒兮，焉发愤而筊抒。”（《楚辞·九章·哀时命》）、“肠愤悁而含怒兮，志迁蹇而左倾。”（《楚辞·九叹·逢纷》）、“征夫劳于周行兮，处妇愤而长望。”（《楚辞·九叹·怨思》）、“独愤积而哀娱兮，翔江洲而安歌。”（《楚辞·九叹·忧苦》），皆在字里行间抒发了其心中的愤悁之情。

　　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发愤着书说”的文艺心理学命题。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扺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就点明瞭古代的圣贤之人身处逆境中，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着书立说的情况。在司马迁《报任安书》又云：“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也说明瞭因为心中仍有未尽之语，所以宁可隐忍苟活，也要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旷世巨作完成，此乃化悲愤为力量的具体展现。

　　中唐韩愈继承屈原、司马迁的抒愤传统，提出了文学产生于不平之鸣的看法：“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韩愈认为文学的产生，是由于“不得其平”，因此换句话说，文学乃生于不平之鸣。心中愈是不平、所遇到的环境愈是穷困险阻，愈能激荡出垂世不朽的作品。一般来说，各种东西在不平静的时候就会发出声音，就如同风吹草木因此才会发出声响，水遇上险阻才会有腾跃的水波。正如尼采所说：“没有岩石的阻挡，哪能激起美丽的浪花？”人们发表言论也是如此，泰半是心情遭受某中冲击，才会激起想要发表意见、抒发情思的冲动。而当“胸中块垒欲成堆”，所郁积的不平之气不吐不快时，自是不会再为文造情，也不会作无病呻吟，因此所表达的内容，自能更加撼动人心。而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又言：“夫和平之音澹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 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乃更具体的点出”不平则鸣，文穷益工”的抒愤传统理论。

　　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说法，幷且做了较深入的阐述﹕“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词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多数的骚人墨客，在面对不得志的现实人生时，大都喜欢自我放逐于山水之间，再经由大自然的种种奇山异景，将内心郁积忧愁愤慨的思想寄托于其中，并借此描写出难以言喻的情感。因此，愈是不得志，诗愈能写得好。并非诗使人不得志，而是不得志的人，才会沉潜自己的心灵，将种种情感转化为千锤百炼的作品，因此诗才能写得好，才能成为足以撼动千古人心、引起相同境遇者共鸣的不朽巨作。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也正延续了屈原、司马迁、韩愈等人的抒愤情怀，形成了在中国文学的创作理论上的抒愤传统。

　　二、文学书写疗愈的原理

　　中西古今历来能藏诸名山、流传千古的作品，多半离不开“苦闷”熔炉的冶炼。英国著名的诗人雪莱曾经说：“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正如日本文艺评论作家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所言：“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所以“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这样的论点已广为世人所认同。

　　将写作视为能疗愈身心的一种方式，在西方的心理学和医学界已受到关注。中国文学的创作理论上的抒愤传统，也正是借由文字抒发怨愤、表达内在情志，以达到疗愈身心的作用。人若无法真实表达自己的情感，则容易产生许多身心上的疾病。因此必须要适当地将内在的情绪压力释放出来，才能使身心灵保持健康。

　　书写疗愈的原理可从以下几个方向理解：

　　1.表达：书写可传达真实的自我，保持身心健康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心理系教授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W.Pennebaker)提出书写可以改善健康的看法，他认为表达出内心的痛苦，能够有效减少人内心的焦虑和生理刺激反应。也就是说，人有一项基本需求，就是向别人表露自己。此项发现引发人们开始研究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对于身心疗愈的影响。例如：写作、绘画、音乐、舞蹈、戏剧，都被作为应用到心理学治疗领域的表达方式。英国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说：“写作是为了滔滔不絶地写下去。因为有股外力在驱使着我（写作）。因为我走火入魔了。 因为天使给我发了指令。 因为我坠入了缪斯女神的怀抱了。 因为缪斯让我怀上了这本书，我得把它‘生’出来。”书写表达，是源自于人内在的冲动与需求，内在的驱使力，促使人将心中的情境化为文字表达出来，当作品产生、展现出真实的自我，内在情绪也得到了升华。

　　2.反思：书写可促进自我的省思，协助重获新生

　　从困境出现，到转化为文字表达，使人们能不只是停留在情绪的当下，更能透由转化的过程，提供自我反思的机会。詹姆斯．彭尼贝克说：“书写的首要价值是：它迫使我们问自己是如何或者为什么如此觉察我们做事情的方式。理想状态下，书写帮助我们组织、架构、整理这些经验，并赋予它们意义。作为一种自我反思练习，书写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自我反思提供了一种反馈形式，使个人能够决定它们是否需要调整自己的生命历程。 而周期性的自我反思是健康的，它可以用于困境当中。 ”透过反思，人们可以反观自己的经历，幷且借由内在自省的机会，调适构建自己与外在世界的相处模式。正如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大卫．威廉(David J.Wallin)博士所言：“这样的觉知使我们在很多方面受益。它有助于调节困难的情绪。它还可以去除掉那些自动化的习惯性反应模式。使我们可以‘醒过来’重新体验这个世界——如同我们有一个‘新生的心智’。 ”我们经由反思的觉知，可以重获新生。

　　3.调节：书写可提供重释的机会，调整观看的视角

　　书写能缓和情绪反应，经由这样的调理节制，纾缓情绪的变化，也有助于在思维方式上给予不同的改变。在书写的同时，可以从不同角度来重新看待和解释发生过的事情。詹姆斯．彭尼贝克说：“另一个普遍会发生的现象是视角的逐步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书写某个具体事件的人会对这个事件变得越来越超然。他们可以后退一步，然后思考这件事情复杂的成因和自己复杂的情感。也许通过多次梳理创伤，书写可以让人们的情感反应不那么强烈。换句话说，不断面对令人沮丧的经历能够让一个人带着更少的情感包袱去评估这种经历的意义和影响；它看起来提供了更多的距离和视角。”当事者看待事情的态度，是影响能否自我疗愈的关键。处于正念状态者，较容易从正向视角看世界。

　　4.接受：书写可重构内部的自我，接受自身的局限

　　遇到苦闷困境，能够真实坦诚的将悲伤和无奈表达出来，才能真正与苦闷困境告别。信息储存在大脑中的状态，会直接影响人的情绪反应。把情感记忆和语言文字联系在一起，可以帮助人在内部重新构建自我。詹姆斯．彭尼贝克认为：“一旦一个形象变成了语言，它就被免职了，幷且在记忆中被改变了，这就让回忆实际的图片变得更困难了。”当人脑把发生的画面转化为语言文字时，这个画面被储存的方式就已经从根本上被改变。身心灵如果一直浸染在负面情绪中，就如同伤疤一再被揭起，没有康复的机会。而当情绪不再对这些旧有的画面纠缠时，生命就能按照发展的方向继续前行。书写可以帮助人们理清思绪，接受自身无力、无奈、不完美的局限性，才能从痛苦的情绪中释放出来，重新面对自己的新生活。

　　正如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所说：“人们的目标在于自由、诚实、富于责任心地生活于每一个时刻当中。因此，在每一个时刻，人们都在尽力地实现他自己的本性以及完成他的进化任务。”每一次苦闷困境的到来，都是为了淬炼我们，走向更进化的人生。

　　三、从苏东坡看书写疗愈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一举高中进士后，就大放异彩，备受重视。在众多才人才中，宋仁宗还是最看好苏轼。宋仁宗见到苏轼后，对他的才华赞叹有加，而且说出：“朕为儿孙觅得宰相之才。”这样的赞誉，也为君臣之间的知遇之情，留下了一段佳话。

　　只可惜，被宋仁宗视为宰相之才的苏东坡，却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因为“乌台诗案”而被捕入狱，苏轼此时可说是面临人生的重大挫败。苏轼在狱中的日子非常难过，审讯者经常对他通宵辱骂，常常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无法见面，所以二人暗中约定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判了死刑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中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为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钱，便将替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朋友送的饭里，有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吃一惊，认为自己凶多吉少，在极度悲伤之下，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诀别诗《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表达但愿与子由世世代代都做兄弟，把未了的因缘付诸来生。其二“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苏轼的内心如到处乱撞的鹿,感觉现实中的自己已命在旦夕，就好像面临着滚汤烈火将被扔进锅里煮的鸡，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深沉悲痛与无奈感，霎时间不禁令人感同身受，黯然神伤。

　　在人生的最谷底，成功出手相救的却是在政治理念上不合的王安石。当时已隐身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宋神宗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此语起了决定的作用。宋神宗“以公（王安石）一言而决”，从轻发落。神宗下令免去苏轼死罪，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并无权签署公文。其弟苏辙同受贬斥，贬为筠州监酒。苏轼总共经过了一百三十天的生死煎熬。

　　刚被贬官到黄州的苏轼，政治处境的恶劣可想而知，生活的窘迫也是他未曾经历过的，心中的不平与怨怼似乎无人能解，因此他在《卜算子》中，写下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样的句子，表达出坚持理想与原则，不愿苟合世俗的他，结果历尽人世的孤寂苦楚，正如孤单的鸿雁，拣尽了所有寒枝还不肯栖宿在上头，最后只能飞到寂寞的沙洲，忍受着孤独与凄冷！

　　旷达并非可一蹴而就的，苏东坡在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写下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样的作品。此时的东坡，经过三年的沉潜，开始懂得在逆境升华自己的心境。东坡借着写眼前的自然景象，谈心中了悟的人生哲理，最能展现出东坡在经历世态炎凉后，坦然面对一切，不受外在环境束缚，旷达豪放的坦荡胸怀。北宋苏东坡《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篇作品正是一个心境上的沉淀、累积和转折：“(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正文)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词牌名《定风波》字面来看，表象的意思是“风平浪定”之意。在词的起初阶段，调名和词的内容是有关的，因此调名也就是词名、词的题目。这种“缘题生咏”、以调为题称做“本意”，如《渔歌子》本咏渔家，《更漏子》咏夜。至五代、宋代初始，絶大部分词的内容和调名不相一致了，词牌的选用，必需考虑其声情，而与词的内容，并无絶对的关系。而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回到词的“本意”，写出自己对于人世间的一切，已然能以洒脱乐观的方式面对人生，心湖再无一丝波澜。东坡应是有意的选《定风波》这个词牌，当时乌台诗案的风波已定，谪居黄州的生涯让他慢慢用豁达的观点来看透人生，平静的心灵上再无一丝风浪，正呼应了“定风波”三字的词表意思。因此苏轼选用《定风波》调，正是要写出他随遇而安、浪平心静的疗愈心境。

　　词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东坡以小序说明：三月七日那天，他在去沙湖的路上，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大雨，本来是带着雨具的，但途中以为不需要就让仆人先带回去了。同行的人为了怕淋湿，纷纷闪闪躲躲，显得处境很困窘不堪，只有东坡慢慢走，一点儿也不着急、不慌忙。当你的心够强大，能够不把外在环境加诸在你身上的风雨视为负能量，那么，外界的风狂雨狂急，也就不能影响你的安步当车。这也就是为什么“同行皆狼狈”，只有苏东坡可以说“余独不觉”的原因了。此时的东坡，已经有超然淡定的心胸，可以坦然面对人生的风雨。

　　根据《东坡志林》卷一《记游．游沙湖》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苏轼在黄州生活颇为穷苦，靠他的老朋友马正卿和黄州太守徐君猷的帮助，在沙湖临皋亭下那里买数十亩荒地来加以耕种，因而改善了民生问题。这块地位在黄州城东，是一块坡地，将其地称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虽然淋雨得病，但苏轼不提病事而直写胸襟，显示其性格豪迈、心胸豁达，也表达出自身对这一路雨而复晴的个人感触。

　　上片“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东坡说：不必在意风雨穿过树林吹打树叶的声音，何不一面放开喉咙吟咏长啸，一面悠然从容地行走散步。而所谓的“风雨”，包括了二层含义：一是突如其来的自然界风雨，另一层也在暗指人生的风雨。苏东坡写的《湖州谢上表》为“乌台诗案”的导火线。1079年三月，苏轼从徐州太守任上调往湖州担任太守，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最终于四月二十日扺达湖州，按照惯例他需要向皇帝写一道谢恩表。苏轼是一个直言不讳又带点感情用事的人，在这篇谢表写了讥讽新党的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他虽然谦说自己迂腐不识时务，难以与新进之人共同进步，但是苏东坡此举却正是说明瞭他与新党的捍格不入，激发了李定、舒亶、何正臣等言官采取告御状行动的决心，他们从苏东披诗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三卷)中，挑选了一些所谓诋毁新法、愚弄朝廷、无尊君之大义的诗句，编成二十多条罪状，向神宗皇帝告御状，也因此让苏东坡的昂扬人生急转直下，遭遇了重大的人生风雨。如何应对人生不公平？作家王文华曾说：“人生不公平，如果我们抱怨，那是善用了权利。但如果我们扭转，那是善用了礼物。”人生不公平，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当我们受到不平的待遇时，面临一个重要选择：是否愿意扭转命运。人生不公平，该如何扭转命运，思考在不公平的状况下，生命带来何种礼物，成就更好的人生。扭转的尝试，未必能保证有好的结果，因为人生还是不公平。但扭转的尝试，让我们不再任由命运和别人摆布，让我们在恶劣的环境下，仍然活出自己的风格。那不会是完美人生，但絶对是独一无二的版本。千万要记得：形塑我们的不是经验，是回应经验的方式

　　弗洛伊德有个经典名句：“人生有两大快乐：一个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可以寻求和创造；另一个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可以去品味和体验。”东坡在仕宦之途上，没能顺遂心愿，但他却在生活上另辟蹊径，寻找和创造出另一番生活意境。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赴任徐州知州时，黄河在澶州曹村埽一带决口，苏轼亲自率领禁军武卫营，和全城百姓抗洪筑堤保城。经过七十多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终于保住了徐州城。全城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为感谢好知州，纷纷杀猪宰羊，担酒携菜上府答谢。苏轼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又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百姓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这美味为“回赠肉”。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在黄州期间，苏东坡亲自动手烹饪红烧肉并将经验写入《猪肉颂》：“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大家都很好奇东坡肉该如何煮，在这篇文章中，东坡告诉我们：洗乾净锅，放少许水，燃上柴木、杂草，抑制火势，用不冒火苗的虚火来煨炖。等待它自己慢慢地熟，不要催它，火候足了，它自然会滋味极美。若非大文豪得空，或许东坡肉的美味就会失传了也不一定。

　　除了东坡肉，苏轼在贫困的日子中，还能将苦日子当好日子过，现在有名的“羊蝎子”烤羊脊骨的吃法，最初就来自苏东坡的匠心独运。在苏轼《与子由弟书》有载：“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徽肉，熟煮热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燋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螫，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东坡写信告诉弟弟苏子由：惠州这地方很穷，商业落后。整个市场一天只杀一只羊，我买不起羊肉，被贬之人，也不敢跟当地的官员争买羊肉，就和屠户人家商量留点羊脊骨。羊骨头间还是有点肉的。烹羊蝎子要先煮熟，趁热滤干拿出来，若不趁热滤干，就含水不易干。泡点酒，抹上薄薄一层盐，烤到微微有点焦的时候吃。羊蝎子上的丝丝肉星，酥脆焦嫩，剔一天也就在筋骨结合的地方弄些微的肉，吃起来仿佛在享受吃蟹螯的乐趣。数日吃一次，感觉很补。老弟你吃了三年公款大餐，肉多到咬一口都到不了骨头。当然就吃不到这等好吃的味道了。所以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个秘方，不是拿你开心，真好吃的，你要不也试下？不过肉都给我啃光了，惠州那些等着吃肉骨头的狗就有些不开心了。

　　东坡面临的是非常贫瘠的生活环境，他却能以不同的眼光，活出自己别有一番滋味的生活，甚至后人还因为他，发展出一道羊蝎子的名菜！正所谓在心田种下什么种籽，外在就会开出什么样的花。内在的涵养，美好的思想，会带来美好的正能量。如何超越逆境，享受顺境，都在自己内心的抉择。

　　上片“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东坡觉得：拄着竹杖、穿着草鞋，轻便快捷得胜过骑马，风雨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披着一身蓑衣，任凭风吹雨打，照样可以来去自如过我的一生。

　　事实上，心够强大，就能转逆为顺。心，决定了你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境由心生，决定一个人的心情，不在于环境，而在于心境。世上从来没有真正的絶境，有的只是絶望的心理。只要我们心灵的雨露不曾乾涸，再荒芜贫瘠的土地，也会变成一片生机勃勃的緑洲。以孔子为例：孔子年过五十，体会出德行天命与自己内在生命的连结，是其人生境界的重大突破。孔子深信：道德与天命同格，则可底气深厚，无所畏惧。最典型的例证有二：孔子在五十五至六十八岁时周游列国，先后到过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孔子56岁（公元前496年）在经过匡邑这个地方时，遇到因被人误以为是阳虎而被围困的窘境。当时他安慰弟子：「你们不用烦心，如果上天要灭絶周文王的文化与典章制度，那早就会将它毁了，不会让我们看到并学习这些文物。既然让我们看到并学习了，就是希望我们将它传递下去，既然上天将传递周文王之道的责任交付在我们身上，匡人是不可能会违反天意伤害我们的！」果然，匡邑的暴民后来发现整件事情是个误会，就自动散去了。

　　另一个例证是孔子在60岁（公元前492年）经过宋国时，宋国司马桓魋意图加害他，孔子充满自信的对弟子说：“上天让我有传道之德，桓魋这个人又怎么能伤害我呢？”」孔子认为天生圣德于我，我与天同体，则无道的桓魋，哪里能加害于我？正如东汉经学家包咸所言：“天生德者，谓授我以圣性也。德合天地，吉而无不利。”正如弗洛伊德的经典名句所说：“对于成功的坚信不疑，时常会导致真正的成功。”坚定不移的信念，正是孔子能够转危为安的关键。心够强大，确信自己与天同德，自然底气深厚，就能转逆为顺，无所畏惧。胸襟决定器量，境界决定高下。人心就如同一个容器，装的快乐多，烦恼自然就少；装的简单多，纠结自然就少；装的满足多，痛苦自然就少；装的理解多，矛盾自然就少；装的宽容多，雠恨自然就少。事实上，活着就是一种修行，修行就是在修心。修得一颗平常心，则随时都快乐；修得一颗满足心，则随时都幸福。

　　下片“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微冷的春风，把我的酒意吹醒了，身上略感寒意，这时远方山头上初晴的落日斜阳，已代替烟云雨雾出来迎接我了。回头看看一路走来时遇到寒风骤雨的地方，回去吧，对我来说，既无所谓风雨，也无所谓天晴。当人经过风雨，感到寒冷的时候，忽然一抬头，看到山头太阳的斜照，心中立刻升起一种亲切和温暖的感觉。“山头斜照却相迎”为一转折关键，写雨过天青，带出下面对陶渊明“归去来兮”的体会，呼应上片“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渔樵生涯，颇有宠辱不惊、藐视一切的气概。天晴后，回头看看“萧瑟处”，刚才还是大雨，现在已经晴天了。大自然的往覆循环，月缺之后月圆，雨过后便是晴天。当你心静如湖水，全不在意外在事物的得失时，便可以领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快乐了。若能将这一念心守住，安心无为，管他风动、幡动，自然不为所动。东坡在顺境中努力为官，也懂得在逆境升华自己的心境。

　　苏东坡已经超越在风雨阴晴之上，悠然自在地走自己的路，走向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地。在他的心中，既没有风雨，也没有晴天。也就是说，不论是顺境或逆境；也不管是升迁或政治风雨，这一切都不再挂怀于心。这里的“归去”，既是从沙湖相田路途归去，也是由人生的宦途归去。东坡已经看淡所有人生的风雨阴晴，因此能拥有旷达的心境、宽广的胸怀，也才能宠辱不惊、自信从容，过着超凡洒脱、乐观昂扬的人生。

　　苏东坡用一场踏春遇到雨的事，对自己的人生态度进行了总结。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风雨，只要坦然面对，不自怨自艾，用豁达的心胸去对待，等事情过去之后，就会发现，一切都是过眼烟云，而风雨所带来的，是生命的成长。人生的起落历练，粹炼着东坡，以更达观自适的方式，来看待人生，使心灵如同没有一丝风浪般平静。而无论晴天也好，风雨也罢，一切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心灵励志作家史宾赛．强森博士Spencer Johnson, M.D. 在《峰与谷：超越逆境、享受顺境的人生礼物》一书中曾说：“当你渴求自己缺乏的事物，你就处于低谷；当你对现况感恩，你就是处于高峰。”人并非拥有良田百亩、广厦千万间，就能够快乐满足，真正的快乐是：内心充满智慧与喜乐，没有罣碍！要先求自己的心好，凡事学习往好处想，才能感受到世间的一切都美好。人好、话好、事好，无一不好，那便是人间好时节了！

　　苏轼的另一首《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正可为《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做一注解：“词序云：王定国歌儿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词云：“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末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最是动人，道出了：这个心安定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此阕词作于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苏轼年51岁，在京任中书舍、翰林学士。王巩贬海上五年南迁而归，柔奴亦甘心随王巩辗转迁移。柔奴安时处顺、乐天知命，从不骄矜，亦未发出怨尤，苏轼十分欣赏柔奴的随和心境，因此作《定风波》词以记之。以《定风波》调作词，亦有随遇而安、安处患难之意，苏东坡想到自己、王巩、柔奴的遭遇，都如起起伏伏的风波，但是只要拥有安定宁静的心境，那么，到处都是落脚处，到处都是能自在生活的广阔天地。

　　在遭遇挫折困顿时，苏东坡从最初的抑郁悲戚，到后来的随遇而安、我们从他的文学书写中可以看出他也经历了“表达/反思/调节/接受”书写疗愈的四个阶段：

　　1.表达：书写可传达真实的自我，保持身心健康

　　苏东坡在面对以为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不避讳的传达出内心真实的自己：“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害怕的如到处乱撞的鹿、感觉命在旦夕的自己就好像将被扔进锅里煮的鸡。而苏轼在刚被贬官到黄州时，心中充满了不平与怨愤，因此也在作品中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传达出坚持原则、不愿苟合世俗的他，却受尽人间孤寂苦楚的心境。

　　2.反思：书写可促进自我的省思，协助重获新生

　　经过三年的沉潜，东坡开始懂得在逆境升华自己的心境。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苏东坡在反思过往中，重获新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过去的风风雨雨、外界的风狂雨狂急，都影响不了他的安步当车。

　　3.调节：书写可提供重释的机会，调整观看的视角

　　境由心生，决定一个人的心情，不在于环境，而在于心境。如何超越逆境，享受顺境，都在自己内心的抉择。“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东坡在书写的同时，能从不同角度来重新看待和解释发生过的事情，因此拄着竹杖、穿着草鞋，也感觉轻便快捷得胜过骑马，所以面对风雨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只要披着一身蓑衣，任凭风吹雨打，照样可以过着来去自如、洒脱自在的人生。

　　4.接受：书写可重构内部的自我，接受自身的局限

　　黄州时期的苏轼，可以说为“穷则独善其身”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修养心灵的途径。苏东坡在顺境中努力为官，也借由书写传达出懂得在逆境升华自己的心境。东坡已经超越在风雨阴晴之上，悠然自在地走自己的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东坡已理解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明白自身的局限性，因此能看淡人生的风雨阴晴，拥有洒脱的心境、过着旷达乐观的人生。人生难免遭遇风雨困境，如何将狂风急雨化为灌溉良田万亩的活水源头，端看心态的转移。当我们已能坦然面对、接受这一切时，再回首过往，会发现：风雨所带来的，是生命的成长。苏东坡看到友人王巩、柔奴的际遇，以及自己经历起起伏伏的人生风浪，最后以“此心安处是吾乡”最能传达出接受现实、随遇而安的心态。

　　四、结语

　　自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着书说”、韩愈的“物不得其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中国的文人抒愤传统已然形成。孔子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这也是历代读书人心中所关注之事。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左传》就已点出能不朽于世的方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三不朽”中，“立言”可说是读书人能名垂于世最终的寄托。

　　文人本着知识分子的身分与职责，对于家国前途及个人政治生命自然有一番憧憬。在不能一展抱负的情况下，文人只能借由创作表白自己可昭日月的赤胆忠心、斥朋比为奸蒙蔽君王的群小党人，以抒发胸中块垒。虽然屈原最后以投江结束以明志，看似文学疗愈未能达成其终极性的目标，但若从屈原所经历的低谷人生来看，文本书写的确陪他走过许多阴闇的幽谷。屈原以生命熔铸的不朽诗篇，不仅为其命运多舛的政治生涯留下了轨迹，更开创了迁客骚人“发愤以抒情”的自我疗愈书写传统；同时也为有相同情境的读者，在阅读后找到自我疗愈的出路。正如但丁《神曲·天堂篇》的结语：“只是一阵闪光略过我的心灵/我心中的意志就得到了实践/要达到那崇高的幻想/我力不胜任/但是我的欲望和意志已像那均匀转动的轮子般被爱推动/爱也推动那太阳和其他的星辰”。巨大的焦虑和压抑，到了压不住的时候，就会冲决而出。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对压抑的最好舒泄，因为它可以逃避痛苦，成为“替代性的满足”，他把这称为“升华” 无论是郁积性的苦闷还是创伤性的心理痛苦所造成的那种强大心理势能，都能转化为心理内驱力，迫使作家通过“着书”这种途径使得情感得以释放。

　　如何在逆境中活出自己的顺境，端看怎么转变自己的心境与人生态度。经由文学的书写疗愈，可以帮助人们更快以正向的态度面对人生。苏东坡经历了“表达/反思/调节/接受”书写疗愈的四个阶段，使他在豁然领悟后，不论顺境、逆境，都让自己认真过好每一天，进而创造出另一番生活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