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平和县三平风景区下坪虎尾山厝,建筑布局为土木结构,二进三开间带二列护厝,主屋三层大石板墙面,中间主天井,两边护厝面向主屋六个开间,前各有纵向小天井,布局紧凑,功用齐全合理。它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三坪富甲一方林大关所建。在漫长革命岁月,虎尾山厝见证了党领导的靖和浦苏区创立和发展,它是靖和浦县委驻地、红三团与红九团三平会师的宿营地、三坪乡苏维埃政府机关办公地。追寻这段红色记忆,其中最值得我们缅怀的是革命前辈何浚同志,这里的山山水水留下他革命的足迹。
何浚,曾任中共闽粤边特委常委、中共靖和浦县委书记、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总指挥、中共闽粤边特委书记,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闽南老区基点村群众尊敬地称他“二公”。他长期奋战在靖和浦中心区平和三坪一带,是红军攻克漳州后留在闽南苏区开展革斗争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34年3月,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改称靖和浦县委,在三坪虎尾山厝成立,何浚任县委书记。县委下辖一、二、三、五及中心区委。中心区包括三坪、欧寮、山前、东埔、树坑、韭菜坑、车本、横石、内外东溪及中西等地。何浚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令,驰骋征战在靖和浦苏区这块红土地,掀起了闽南苏区建设高潮,对闽南革命根据地创立和建设作出贡献。
(一)
何浚,1904年10月生于广东省海南乐会县南仍村穷苦家庭。他十三岁漂洋过海到新加坡、马来亚谋生,历尽生活磨难和艰辛。1917年他利用工余时间在平民夜校读书。1926年底,接受党组织的引导,积极参加工会组织,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春,加入共青团,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当选为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委员。1928年6月后,任共青团南洋临委书记。
1930年9月,他在新加坡因身份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回国,安排他到厦门中心市委领导的地下联络站--海滨咖啡店工作,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成为隐蔽战绩一名战士。
何浚在闽南参加革命斗争八年有余,靖和浦中心区三坪的山山水水留下他的永恒足迹。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克漳州时,何浚与李文堂一道负责指导漳州工人运动。5月,他受中央红军政治部指派到靖和浦苏区工作。1932年6月,任闽南红三团第一连政委。1932年下半年,调任漳州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主持县委日常工作。1934年3月,任靖和浦县委书记。8月,中共闽粤边特委成立,被选为常委。1935年6月,主持召开靖和浦县委第五次扩大会议。1936年7月,任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总指挥。1938年2月,任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领导闽南抗日救亡和剿灭汉奸乌军斗争。1940年6月,何浚调任潮梅临委,任组织部长兼潮普惠中心县委书记。
1942年何浚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学习,化名徐继良。1944年3月,何浚转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期间,被选为“七大”候补代表,光荣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4月,何浚随周恩来到重庆,后转香港。1947年4月,何浚回海南工作,先后担任区党委常委、副书记,琼崖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他在巩固和发展海南革命根据地、配合大军解放海南岛作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放后,先后任中共海南区委副书记、区委第二副书记、第五书记等职。1952年12月,当选广州市委常委兼监察委员会主任,后任广东省边防部副部长、广东省革命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人大常委等职。1982年6月17日,因病逝世,享年78岁。
(二)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胜利攻克闽南重镇漳州。这一历史性胜利,改变了闽西南敌我之间的形势,闽南出现了新的革命局面。
为了进一步发展闽南游击战争,党决定派一批得力的同志加强漳州地区的工作。4月下旬,根据红军入漳后闽南地区的政治形势,厦门中心市委决定“星夜调动大批干部到漳州游击队中去,使这一游击队的行动尽量扩大和组织起来”,何浚就是其中一员。何浚从厦门出发,化装成工人,坐船到石码,再乘车到漳州。他机智越过厦门水域日舰巡逻、漳州石码反动民团关卡,快速扺达漳州芝山中央红军总部报到,聆听了毛泽东、罗明、邓子恢等教导。红军政治部分配他到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工作,协助李文堂指导漳州工人运动。何浚根据红军总部指示,立即深入到汽车、店员、缝纫等工人中,依靠工运骨干,进行宣传发动,发展基层工会,建立工人支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红军在漳州中山公园召开军民热烈庆祝红军攻克漳州大会,城乡群众一万多人参加。何浚代表漳州工人在大会上讲话:“红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只有红军,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呼吁劳苦工人团结起来,拥护红军,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红军在漳州期间,筹集大批食盐、药品、布匹、鞋子等军需物资,缴获敌人大量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兵工厂的设施。有许多物资需要汽车运载,何浚立即赶到汽车公司,依靠工会,细致地做司机的工作,很快地建立一支由二十辆汽车组成的支前运输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将大批物资和装备运送到龙岩,然后转移到中央苏区。同时,何浚和李文堂还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发动工人报名参加红军。红军驻漳期间,毛泽东同志做出“建立小苏区、发展小红军”英明决策,闽地党组织按照毛泽东指示精神,以龙溪圩、小山城为中心,向漳浦、南靖、平和、龙溪、云霄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小苏区”,进而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何浚与一批中央红军干部和军事人才一起被选拔留了下来,从此走上创建靖和浦苏区和革命武装斗争道路。
(三)
1932年5月至1940年6月,何浚在靖和浦历经土地革命、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反顽斗争等历史时期,为靖和浦苏区建设和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
一是加强组织建设,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他高度重视发展党员,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充分发挥党在根据地斗争中的领导作用。1932年5月中旬,何浚以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的团党委委员、第一连政治委员身份踏上了靖和浦游击区的征程。面对国民党对靖和浦红军的疯狂“围剿”,在敌强我弱战斗中红三团遭到挫折,王占春、冯翼飞先后英勇牺牲。何浚带领红军指战员冲出重围回到靖和浦苏区,他把突围出来的同志分散在有群众基础的三坪、山前、欧寮、龙岭、内过溪一带,继续发动群众,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协会,稳扎稳打地工作。何浚这种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靖和浦苏区人民。1932年底,漳州中心县委进行改组,何浚调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此时,县委组织工作及日常事务由何浚负责。1933年,十九路军对靖和浦苏区和红军游击队发动残酷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何浚在三平寺建立地下交通站,以三平寺祖殿方丈房为掩护建立了中心县委临时联络点;他发动群众,扩大组织,在三坪、山前、白云、草阪等地坚持斗争,许多党员、团员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在击溃十九路军的军事“围剿”中,发挥了作用。1933年下半年,中心县委分别在南乡、北乡、洋尾溪、龙溪圩成立了区委,在三坪、山前、龙岭、山城,沥水成立了工委,并打通了与饶和埔苏区的联系。这时,闽南苏区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有很大的发展。1934年夏,漳州中心县委改称为靖和浦县委,何浚任靖和浦县委书记。8月,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成立,书记黄会聪,何浚被选为常委,仍留任靖和浦县委书记。特委成立后,靖和浦县委和特委联合在平和文峰三坪、南胜尫仔山分别举办党、团骨干训练班,训练区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何浚在三平寺亲自向团训班讲课。何浚指出,“只有把游击战争坚持下去,才有出头的日子。他还勉励大家要有坚定革命信念,积极地领导群众为土地、政权而斗争到底。”同年秋,正当闽南苏区人民喜气洋洋准备秋收的时候,省驻闽南保安团大队长沈东海带着五百多个武装,像疯狗似的扑向三坪苏区和三平祖庙,阴谋抢粮,破坏秋收。何浚迅速转移三坪群众到山上,此时特委和县委在三坪山上召开了联席会议,何浚围遶掌握的情报,根据双方力量情况,以及有利的地势向特委汇报埔尖山一带开展伏击战的可能性,特委接受采纳了何浚等的建议,决定地方游击队配合红三团在三坪埔尖山一带设伏,打击敌人。何浚还亲临前线,鼓励大家要沉着勇敢,齐心协力,打个漂亮仗。当保安团进入三坪埔尖山我预定包围圈,足未站稳之时,指战员在团长张长水的指挥下,向敌人发起突然的强攻,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鬼哭狼嚎,沈东海腿部负伤,仓皇逃命。这一仗,歼灭敌人近二百人,缴获重机枪二挺,各种枪支一百多支,以及军用品三十多担,是一次以少胜多辉煌战例。
二是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何浚从组织上加强对土地革命的领导,善于宣传和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苏区土地革命运动。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事变,停止了“围剿”闽南苏区根据地。何浚抓住有利时机,抓紧恢复老苏区的工作。1934年2月,何浚在三坪主持召开中心县委会议,在洋尾溪举办分田训练班,以促进土地革命的开展。何浚事先深入农民家中作调查,征求对分田的看法,训练班开学时,他亲自向区委委员、支部书记和积极分子作报告。他指出,“我们应当抓住有利时机,把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实行抗捐抗税,配合红军作战,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并说明瞭打土豪、分田地的重要意义,强调一定要按政策办事。接着他又深入到靖和浦中心区十四个乡指导分田工作,由于注意执行政策,工作方法对头,分田进行得很顺利。当时在横石、邦马坑、山顶坪、东楼、洋尾溪等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土地委员会,建立贫农团和赤卫队。中心县委还设立印刷所,印发《土地法》《如何划分阶级》《苏维埃政府》等小册子。何浚很重视妇运工作。1934年3月15日,县委机关报《群众报》副刊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纪念“三八”想到闽南妇女》,“谁都知道妇女人数占男子一半,妇女不觉悟起来革命,单靠男子革命,可是缺了一只手的力量,对革命是何等损失啊”。
三是打牢坚实基础,巩固和发展红色苏区。何浚深入乡村调查研究,指导苏区建设,先后在三坪、山前欧寮、车本等大部分乡村成立革命委员会。他重视革命政权的纯洁性,要求革命政权中委员成分“要是真正的贫农雇农及好的中农分子,但中农分子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从而使红色政权打下可靠基础和战斗力。1934年3月,何浚担任靖和浦县委书记后,他带领县委同志分别到靖和浦中心区,及时指导发展组织,掀起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高潮。到1934年下半年,靖和浦县、区、乡,健全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还建立妇女会、儿童团、土地委员会等。军事上,除红三团外,还建立以贫雇农为主体的赤卫队,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监视反革命。同时,中心区三坪、欧寮建立了兵站,后方医院和军衣处。1936年春,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在平和邦寮苏区正式成立,何浚兼任总指挥。总部下辖三个大队,共有一千多人。何浚多次深入到第一大队,带领义勇军袭击敌人,扩大队伍。1936年2月,何浚主持召开靖和浦所辖区委书记联席会议,组织动员开展革命竞赛活动,规定每半个月报告工作成绩一次,竞赛结束时,由县委召集会议评定。会议要求在竞赛中要实在,絶对不能欺骗、隐瞒、夸大。同时请何浚和黄会聪、卢胜做公证人。到1936年秋,靖和浦县委在根据地内建立了12个区委,发展了240个党支部。闽南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扩大到2400多人。其中红军游击队800多人。此外,还建立农民武装7000多人,闽南游击战争进入了全盛时期。
四是明确斗争方向,粉碎国民党“清剿”。1934年底,主力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调遣国民党中央军对闽粤边游击区十余县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残酷的“围剿”,把靖和浦、饶和埔、潮澄饶苏区划成三个大块,然后再分割包围,同时采取经济封锁政策,妄图困死红军游击队,摧毁闽粤边苏区。面对阴云漫天,暗无天日的局势,何浚坚定地指出,“险恶的形势并不可怕,革命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他一边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一边指挥地方武装同敌人进行战斗。他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紧紧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同甘共苦。那时包括三坪、欧寮的一、二、三、五区和中心区的60多个村庄,在他的组织和发动下,普遍建立了人民抗日义勇军,他们以顽强的革命精神,积极配合红三团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为保存靖和浦苏区作出了贡献。何浚对白区工作尤为重视。他充分发挥三平寺红色交通站作用,通往白区的交通线有主、辅(明暗两条),以铁的纪律武装交通员。他认为,这项工作成功与否,对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关系重大。每到一地,他都十分注意斗争策略,总要仔细地做阶级状况的调查,瞭解群众疾苦,并从群众的迫切要求出发,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同一时期,靖和浦县委还开辟了云和、浦云、靖浦、双格四个新区和小溪工作团。1935年6月上旬,在何浚的主持下,靖和浦县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会议根据靖和浦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地方党和红军游击队的今后工作任务。一是武装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争取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并与饶和埔打成一片;二是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创造反日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三是依靠农村无产阶级团结贫农联合中农,开展土地革命,巩固革命成果;四是加强白军士兵运动工作,组织广大士兵革命哗变与暴动;五是举办流动训练班,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巩固与壮大党的组织。何浚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强调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用现实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育党员,巩固成绩,纠正错误,把工作真正开展起来”。会后,他深入到中心区的三平、欧寮、山前、树坑、韭菜坑、查头埔等地贯彻会议决议,巡视指导工作。党的工作有了明确方向、策略和措施,为游击斗争胜利奠定基础。
五是实施灵活策略,争取基层两面政权。1935年,国民党重新纠集中央军配合地主武装,对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发动更残酷的“围剿”。此时,三坪苏区落入敌人魔爪。敌人不但采取移民并村,把小村并大村,把山区并入靠近平原地区或敌人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而且还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9月,闽粤边特委在平和的尫仔石山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研究斗争对策。何浚将靖和浦中心区红军游击队、地方工作人员和地方赤卫队联合组成工作团,分三路深入敌人移民并村的新区开展工作。由于敌人的高压手段,一部分人农民赤卫队当了国民党守望队,何浚没有把他们推向敌人一边,而是运用多种形式做群众工作,以“自新”方式把党的骨干渗透到敌人内部,瓦解国民党地方政权,使守望队变成赤卫队,然后用红军的名义组织守望队去打土豪、贴标语,吓得敌人坐立不安,夜间都不敢出来巡哨。那时,靖和浦县委积极争取地方保甲长,搞两面政权的工作。位于平和县中部的山内地区,方圆有百余里,共有三十六个保。与广东的大埔、饶平,闽西的永定和闽南的南靖、云霄、诏安等县毗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何浚和特委委员林路多次到山内巡视指导工作,先后在山内、溪头、白水、东川、内坑等地发动农民抗租抗税。同时对保甲长做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由于政策对头,措施有力,争取了许多联保主任,他们有的送款、送物帮助红军游击队,有的提供情报。山内成了闽南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同年冬。何浚从群众的愿望出发,发动了抗粮、抗捐斗争,取得了年关斗争的胜利,因此提高了群众的斗争情绪。
六是善于审时度势,开创国共合作局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闽粤边特委在平和山内召开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军队“停止对抗,合作抗日”问题,何浚阐明自己的态度说,“当前,日寇是主要敌人,我们应当以中华民族的存亡为重”。 1937年6月,闽南红军与国民党一五七师签订“六·二六”政治协定后,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平和小溪镇集中受编,之后开赴漳浦县城集中训练驻在县城孔庙里。由于何鸣对敌人的阴谋失去警惕,致使红军游击队于7月16日在漳浦县城大操场上遭到粤军一五七师的突然包围,被其强行缴械。“漳浦事件”发生时,何浚和卢胜、王胜在孔庙里分别商议,决定乘敌人看管不严之机,组织连、排级干部及老战士迅速潜出孔庙,到漳浦的清泉岩重建革命武装。卢胜任团长兼政委,王胜任参谋长。派出尹林平前往香港向南委报告情况,同时成立新的特委,何浚任书记、林路任组织委员,朱曼平任宣传委员,卢胜、王胜等任委员,第二天,何浚经厦门到香港,向中共南委汇报工作。红三团重建后,在漳浦下楼村镇压了收租倒算的反动保长蔡溪海,然后分五路深入到尫仔石山、乌山、山内、狮头山、南乡等地,依靠地方党组织,筹集枪支弹药,解决经济给养。8月,何浚返回闽南游击区,何浚向正在闽南指导工作的谭震林转达了南委的指示意见,并由谭老起草“给闽南同胞的一封公开信”,抗议国民党制造漳浦事件,重申我党和红军对抗日的方针政策。10月下旬,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何浚和彭德清等人继续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经过坚持不懈地斗争,迫使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归还了三百多支枪。至此,闽粤边合作抗日焕发生机。
七是坚持正确立场,开展抗日反顽斗争。1938年2月,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新二支队赴皖抗日后,根据南委的指示,闽粤边特委正式改为漳州中心县委,何浚任书记。1938年5月,何浚在平和东坑主持召开中心县委会议,县委作出决定:一是放手发动群众,将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到每一个乡村、工厂、学校,使之成为千百万群众的行动;二是恢复和发展老区与白区的工作,开辟新区,隐蔽地扩大武装,发展党的组织,争取两面政权;三是争取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四是消灭潜伏在闽南境内的汉奸土匪,巩固抗战后方,支援抗敌前线。会议还决定派可靠的党员去当保长,壮丁队长,联保主任等,利用合法地位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这些有针对性的斗争策略,使局面打得很开,阪仔、双溪、小溪、文峰、南胜、五寨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党组织发展很快,闽南根据地每个乡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此时,在何浚领导下陈天才带领模范班武装消灭了朱庆瑞为首的“乌军”,使那些汉奸土匪再也不敢踏进苏区一步。随着闽南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国民党顽固派日益感到恐惧与不安,他们按照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下达的反共密令,对共产党进行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6月14日晚,中心县委常委、平和县委书记林路在坑里村遇到国民党顽固派暗害,不幸牺牲。何浚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当局严厉惩办凶手,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种严重事件。为了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避免内战发生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何浚从实际出发,采取慎重的态度,决定中心县委的工作转入秘密的活动。同时,选调一批干部进行军事训练,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四)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何浚同志在闽南苏区十多年的峥嵘岁月,面对恶劣的环境和强大的敌人,以坚韧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让闽南苏区革命红旗高高飘扬,有哪些精神值得学习和弘扬呢?
一是矢志不移的革命信念。他坚持党的领导,重视发展党员,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确保了根据地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他克服了自然条件恶劣和敌人重兵“围剿”,以坚贞不渝的革命信念和非凡的胆识,广泛发展群众开展机动灵活游击斗争,向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频频出击,让横跨三县五六百里的红土地革命烈火“冲天亮”。
二是开拓进取的务实精神。他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政策,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巩固和壮大了红色根据地。在时局变化之时,正确制定和调整斗争策略,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组织建立了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扩大了党的影响和红军势力。
三是扎根群众的优良作风。他善于做群众工作在靖和浦苏区是出了名的。那时,在闽南苏区本地与外来官兵、地方与部队关系,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团结工作搞得很好。在粉碎国民党搞移民并村,他相信群众,变被动为主动,使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困境中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何浚:《红军离漳后闽南的革命斗争》,1983年.
[2]《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书记黄会聪给中共中央的综合报告》,1937.4.20
[3]中共福建省龙溪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广东省汕头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料汇编回忆材料》,1985年.
[4]毛泽东:《关于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1932年.
[5]闽南红三团老战士编委会编:《闽南红三团》,东方出版社,1993年.
[6]曾一石主编:《漳州革命老区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7]中共龙溪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闽南英烈》,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