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人生难免面临高峰与低谷，于顺境时不免意气风发、志气昂扬；处逆境时也只能韬光养晦、韫椟藏珠。

　　观苏东坡一生宦海浮沉，虽时而身处逆境，却能在现实中忘怀得失，表现出随遇而安、旷达自适的人生态度，终究在历史的长流中，留下了千古的美名。

　　逆境出人才，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就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说法。苏格拉底曾说﹕“逆境是磨练人的最高学府。”恩格斯亦曾言﹕“逆境使天才脱颖而出”，但并非所有面临不顺利境遇的人，都能成就一番伟业，只有能正视逆流，找出真正属于自己人生顺境的人，才能跨越眼前的藩篱，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正如十九世纪英国诗人拜伦所言：“逆境是到达真理的一条道路。”让我们从苏轼《前赤壁赋》一文中，一探东坡在遭遇中年危机时，如何以写作文章自我疗愈，由“变”与“不变”的观点中解决生命的困境！

　　二、以弗洛伊德人格三结构透视《前赤壁赋》

　　弗洛伊德提出人格三结构理论，他认为人格是一个动态的能量系统，可划分为三个层面：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分别对应着：潜（无）意识、前意识 、意识。

　　在我们的内心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空间，意识犹如浮在表面的冰山一角，隐没在水下的那片庞然大物就是潜（无）意识，而连接意识和潜（无）意识的层面就是前意识，这就是弗洛伊德著名的“冰山理论”。 

　　意识层是指海面上可见的冰山，而前意识层相当于涨退潮时落差之间的冰山层，潜（无）意识层则是位于海底深不见底的深层区域，是占据整体人格最大部份。其中，潜（无）意识相对于意识及前意识，呈现具有两种对立关系的意识层次。

　　（一）原始抒情的本我

　　弗洛伊德将“本我”定义为心灵深处最古老的那一部分，其他的结构都源于此。本我是心灵的原始部分，是真正心理的现实，是我们人格中隐密的、不易接近的部分，且它密切地和快乐原则相联系：

　　本我是“源自躯体组织的本能”，是“最初的心理表达”

　　本我是原始的、无序的、感性的“非逻辑的领域”。“本我”展示了“真正的心理现实”

　　本我只受最基本的、原始的心理动力原则制约

　　本我，是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部分。

　　就各部分的能量而言，本我受快乐原则支配，“用来使人的本能得到满足。”

　　本我按照“快乐原则”行事，追求一种絶对不受任何约束的本能欲望的满足；本我完全不懂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善与恶和什么是道德。 

　　（本我）充斥着来自本能的能量，但是它没有组织，不能产生任何集合意志，只能力争使受享乐原则支配的本能需求得到满足。 

　　综合上述，可知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最原始自然的存有，为最真实的心灵状态的呈显，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寻求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满足。

　　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为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居黄州的第三年，在出游黄州城外赤鼻矶时，作《前赤壁赋》，文中隐含著作者由“乐”转“悲”后“喜”的三次情绪上的变化。

　　以苏轼的《前赤壁赋》而言，文章一开始抒写了赤壁秋江月夜的奇美之景：“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勾勒出一幅絶美的月夜泛舟图。在如诗如画的江景中，予人顿生一种“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遐思。苏子与客人身处清风明月之中，身心灵完全融合于大自然的美景里，展现出快乐愉悦的氛围。这是一种顺应自由天性、自我解放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和困扰，无拘无束的率性生活。可谓将道家“无为”思想发挥到了极致。而此种与大自然合而为一，依循着快乐原则，满足心中最原始而真实的渴望之情态，即是弗洛伊德所谓“本我”的呈现。

　　而文末“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借。相与枕借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乃为苏轼经过一番生命的对话与省思后，升华了心灵的层次，在心境上有新的体悟，因此心中能不起无谓的涟漪，惬意地自适自乐，充满着喜悦之情。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本我“密切地和快乐原则相联系。”且展现了“真正的心理现实”，苏轼在经过生命思索的洗礼后，反璞归真，找回最真实的本我。

　　（二）调和现实又充满困惑的自我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往往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因为它是有意识的，既要面对现实，又要调和现实的矛盾；又因为它是无意识的，所以常常陷于困惑，无法自拔：

　　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并得到发展的那一部分，它处于本我和世界之间，根据外部的需要而活动，它是调节本能要求与现实社会要求之间不平衡的机制。 

　　处于前意识的自我，是跨越本我和超我的桥梁，“它代表理智和常识，按照现实原则来行事。” 

　　自我首先、最终都是身体上的自我。 

　　自我是代表意识的那部分心理。

　　自我就是这样被本我所驱使，受超我所限制，遭现实所排斥，艰难地完成它的效益任务，使它所遭受的种种内外力量和影响之间达到调和。 

　　自我面临三重考验：外部世界的现实，本我欲望的诱惑，以及超我的规范。在它(自我)企图斡旋于本我和现实之间时，它常常不得不用他自己前意识的文饰作用，来掩盖本我的无意识的要求，以隐瞒本我和现实的冲突。 

　　综上所述，弗洛伊德强调“自我”经常处于冲突困惑的情况。因为本我驱使着自我按照快乐原则去生活、追求实时满足本我的冲动，但超我又严厉的监督着自我，因此自我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矛盾与痛苦之中。

　　在苏轼的《前赤壁赋》中，借由主客之间的问答，凸显了内在自我的冲突与矛盾：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絶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文中，东坡借着客人之口，以三层对比的方式，道出了对亘古以来无法解决的三重悲叹：

　　1.人类的平凡与渺小：

　　第一层以“古代英雄人物”与“当今平凡小人物”作对比，而心生悲叹：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

　　慨叹曾经气宇轩昂、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曹操，当年如此不可一世、势如破竹，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鋭不可当之势，但如今也淹没在滚滚滔滔的历史洪流之中，不复存在。更何况平凡如“吾与子”这般的小人物，又还能留下什么呢？

　　此种对于“景物依旧，人事已非”之慨，历代文人皆有所感。小则对儿女私情的嗟吁，如：崔护《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又如李清照《武陵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大则对时代变迁的悲慨，如：王勃《滕王阁序》末之诗：“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吴宫花艹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这些都是由今昔对比所产生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

　　2.人生的短暂与有限

　　第二层以“宇宙无穷”与“人生须臾”作对比，而心生悲叹：

　　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人生有限，短暂而渺小，这是亘古以来人类无法免除的悲哀。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正有类似的慨叹。历代文人在无法施展济世之志、陷于困顿迷惘之时，往往会思索宇宙的本源，重新探求生命的价值。李白在仕途失意之时，写下了《把酒问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凸显月亮宇宙的永恒无穷、人类寿命的短促有限。陈子昂忠而见弃，悲愤填膺，在登上幽州台时，举目四望苍茫的大地，乃迸发出脍炙人口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面对寥廓的江山，永恒的宇宙，不禁发出对有限人生的感慨。

　　而在苏轼本身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寄寓，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又如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前者借由对周公瑾的遥想，表达人生如梦的慨叹；后者借着雪泥鸿爪、老僧新塔、坏壁旧题的意象，表达了对人生短暂的怅惘之情。

　　3.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第三层以“理想”与“现实”作对比，而心生悲叹：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此二句借由理想与现实对立的显现，隐约传达出作者内心世界对于出仕与退隐矛盾的困惑。辛弃疾在《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语以寄》这阙词中，最能传达出理想与现实差距的矛盾与可悲的心境：“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将军神采飞扬、意气风发、气势磅礴的“沙场秋点兵”，紧接着率领精鋭铁骑、风驰电掣的乘胜追击，顿时战斗的凯歌凌空而上、直入云霄，欢呼之声惊动天地。然而，正当情绪高昂，正如同飞鹰展翅翱翔于天际之时，一句“可怜白发生”，顿时将理想中的情境拉回了无情的现实。南宋朝廷的腐朽，让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使人不禁为有志之士却无处伸展者，掬一把同情之泪。

　　罗曼·罗兰曾说：“暂时的是现实，永生的是理想。”正可为此一人生的悲叹，下一个贴切的脚注。

　　（三）超越现实追求旷达的超我

　　弗洛伊德所谓的超我，即良心及自我理想，为人格的道德或理想的成分。理想自我是他本身的自我总无法达到的：

　　超我由自我理想和良心组成，是人格中专管道德的司法部门。它为至善至美而奋斗，不为现实或快乐操心。

　　超我代表了每一个道德限制，它是追求完美的倡导者——简要的说，超自我就是我们从心理学方面所能够把握的，被描述为人类生活的较高层次的那种东西。 

　　（超我）这种我们每个人心理生活中最深层的东西，通过理想的形成，才根据我们的价值观标准变成了人类心灵中最高级的东西。

　　自我理想（超我）在一切方面都符合我们所期望的人类的更高级性质。

　　超我最初产生于父母的禁止和批评。因为童年长期对父母的依赖，父母的标准和之后社会的标准投射于内心，即它们融入了个体心理中，或成为个体了个体心理的一部分，导致一旦自我没有达到理想自我的要求，就会听到良知的谴责。

　　漫长的童年时代——人类成长中依赖父母的时期——在自我中积淀形成了一个特殊动源，使得父母的影响被延长。这被称为超我

　　超我代表了所有的道德约束，主张追求完美。简言之，它是人们生活中被我们称作更高精神追求的东西。

　　超我是人格中“高级的、道德的、超自我的心理结构”

　　综上所述，超我是人类人格结构中最高等级的表现，是经由长期生活环境思想养成，所累积出最理想的心灵层次。超我以“道德”和“良心”为尺度，按“至善原则”行动。

　　在《前赤壁赋》中，东坡以超我意识，去面对平凡、短暂而现实的人生三大悲叹：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从上述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面对人生困境时的两项疗愈密码：

　　1.改变视角，心宽路广：

　　东坡从不同角度观察世间万物，则一切问题都能豁然开朗：“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若从变动的角度，观看天地、人世间的盈虚消长、得失荣辱，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中；若从永恒的视角看，宇宙万物、水月人我，皆属于无穷无尽生命长河中的一环。以此视角观看世间万物，纵使个体只是天地间之蜉蝣、沧海里的一粟，但是有为的生命，仍然具有永恒的价值。

　　后梁布袋和尚将入灭前，说了一偈：“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低了头，才能看见水中广阔的明净蓝天；退后到了最后一步，再抬头看看，才发觉满田已都是青葱翠緑的秧苗了。此种“低头见蓝天”、“退步向前进”看似违反常规、背道而驰的说法，却造就了一个和谐的统一，正具体展现出“反常合道”的思维模式。

　　明代洪应明《菜根谭》曾言：“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正如俗谚所云：“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以退为进的思路，正告诉我们面对逆境时要转念。面对诡谲多变的生，需要有为有守。虽然身处逆境，但“玉在山则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适时的谦退，韬光养晦，也是一种修为；一时的隐忍，或许即能转危为安、将狭隘之径转为无限宽广的大道。

　　圣严法师在《觉情书：圣严法师谈世间情》中提出：“山不转路要转，路不转人要转，人不能转则心念要转。”正如《六十华严》卷十云：“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造。如心，佛亦尔；如佛，众生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诸佛悉了知，一切从心转，若能如是解，彼人见真佛，心亦非是身，身亦非是心，作一切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造诸如来。”又如《楞伽经》上所云：“心生即种种法生，心灭即种种法灭。”万法唯心所造，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正所谓“境随心转则悦，心随境转则烦”，身所处的境地是苦是乐，往往出自于主观的感受。想要成就何种人生，端看一个人抱持的心态。忧伤的心，就会成就愁苦愤懑的人生；愉悦的心，则能成就圆满自适的人生。

　　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所言：“我的存在，对我就是一个永久的神奇，这就是人生。”只要认真生活，把握当下，自然能活出属于自己生命的光彩，留下永恒的印记。

　　东坡虽然面临人生中多次的起伏，却能以旷达的襟怀面对一切，最主要是他的秉性中具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且比一般人更擅长调整自己的心态。正如刘大杰所言：“他絶不因一时的失意就沉溺于酒色而不能自拔。他有高远的理想，他善于在逆境中解脱他的苦闷，拯救他的灵魂。山水田园之趣，友朋诗酒之乐，哲理禅机的参悟，都是他精神上的补药。所以他无论处于何种难关，他都能保持他的正常人生。”每每遇到挫折困境，东坡总能以“换个角度看，世界大不同”的心境去面对一切。只要能转念，心宽则路广。能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身处絶境而不失望的心境，纔可期待“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南宋诗人陆游《游山西村》）的崭新局面出现。

　　2.物我合一，消弭对立

　　统观苏轼的超我人生哲学，其思想是立足于儒家立场，兼取佛、道思想。王世德在《儒道佛思想的融合》一文提到，苏轼“摒弃对于生死祸福、贵贱寿殀的考虑，保持心胸开朗而坦然的情怀，保持不为穷通而扰乱的宁静心境，而不是逥避现实、追求虚幻的天堂乐土，无所作为。他要求心境要空，但不幻灭；情怀要静，但不懈怠。其主要的倾向，融合了儒道佛的思想，是超然自适，开朗乐观。”观《前赤壁赋》中：“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乃是接受了《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

　　所谓“一”，乃指根源于同质的万物，物虽殊相，但总体的质却具有其共通性。在庄子书中所云︰“天地一指，万物一马也”(《齐物论》)，“旁礡万物以为一”(《逍遥游》)“天地之一气”(《大宗师》)，“通天下一气”(《知北游》)“万物一府”(《天地》)“万物一齐”(《秋水》)等，这些语句虽然异词，但是皆是意指同质的概念。又如“万物殊理，道不私”(《则阳》)，道是具有普遍性的整体，有着整体的意识，自然能具备广博的胸襟及开阔的心灵，于精神上自由自在、无所羁绊，达到“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藴。”(《齐物论》)的境地。如此无分别之心的境界，万物与我浑然而为一体，自然能消弭对立冲突，化解寿殀长短、成败得失、人我竞争、执着偏见等分别心。正如《庄子·天下》所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以他人为异己，不以自我为尺度，而是与宇宙万有为一体，达到物我合一之境，如此自然能包容万有、而无对立。

　　姜宝评《超然台记》云：“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脱出尘寰之外意，故名之曰超然。此东坡之所以为东坡也。”焦竑评《超然台记》又云苏轼当时“坐谪极困，台名超然，用以自遣。记中言安遇自得甚彻，真无聊中能达观者。”这两段评语，正道出了东坡之所以能成为东坡，就是因为他能“乐其日用之常，脱出尘寰之外”，且在“真无聊中能达观”，因此造就了他胸襟开阔、旷达不凡的典范形象。

　　王邦雄曾说：“东坡全文之用心，在从人间名利超拔出来，而转向自然山水，化人生悲感而为宇宙情怀。”而王水照在《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中，更明白指出：“出和处的矛盾，中国儒佛道三家已提出过不同的解决途径。儒家以入世进取为基本精神，又以‘达兼穷独’、‘用行舍藏’作为必要的补充；佛家出世、道家遁世的基本精神，则又与儒家的‘穷独’相通。苏轼对此三者，染濡均深，却又融会贯通，兼采并用，形成自己的鲜明特征。”苏轼在《超然台记》中所抱持着“无所往而不乐”的态度，与其弟苏辙在《超然台赋》所言：“惟所往而乐易兮，此其所以为超然者邪”的心境，正与《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的儒者胸怀，有异曲同工之妙。仁人君子只求依自己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不论富贵贫贱、在朝在野、安乐艰困，都能乐天知命、守分知足，因此能够随遇而安，无论身处何境，都能悠然自适、怡然自得。

　　三、结语

　　本我属于原始心智，注重满足本能需求的物质生活，强调享乐主义、依循快乐原则行事；自我属于心智成长期，经常处于冲突与对立、矛盾与纠葛当中；超我属于心智成熟阶段，着重对完美的追求，是道德化、理想化、典范化的自我。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所采取的所有丰富文明与文化的种种方式，诸如：科学的和艺术的创造活动，都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压抑，使各种本能欲望得到升华。这就是弗洛伊德的压抑升华观。

　　自古以来，“锦绣文章寂寞人”的例证不胜枚举。“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正如孟子所言：“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尽心上》），孟子又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孟子·告子下》）。苏轼在将近四十年的官宦生涯中，可说是命运多舛。先是因为与王安石的政治理念不合，而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后又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又因以文字毁谤君相的“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出狱后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后又辗转于汝州、常州之间。虽曾被召回朝廷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但后又因不见容于新党与旧党之间，再度自请外调，以龙图格学士的身分，任杭州太守。不久又被外放颖州、惠州、儋州。在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也是苏轼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从被贬谪的儋州（今海南岛）获赦北归时，途中经过镇江金山寺，看到当年画家李公麟为他所绘的一幅画像，不禁心生万千感慨，而写下这一首《自题金山画像》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虽然东坡一生仕途坎坷，但他终究能以超我意识展现出其生命的韧度与价值。

　　面对逆境，最重要的是掌握我们的心境。松下幸之助曾说：“逆境给人宝贵的磨练机会。只有经得起环境考验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自古以来的伟人，大多是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从逆境中挣扎奋斗过来的。”正如《楞严经》上说：“若能转境，则同如来。”若是“心随境转”则必惶惶然不可终日；若是能“境随心转”，则纔可圆满自适，得大自在。正所谓“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圣经箴言17:22》）“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圣经箴言4：23》），海德格亦曾言：“心境愈自由，便愈能得到美的享受。”因此，处顺境时，要放下贪爱；于逆境时，要放下嗔恚。如此拥有清净心，福慧自然会增长。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当我们的心不再役于外物，才有可能得真正的喜悦与自在。

　　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中指出：“苏轼的人生苦难意识和虚幻意识是异常沉重的，但并没更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其落脚点也不是从前人的‘对政治的退避’变而‘对社会的退避’。他在吸取传统人生思想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从苦难——省悟——超越的思路。”秉持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谦谦君子才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中庸》），正如同《庄子·养生主》所言：“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因着这份“安时处顺”的心境，使得东坡能“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则修身见于世。”展现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襟怀。苏轼超我的层面，因着“改变视角，心宽路广”则人生不再平凡而短暂；借由“物我合一，消弭对立”则不再执拗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东坡乃以旷达的襟怀，实践了积极的生命哲学观。

　　参考书目：

　　一、书籍

　　（一）心理学类（依出版年排列）

　　（奥地利）弗洛伊德着，车文博主编：《自我与本我》，北京：九州岛岛出版社，2014年。

　　（英）斯托尔着，尹莉译：《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

　　（奥地利）弗洛伊德着，张堂会编译：《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

　　（奥地利）弗洛伊德着，车文博选编：《弗洛伊德主义原着选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张传开、章忠民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述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奥地利）弗洛伊德着，苏晓离、刘福堂译：《精神分析引论新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

　　（美）霍尔着，陈维正译：《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二）文学类（依出版年排列）

　　曾枣庄主编：《苏文汇评》，成都：文艺出版社，2000年。

　　王水照：《苏轼论稿》，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

　　王世德：《儒道佛美学的融合­­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达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

　　二、单篇文章（依出版年排列）

　　张泽鸿：《宗白华“生命境界美学”的体系问题》，美学研究，2009.01，http://www.aesthetics.com.cn/s52c1292.aspx

　　杨丽宏：《超然物外旷达洒脱──苏轼前赤壁赋儒道佛思想赏析》，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3期第17卷，页43-45。

　　陈雷、于伟：《冯友兰“境界说”与弗洛伊德“人格说”之比较》，中州学刊，2005年11月，第6期(总第150期)，页156-158。

　　王邦雄：《赤壁赋的人生悲感与宇宙情怀》，国文天地，1987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