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三平祖师信仰流传千年，影响超出福建一省，远布港澳台、东南亚地区。其中“蛇侍者”的存在鲜明而生动，从蛇形向人身再向神性的转变，在众多的僧蛇传说中具有独特的差异性。下文试从特异性、多元性、双向性三个层面对其形象构建进行分析。

　　一、蛇侍者信仰在佛教传说中的特异性

　　三平祖师信仰中的“蛇侍者”与常见的佛家典籍中的蛇僧故事虽然有部分相似之处，但“侍者公”信仰之完熟，使其呈现出极具差异化的特点。

　　例如《五灯会元》中记载的蛇，多具有单纯的工具甚至道具性质，仅供禅师向他人阐述佛法，其本身并不构成信仰的对象。

　　其中记载赵州禅师“常有一蛇一虎，随从手中与食”，这里蛇与虎作为凶猛的野兽却从禅师手中取食，与其说体现蛇虎的灵气，不若说重在表现禅师的法力。蛇和虎的形象类似灵宠，在佛教的语境中并不陌生，三平祖师信仰中亦有“蛇侍者”“虎侍者”伴随左右，但不同于赵州禅师的手中喂食，三平祖师的蛇侍者以人的形象参与到信仰传播活动中。

　　灵佑禅师的故事也赋予了蛇以初级的灵性，但蛇作为佛法护佑的陪衬，而未能成为信仰中的一员。禅师“舍庵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见蛇虎狼豹，交横在路。师曰：‘汝等诸兽，不用拦吾行路。吾若于此山有缘，汝等各自散去。吾若无缘，汝等不用动。吾从路过，一任汝吃。’言讫，虫虎四散而去。”

　　另一类佛教传说中的蛇，则是龙的降格或者简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神性。但化而为蛇本身已是示弱，其神性也是为了反衬禅师的修为。龙湖普闻禅师曾遇一老人拜谒，自称山中之龙，因行雨出了差错受罚当死，恳求禅师救命。禅师同意后，遂化作小蛇钻入禅师袖中。傍晚雷电震山，但禅师岿然不动，蛇因此逃过一劫，化回老人形拜泣，为禅师献上泉水，供日后人多时可以饮用。后来果然在此处龙虎建寺，信者甚众。

　　宋代赞宁所着的《大宋高僧传》记録了唐太宗贞观（627年～649年）年中至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之间的高僧传记，其中亦不乏大蛇的身影。它们有些颇有智慧，或与人为善，或任性作恶，但最终都为高僧收服。

　　被认为是《白蛇传》原型之一的洛阳巨蛇典故便是一例。“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见之。矫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气。见空人语曰。弟子恶报。和尚如何见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阳城以快所怀也。空为其受归戒说因果且曰。汝以嗔心故受。今那复恚恨乎。吾力何及。当思吾言此身必舍矣。后樵子见蛇死涧下。臭闻数里。”讲的是唐代不空禅师为大蛇受戒的故事。北邙山里有一条巨大的蛇，连樵夫都见过。这条大蛇剪了不空禅师，问他自己心中愤恨，总想引河水淹没洛阳城才能开心，大师如何能度我？不空禅师为它讲说因果，平复了它的愤懑。后来樵夫发现这条蛇死在了山涧下，臭味离好几里都闻得到。与之相似的典故还有圣善寺善无畏传：“又邙山有巨蛇，畏见之叹曰。欲决潴洛阳城耶，以天竺语咒数百声。不日蛇死。”仍然是有一条巨蛇想要水淹洛阳城，无畏禅师用天竺语诅咒这条蛇几百声，不久蛇便死了。

　　这类大蛇怀有害人之心，或受戒或受咒，总之在禅师的法力之下，以死告终。虽然蛇有了与禅师对话的灵智，但以恶的面貌出现，以死的形式验证佛法，与三平祖师的“蛇侍者”功德模式有很大的区别。

　　当然佛教故事中也有不少亲人的蛇形象。唐代的文爽禅师“独栖丘陇间。霖雨浃旬旁无童侍。有蛇入爽手中蟠屈。时有人召斋。彼怪至时不赴。主重来请。见蛇惊惧失声。蛇乃徐徐而下” 。文爽禅师休息时，一条蛇爬上他的手中。当时有人来请文爽禅师用饭，见到蛇吓得发不出声音，这时蛇才慢慢地从文爽手中爬下来。“鸿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也。其所卧之榻中。先有白蛇。其大若肱。恒同卧处。长诫童侍无妄惊扰。”鸿楚禅师卧室里的蛇，跟三平祖师的蛇侍者的相似之处便是身形巨大、与人同卧。但是这里的蛇只与鸿楚同卧，鸿楚还需要叮嘱侍者不得随意惊扰白蛇；但是在三平寺的锦蛇则与僧侣百姓均和平共处，受人尊敬和喜爱，甚至有看家护院的职能。

　　当典故中的蛇具备了人的特质，往往仅承受禅师的受戒恩惠，得以脱胎换骨或躲过劫难，之后便消失无踪。如无漏禅师“持久乃有巨蛇骧首于膝上。漏悲悯之极为受三归而去。复作老人形来致谢曰。蒙师度脱义无久居。吾三日后舍鳞介苦依。得生胜处。此去南有磐石。是弟子舍形之所。亦望闲预相寻遗骸可矣。后见长伟而夭矫僵于石上欤。寺僧咸默许之。”“又见二大白蛇身长数丈。亦为受戒忏悔。”“有巨蛇张口毒火焱焱。符徐语之曰。汝寻宿债吾可噬也。不然洗身定意。如运业通来为受戒。斯须弭按蜿蜒而去。果化成人形来求出家。符为之落发披衣。受讫礼辞而退。”

　　与传统佛教典籍中蛇作为邪恶、未开化甚至戴罪之身的代表不同，三平祖师信仰中的“蛇侍者”脱离了蒙昧原始的野性，对人类的态度亦相当亲切友好，未尝有加害的记载。它短暂地从属于山鬼的行列，但迅速地融入佛教的价值体系中，并非作为一个简单的演法工具，而是化蛇成神，扮演起随侍护法、行医救人的正面角色。

　　即使在相邻地界的祖师公信仰体系和流传典故中，三平祖师“蛇侍者”的传说也显得颇为不同。

　　比如临近的清水祖师信仰，其传说就与三平祖师有借鉴融合之处。例如，三平祖师收服山鬼，遭遇了被山鬼装入笼子投入深潭的危机，而当行凶的山鬼回来后，发现三平祖师竟又出现在原地打坐。几经反复，都没能折辱禅师，众山鬼因此感服于三平祖师的法力，甘愿受他驱使。而清水禅师也曾受到山鬼的威胁，被置于山洞之中烟熏七日，但完好无损，山鬼因此降服。另外两位祖师均有建寺木料自山中古井或池中涌出、求雨祈福均灵验等事迹，甚至不乏有信徒认为两位祖师为兄弟甚至是同一人。

　　纵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蛇侍者”却是独属于三平祖师的灵宠、侍从、学生，是医药方面神迹的代行者，甚至享有单独的祭祀，深受信众的喜爱，而呈现与在地文化深深关联的生机。

　　二、蛇侍者身份来源的多元性

　　佛教典故中从来不缺蛇的身影，但是三平祖师信仰中的蛇形象则复杂许多。特别是当蛇脱离了自然属性而被赋予人性和神性，形成三平祖师信仰中的“侍者公”信仰分支，其流传的身份脉络就更加扑朔和多元。

　　蛇侍者的自然原型无疑为本地常见的锦蛇。据《三平寺志》记载的民间传说，三平祖师初到此地时一边宣扬佛法一边务农，有一天在园中劳作，一条三四尺长的蛇绕着他不停徘徊，又没入草丛。第二天依旧如此。第三天，这条蛇又出现了，三平祖师遂用袈裟铺地，并问蛇是否为灵物。灵蛇点头，并在三平祖师的允许下钻进袈裟被带回寺里。灵蛇在寺中驱逐老鼠，保护衣物和庄家，不伤人，甚至与人同眠，因此当地民众尊灵蛇为“侍者公”，供奉在三平祖师身边。

　　1932年翁国梁在三平寺见一木碑，年代比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修的石碑还要早。上面记载了宋颜公尚书颜颐仲归家漳州龙溪，见砚墨中有灵蛇显现，有人告之灵蛇为“三平侍者”化身。

　　此外，笔者认为蛇侍者的自然来源除了本地锦蛇，也可能是闽地山间大蛇。《本草纲目》卷四十三中“蚺蛇”条目记载了一种大蛇。“时珍曰︰蛇属纤行，此蛇身大而行更纤徐。冉冉然也，故名蚺蛇。或云鳞中有毛如髯也。产于岭南，以不举首者为真，故世称为南蛇、埋头蛇。”在李时珍的描述中，蚺蛇体型大，其名称的来源之一便是这种蛇的鳞中有像髯须一样的毛。两汉杨孚 曾在诗中描述：“蚺惟大蛇，既洪且长。采色驳荦，其文锦章。”说明蚺这种大蛇体型很大，幷且有丰富华丽的花纹。倘若时人对这种体型巨大的蛇类拥有“麟中有毛”特点的认知，那么在将大蛇、原住民形象融合时，找到“毛”这一共性，从而流传“毛楂楂”的形容，这种推断也存在合理性。

　　在距离三平寺三公里的侍者公岭上，还有一座侍者公庙，又叫大歇困亭庙，始建于清干隆辛卯年（1771年）。庙中祭祀蛇侍者，蛇侍者的供像如同人一样，手中执蛇，蛇围遶在他的颈上。据《平和县志》载：“此山旧为鬼魅所居，唐义中禅师入此山擒伏蛇侍者，其无毒不噬人。”

　　在此记载中，蛇侍者的形象与山中鬼魅产生了关联。而在三平祖师的部分传说中，山鬼、鬼魅则是“毛侍者”的原型，由此，“蛇侍者”和“毛侍者”产生了身份的重叠。

　　相关传说最为重要的文献记载，当属《漳州三平山广济大师行録》。《行録》造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郡孝廉王志道募述立石，漳州大书法家李宓书写碑文，篆额为《重建广济録碑》，碑铭为《漳州三平山广济大师行録》。《行録》在《碑铭》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神怪事迹，诸如“卓锡化树”“降服众祟”“鬼魅造寺”及“擒大毛人，收为毛侍者”等耳熟能详的三平祖师传说。

　　《行録》记载：“怪徒奔走，其不健者化成蛇虺。有大魅身毛楂楂，化而未及，师戏擒住，随侍指使，曰：‘毛侍者’。”故事叙述了建造寺院的众祟被三平祖师突然睁眼而惊吓，化成大蛇四散奔走，有大魅身上长满毛，还没来得及化形成蛇逃走，就被三平祖师抓住，让它做“毛侍者”。

　　《字彚》解释“虺，蛇属，细颈大头，色如绶文，大者长七八尺”。这段传说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山鬼大魅可以化蛇，再联系前文《本草纲目》描述麟中有毛的蚺和“毛侍者”的描述，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蛇—大魅—毛/蛇侍者”之间的关联。

　　学者郭志超认为 “毛侍者”即“蛇侍者”，而将“毛侍者”进一步分蘖为“虎侍者”，则发生在王志道题识的明万历之前。在以三平祖师为核心的神明系谱的建构中，尊称为“侍者公”的锦蛇崇拜，是人格化蛇神崇拜的自然形态。 

　　学者石奕龙认为， 传说中三平祖师镇服的所谓山鬼、众祟、怪徒、蛇虺、大魅、毛侍者， 均是当地土著的象征表达。

　　综上，笔者认为“蛇侍者”身份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也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杂糅的结果。

　　三、联结本地文化与禅宗信仰的双向性

　　如上文所述，在三平祖师信仰体系中，蛇侍者形象的由来有着多种传说。一说三平祖师在菜园中劳作的时候，一条大蛇徘徊在他身边不离去，第二日继续来陪伴，三平祖师遂收留它在寺中生活，自大蛇来后，寺中不再遭受虫蛇鼠患，大蛇亦不伤人，信众们称蛇为“侍者公”。另有说蛇侍者就是“毛侍者”，也就是可以化为蛇虺的山鬼众祟。

　　但无论蛇侍者是作为伴生于三平寺环境中的自然形象的蛇，还是早于三平祖师到来即已在三坪地区生活的山鬼邪祟，最终蛇的非人形象都借由三平祖师的力量而转变为人的形象，并进一步演化出配享祭祀的护法神形象。

　　蛇侍者脱离了野兽妖怪的原始身份，成为侍奉祖师公的侍者，这一演变过程便彰显了禅宗的佛法精神，极具感召力和教化作用，而这种将山野鬼魅之气洗伐殆尽的故事，在流传中逐步向信众宣讲着佛教的法力无边。

　　蛇侍者除了作为三平祖师的随侍者外，还有一个身份，便是医者。《漳州史迹》载：“蛇侍者生前知医术，故香客多求香炉中之香灰，带归以备病时服用。”那么，蛇侍者的医术从何习得呢？

　　据《三平寺志》记载，三平祖师自宝历二年（826年）至会昌四年（844年）前后近20年，在三平真院除从事佛事活动外，还为百姓治病，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过去的三坪，瘴疠遍地，瘟疫流行，缺医少药，居民苦不堪言”，三平祖师三平祖师除了佛法外，还传授当地居民和信众以耕种技术、强身健体之术，而蛇侍者则继承了三平祖师身为医者的一面，在民间传说中，以一个独立的行医施药、治病救人的形象，丰满其神格。

　　从原住于此的蛇虺视角来看，三平祖师原本是一个外来者，但是随着他宣讲佛法、治病救人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改善，逐渐为原住民所接受。三平祖师被蛇虺所接受的过程，实际上是先进的中原生产力与传承深厚的南派禅宗佛教文化逐渐开发、吸收、改造闽地山区传统文化的过程。而宣扬佛法、传授医术，则既是教化的内容，也是同化的手段。三平祖师信仰的民间传说中，蛇的形象从野性转而富有人性乃至神性，成为有资格享用香火的“侍者公”，便体现了蛇侍者被禅宗文明改造的成果——由蛇化神。

　　相传三平祖师是继大颠禅师之后的南宗禅第十世祖。当我们转换视角，从三平祖师，或者说从南派禅宗的角度来看蛇侍者，征服蛇与被蛇崇敬，实则意味着外来信仰面对本土化的接纳挑战。

　　在菜园中陪伴三平祖师的锦蛇，与信徒和平共生带来吉祥的锦蛇，是一种温情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但能化身蛇虺的山鬼大魅与三平祖师的接连斗法，则暗示了禅宗被接纳甚至反客为主过程的艰难。

　　学者吴真在《降蛇——佛道相争的叙事策略》一文中开篇引用Bernard Faure 在“Space and Place in Chinese Religions Traditions”的观点，认为在神秀嵩山杀蛇等类似的禅宗故事里，蛇象征着地方势力, 对蛇怪的征服实际上是以佛教“普世化教义”(Universal Doctrine)征服“民间宗教仪式实践层面的地方崇拜”。

　　王樱、吴春明梳理闽台地区蛇崇拜的考古资料，认为伴随着百越族的逐步汉化，原始且颇具血腥色彩的蛇崇拜逐渐演变为较为文明的象征性祭祀和纪念，以“彩丝系臂”和“簪作蛇形”等方式，于日常生活中保留了原始蛇崇拜的影子，并提及了三平地区的祖师公信仰。文中记载了民间传说中，三平祖师以法力制服了作恶的妖蛇，妖蛇改邪归正，得以成神，民众因此而祭祀蛇侍者。这便回到了明代以来较为成熟的佛道高人与盘踞一方的蛇妖斗法并获胜的叙事模型。

　　明郑爵魁有诗《三平寺》：“钵里神蛇听法伏，云间香桧护坛栽。”这句诗如今依然作为楹联存在于三平寺祖殿内的柱子上。虽然蛇前冠以“神”之称号体现崇敬，却难以忽视“听法伏”的现实。原始的百越遗留信仰，最终为禅宗文化所取代，原始蛇崇拜也经过洗礼摇身化作侍者公，以人形神性流传。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蛇侍者”形象如同一个连接点，嫁接的是在地原始崇拜和南派禅宗信仰。蛇侍者的双手一边拉起遥远的本地风俗，另一边则伸向佛教传播的目的。在地性的代表蛇虺经由佛法教化而成文明的侍者，禅宗也将蛇纳入三平祖师的信仰体系，从而完成了本地信仰与教宗信仰的相互妥协与融合。

　　结语

　　蛇侍者信仰虽然只是三平祖师信仰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但其具有与其他佛教传说中不甚相似的蛇形象，由“蛇侍者”这一个复合的配祀神，勾连起本地土著教化、原始崇拜遗留、南派禅宗传播等多元背景，折射了本地原始传统信仰接纳和融入三平祖师信仰的过程。当我们将“蛇侍者”作为一个棱镜深入分析三平祖师信仰的光谱构成，将从细微处获得对三平祖师信仰乃至南派禅宗在闽地发展的更深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