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郑成功(1624—1662年),祖籍福建泉州南安县石井(今福建南安东)人。原名郑森,字名俨,号大木。为明清之际的抗清名将、民族英雄。郑成功于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十四日出生于日本平户市千里滨(今长崎县松浦郡),七岁时,才被郑芝龙从日本接回福建,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从师学习。郑成功曾考中秀才,并拜于名士钱谦益门下。母亲田川氏是日本肥前国平户岛(今长崎县平户市)人。
父亲郑芝龙经营海上贸易,是一个盗商兼合的复合性商人,时常往来闽粤间,后来因缘际会获得海上的数十条贸易航线的经营权,使郑芝龙成为雄霸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领袖。崇祯二年(1629年)受明朝招抚,任游击将军,又升为总兵,后来被弘光帝封为南安伯。1645年,弘光政权覆灭后,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做皇帝,改年号为隆武。郑芝龙被封为太师平国公,权势最大。
1645年清兵占领南京前,郑成功回到福建。在福州,南明唐王隆武帝见到22岁的郑成功少年英俊,谈吐不俗,非常器重,因此当即赐予他国姓(和皇帝同姓)“朱”,并赐名“成功”,封忠孝伯,此后,人们都称他为“国姓爷”。但由于清廷对“朱”姓明非常敏感,因此在清朝的文献中一直称其为“郑成功”,如“逆贼郑成功”、“海贼郑成功”等字样。毕竟,南明赐的姓对清廷来说是不可能承认的。郑成功于南明永历七年(1653年)因永历帝封延平王,世称“郑延平”。
关于郑成功的研究论着学术界成果丰硕,目前学术著作约有300部左右,包括学术专着、论文汇编、资料汇编等,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大约2400篇左右,主要集中在郑成功抗清复明、驱荷复台及历史贡献方面,而对于一个伟大民族英雄的人生历程成长境界,关注的人较少。
纵观郑成功的一生,可说经历了人生三境界,以“我”为中心可分为三重境界:一是小我;二是大我;三是无我。以下分别进行阐释与说明。
二、人生三境界的诠释
(一)“小我”阶段
“小我”是指自我实现之我;是以个体为中心,寻求自我成长与实践。儒家孟子言“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指出人生总有潜心修养、蓄势待发的阶段,当此未得志之时,就要坚守本心、洁身自好、修身养性,注重提高个人的品德修养和学问见识,一以贯之的努力提升自我的境界。
(二)“大我”阶段
“大我”是指利他利己之我;是以家国为中心,强调要有社会担当。儒家孟子言“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认为身处富贵显达时,更应心怀天下苍生、关心百姓、造福众人,把天下的忧乐兴衰都担在肩上,做一个“铁肩担道义”、深具家国情怀的人。
(三)“无我”阶段
“无我”是指舍己利他之我;会忘掉自己,把所有的众人当成自己。“无我”之我是整体的真我,本性的真我,而不是个性的、自我之我,是与整体本性合一的我,因宇宙本性是不生不灭的,故“无我”也是永恒之我。
“无我”在佛家和道家皆有提及。
佛教“无我”理论,最初是针对众生的“我执”而提出,即所谓“因破我法有无我”(《中论》“观法品第十八”)。人生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藴炽盛,给人带来无尽的苦痛与烦恼,“我执”是这一切所有的根源。而“无我”就在于揭示现象之“我”的非实在性。整个现象世界(诸法),都由因缘而有,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了无常住自性,故“现象之有,实则非有”。一切有情众生乃是缘起而生,无常住自性,故现象之我,实则非我。若众生能了悟出这个道理,那么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所以,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都认为,只要能了悟“无我”的道理,断除“我”的执着,就能超脱生死烦恼,证得涅盘寂静。“无我”,用佛教的术语说就是“空”,也就是“清净”。佛教认为,有情众生的一切烦恼都是由我见、我执引起的分别妄想和纷争造成的。若能了悟本性空、本性清净,了悟本性是无分别的,种种烦恼自然不生。
道家在《庄子·齐物论》中提出:“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如果没有任何对立面的观念也就没有我的观念,就不会有博取之心,这样基本上就接近于道心的行径。世间的种种情态,都是依托于“我”而生,有“我”这个主体在,就有分别之心,一旦有了分别,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态便产生了,所以要破除对立。
清代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中国诗词的美学境界时,用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所谓“有我之境”,乃以“我”的主观感受为中心,我愉悦即万物皆欣欣向荣,如“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遍长安花。”迎着浩荡春风得意地纵马奔驰,就好像一天就可以赏遍长安似锦的繁花。而我忧伤即万物皆倾颓百态,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泪眼汪汪问落花可知道我的心意,落花默默不语,零落纷乱的一点一点飞到秋千外。“我”的内心感受完全投射到万事万物中,因此万物皆着我之感知。
而对于“无我之境”,王国维做如是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可看出所谓的“无我之境”,作者保存着一颗恬然的心,心境闲适自然,情感的表达与自然若合一契,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安闲自适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冬天的河面上寒风吹来,河水泛起波纹。白鸟缓慢的飞着,慢慢的逥旋向水面飞。在作品中,皆未着我之色,但竟能处处是呈现我之情志。因此“无我之境”不是诗中没有“我”,而是“我”已经与“境”形成了天然的和谐,无需刻意雕琢,巧然天成,这是艺术追求的至高境界。
放于人世间,也就是将自己与所关心的世间万物合而为一,全心付出。
2019年3月22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回应意大利众议长菲科的一段话,赢得无数人民的由衷点赞。意大利众议长菲科向习近平主席发问:“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作为世界上如此重要国家的一位领袖,您是怎么想的?”
习近平主席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一个举重运动员,最开始只能举起50公斤的杠铃,经过训练,最后可以举起250公斤。我相信可以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全中国13亿多人民勠力同心来担起这副重担,把国家建设好。我有这份自信,中国人民有这份自信。”
习近平主席简洁有力的回答,一腔赤诚溢于言表,彰显出人民领袖的真挚情怀。作为有着近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国家元首,习主席直抒胸臆,他始终把人民摆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主席曾表示,他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心中有国家、心中有人民,自然就没有“小我”的位置,于是也就能不言私利、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正是习近平主席许党许国、忠于人民的鲜明写照。
“为民”是一种信仰。习主席曾明确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始终是他最大的牵挂。从“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铮铮誓言到“不忘初心”的铿锵实践,尽显人民领袖爱人民的崇高风范。
简而言之,“小我”阶段,是在进行自我完备与充实;“大我”阶段是在完善自己后再推己及人、立人达人;而“无我”阶段,则是将小我大我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拓展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范围永恒的价值。
三、郑成功人生三境界的呈现
(一)追求“小我”
郑成功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父亲郑芝龙亦商亦盗的人生阅历,让他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因此郑成功从小,父亲就告诫他,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考取功名,为郑家光耀门楣。郑成功天资聪颖、勤学苦读,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15岁的郑成功考取南安县学的秀才。18岁那年,年少有为的郑成功得到了福建泉州惠安进士礼部侍郎董扬先的重视,董扬先做主将亲侄女许配给他。郑成功自己出生富贵人家,又与名门闺秀联姻,可说是前景一片光明。第二年他的儿子出生,就是郑经。1644年21岁的郑成功在南京成为国子监太学生,师从钱谦益等名儒。
郑成功有着富庶的家庭条件,但是他并未因此而贪图享乐或懈怠安逸。郑成功崇尚儒家的春秋经史大义,又喜爱兵家的孙吴韬略兵法,同时勤于练习剑术骑射,透过这样日积月累、勤学苦练,逐渐使自己成为一个文武兼备、才行高洁的青年才俊。
可以看出年轻时期的郑成功,不断努力淬炼自己,寻求自我实现的机会,在人生历程中,这正是努力追求小我的阶段。
(二)实现“大我”
南明并非一个单一政权,而是在崇祯皇帝煤山自尽后,出现在中国南方地区一系列以“复明”为口号的地方政权。各个势力范围比较著名的有:1644年南京的弘光政权(皇帝为前福王朱由菘);1645年福建的隆武政权(皇帝为前唐王朱聿键);1646年在广东称帝,但主要在西南活动的永历政权(皇帝为前桂王朱由榔)。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即清顺治二年,清军攻入江南、攻克南京城,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当时弘光政权名义上有50万大军,但大部分直接降清,没做太多扺抗。
1645年6月,以郑芝龙为首的福建势力,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隆武政权就此建立,此政权的存续,完全依靠拥兵20万左右郑芝龙集团。
拿下南京弘光政权后,清朝多尔衮认为大局已定,就下达剃发令,不从者斩首。清廷的“剃发令”引发各地的动荡,如果此时郑芝龙集团挥师北上,无疑会给清廷造成非常大的麻烦。但是郑芝龙最初拥立朱聿键当皇帝,不过是想让自己的割据势力变得名正言顺,因此对于隆武帝想要发兵北伐,郑芝龙则不出一兵一卒,按兵不动。
清廷渡过了“剃发令”危机后,就开始组织兵力进攻福建。在清军的攻势下,郑芝龙很爽快的选择投降。清廷劝降时,允诺了郑芝龙一个闽粤总督的职位。随着弘光、隆武两个政权的覆灭,清庭的絶对优势已经形成。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老师钱谦益等纷纷降清,但是年仅23岁的郑成功,却选择继续忠于明朝,并未降清。他带着为数不多的士兵,以金门和厦门一带为根据地,幷且在闽粤沿海各地招兵买马、收编旧部,走上抗清的道路。1651至1653年,郑成功曾一度连续击败清军。
郑成功是一个受到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人,他怀有强烈的忠君观念,认为要忠于大明皇帝,坚决不能变节投降。郑成功曾多次痛哭流涕、苦谏父亲,并提出继续抗清的办法,但郑芝龙不听忠告,依旧选择投降了清朝。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当国家利益(忠)与家族利益(孝)发生冲突矛盾时,郑成功选择舍“小我的家”为“大我的国”,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将自己忠君爱的精神表露无遗。
(三)展现“无我”
明清之际,台湾的经济地位,已经超过了漳州、厦门,在东亚、东南亚和亚洲贸易体系中可说是后来居上,因此台湾已逐渐成为列强角逐东亚和全球经济利益的重要舞台,是国际竞争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地区。
郑成功在给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劝降信中指出:“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作战,南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即公元1662年2月1日,荷兰殖民者签订了投降书,郑成功正式收复台湾,成就他一生中的重大贡献,也造就他民族英雄的形象。
时代造就了英雄,英雄也开创了时代。郑成功驱荷复台,与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深刻影响,培养了他维护主权、民族独立的强烈意识。幷且在收复台湾后,郑成功积极推行屯田,寓兵于农,发展生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力建设开发台湾,以无私忘我的精神,为台湾作出巨大的贡献。
在政治上,郑成功建立行政机构(设立府县),即设立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二县;任命官员,施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定法律,厉行廉政,整顿法纪。
在经济上,注重农业生产,实施屯垦,鼓励“寓兵于农”,改革赋税;积极发展民间贸易和海外贸易;奬励移民,鼓励大陆东南沿海人民迁台定居,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及生产经验。郑成功特别重视支持高山族人民发展生产。整体措施,促进台湾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文化上,兴办教育,儒学教育、科举制度在台湾落地生根;推展信俗,大陆的佛教、道教在台湾广泛传播。
郑成功收复和开发台湾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在历代台湾开拓者中,他被称为 “开台圣王”,成为两岸人民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郑成功于1662年6月23日,因多年转战南北,操劳过度,不幸病逝,年仅39岁。虽然英年早逝,但他“无我”的奉献精神,已长留百姓心中、永垂史册。
四、结语
从郑成功人生三境界的呈现:追求“小我”、实现“大我”、展现“无我”,我们可以看出郑成功对于自我实现的积极努力;对于家国情怀的守正坚持;以及无私奉献的“无我”精神,将生命的荣光发挥到极致,受后世人景仰。
对郑成功的评价,郭沫若所言:“开辟荆榛千秋功业,驱除荷虏一代英雄”正可为郑成功的一生功业,做最佳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