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96年台海危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转折点,两岸之间从此结束了一段具有共同接触、协商基础与双方关系持续改善的时代,进入一个政治上更加对立、渐行渐远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从相对积极走向保守消极,加强管制从此成为其大陆政策主轴。不过,在经济区域化浪潮与巨大的经济利益下,两岸经贸关系总体发展趋势未完全受到这次危机冲击与影响,十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两岸产业分工格局出现全新变化。然而,不可否认,95-96年台海危机后,由于两岸政治关系恶化与两岸两会接触中断,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发展目标尚未实现,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未能建立,两岸直航未能实现,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呈现出一种并行发展态势。
第一节 海峡两岸贸易规模翻了四番,但失衡情况更趋严重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两岸贸易恢复以来,已有近30年时间,总体呈现快速发展之势。其中,95-96年台海危机后,尽管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趋于保守,管制增强,但台海局势变化与政策调整,并没有完全影响两岸贸易快速发展,此后十年时间里,两岸贸易发展呈现跳跃式发展,贸易规模急剧扩大。依商务部统计,1996-2005年,两岸贸易规模接连跨过200亿美元、300亿美元、400亿美元、500亿美元、700亿美元与900亿美元六个台阶,实现了历史上少见的跳跃式发展,十年两岸贸易总额翻了四番,两岸贸易额累计达到4128.5亿美元,占了28年来两岸贸易总额4958亿美元的84.4% 。同期,台湾对外贸易总额从2183亿美元增加到3811亿美元,增加不到1倍;大陆对外贸易总额从2809亿美元增加到14221亿美元,增加了5倍,显示两岸贸易发展与大陆总体经济、外贸发展基本保持一致,而与台湾经济与外贸发展呈现两极化特征。
95-96年台海危机后,尽管两岸贸易保持快速发展之势,但“进大于出”的总体结构性问题没有改变,两岸贸易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即大陆从台进口规模与对台出口规模呈现两极化发展。大陆与台湾于2001年、2002年先后加入世贸组织WTO后,原本预期可能有助于改善两岸贸易失衡局面,但这一预期没有变为现实。尽管入世后大陆对台出口增长迅速,2002-2005年平均增长达35.3%,但由于基数低,对台出口总量有限,2005年出口额还未突破200亿美元。相反,台湾对大陆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规模持续扩大,2005年达到747亿美元,使得大陆对台贸易逆差持续增加,同年达到580亿美元,十年累计对台贸易逆差达到2796亿美元,占了过去20多年台对大陆贸易顺差总额的84.1%。
过去十年间,两岸贸易市场相互依存度大幅上升。1996年到2005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从10.8%上升到20%,对大陆出口市场依存度从17.6%上升到28.4%,均增长1倍左右;对大陆产品进口依存度从不足3%上升到11%,增长近3倍。若将香港计算在内,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市场出口依赖度更高,接近38%。
两岸贸易产品结构在这十年时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十年前,台湾对大陆出口产品主要为电机设备及其零件、机械用具及其零件、塑胶制品、人造纤维丝及工业用纺织物等。到了2006年1-2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的前五大产品分别是集成电路、液晶装置、TFT-LCD、印刷电路板、自动资料处理器及零附件,其中前两项出口增长率在28%到100%之间,对大陆出口比重分别达19%与17%。显示,台湾对大陆出口产品结构与台湾产业升级以及优势竞争力产品的外销是一致的,也显示了台湾经济仍具较强竞争力,与大陆市场存在着较强的互补关系。大陆对台出口产品在入世后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对台出口产品结构也在逐步改变,在农工原料仍保持稳步增长情况下,较具竞争优势的工业制成品比例增加较快。
两岸贸易往来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两岸贸易纠纷与争端逐渐公开化,反倾销问题成为两岸贸易中的一个新现象。大陆对从台进口产品采取反倾销调查的产品共有10起(到2006年6月,笔者不完全统计),其中包括聚氯乙烯、苯酚、乙醇胺与未漂白牛皮纸箱纸板等4件产品已征收反倾销调查,弹性纤维、PBT树脂与苯酚产品等3件,终止反倾销调查的产品3件(尼龙丝、尼龙加工丝、钢产品)。台湾对大陆产品进口采取的反倾销调查只有1件(毛巾),同时台湾方面就大陆毛巾进口救济措施展开听证与调查。由此发现,入世后,两岸的贸易摩擦增加,而且逐步依照WTO规划进行反倾销调查,成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中一个新课题。
第二节 台商对大陆投资波动大,但岛内产业
向大陆转移趋势没有改变
台商对大陆投资是台湾产业对外转移的一种客观趋势与必然选择。95-96年台海危机后,两岸关系格局出现转折性变化,两岸在90年代初缓和气氛逐渐消退,从此进入两岸政治上更加对立与对抗时期,两岸两会正式接触、谈判陷入停顿,也影响到台湾当局对台商大陆投资政策调整,加上大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与整顿,均影响到台商对大陆投资变化。90年代中期后,台商对大陆投资,不论是投资项目、合同台资还是实际投资额,均呈现不稳定、不规律变化。其中合同台商投资量有两次高潮,一是1992-1996年;二是2001-2005年;台商实际投资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22-39亿美元之间波动,几乎没有高低潮之分,发展较为平稳。从统计数字观察,95-96年台海危机后,台商对大陆投资变化不完全是“台海危机”引起的,与两岸政治关系发展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反,与大陆吸引外资发展趋势大致呈正相关关系,只是时间上若有延后,说明大陆经济发展与政策调整,对台商投资影响程度远超过两岸关系变化以及台湾当局政策影响力度。
过去十年间,台商对大陆投资合同金额合计602.2亿美元,占历年累计合同投资总额的66.7%;实际利用台资金额合计301.8亿美元,占历年累计利用台资总额的72.3%;依台湾方面统计,十年间台商对大陆投资金额达416亿美元,占了15年来台商对大陆投资总额的88%,可以说是台商对大陆投资的一个重大发展时期。若加上台商经第三地对大陆转投资金额,台商对大陆的投资规模更大。
95-96年台海危机后十年来,尽管台商对大陆投资波动相当大,但台湾产业向大陆转移的趋势未变,大陆逐渐成为台商对外投资的重要地区,台商对大陆投资金额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在经历了90年代后期低潮后,2002年起呈现稳定上升趋势,2005年占71%。
台商对大陆投资的意义在于台湾产业对大陆转移以及两岸产业分工模式不断变化或产业链形成。依笔者对台湾优势或支柱产业研究观察,台湾产业对大陆转移呈现明显的阶梯性推进过程,如果以核心或代表产业观察,呈现制鞋与纺织——塑胶与食品——电子零组件——计算机——半导体——光电产业的演进过程。经过多年产业转移,两岸产业分工模式基本形成。台湾逐渐成为台商研发、设计、资金等运筹中心,大陆成为最重要生产基地。其中两岸产业分工以IT产业最典型。十年来,台湾资讯硬件产业产值在岛内生产比重迅速下降,而在大陆的生产比重大幅上升,大陆成为台湾最大的IT产业生产基地。据台湾资策会市场情报中心(MIC)报告,1996年到2005年,台湾资讯硬件产业岛内外产值(不包括通讯)从250亿美元增加到770亿美元,台湾岛内生产产值比重从67.9%降为6.8%,在大陆生产比重达则从16.8%上升到近80%,就是说台湾最大的支柱产业IT产业近80%的生产活动是在大陆完成的,岛内生产比重已不足7%。
随着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发展,两岸产业链十年来发展了重要变化,台资企业本地化有了很大发展,即台商从台购买原料与中间产品比例迅速下降,而在大陆购买比例持续上升。据台湾“经济部”公布调查,1995年,台商从台购买原料比例为52.5%,持续降至2004年的话35.1%,十年减少了17.4个百分点;同期台商从台购买零组件或半成品比例从56.3%降为40.9%,十年减少了15.4个百分点。尽管台资企业从岛内进口原材料与半成品比例有所下降,但外界一直强调的“台商对大陆投资带动的出口效果下降”并不明显,台湾对大陆出口一直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揭示了两岸产业互补性依然很强。
第三节 两岸直航呈现“不断分割与局部突破”发展模式
直航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95-96年台海危机后,尽管两岸直航没有实现,但在政治上博弈、技术上灵活处理下,两岸直航实现了四次较为重要的突破与发展,从而呈现出一种“不断分割与局部突破”的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挤牙膏模式”。
一是1997年两岸实现“试点直航”,成为两岸航运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其意义在于两岸部分港口实现了货运轮船直航。不过,由于受台湾方面“不通关入境”政策限制,两岸贸易货物无法实现直航,使得“试点直航”效益逐渐递减与下降,局限性日益暴露。依台湾“交通部”统计,1997年到2005年,航运船舶量在2003年达到1010艘次后开始下降,2005年降为995次,集装箱运量出现首次下降(较上年下降8.7%)。
二是两岸空中直航走上了一条典型的“切割处理与局部突破”方式。包括:“台商春节包机”,包机对象仅限于春节期间的台商群体,存在着身份上的歧视与不公平问题;“台胞春节包机”,2006年“春节包机”搭载对象扩大到台商、台生等在内的台湾同胞,航点增加;“节日包机”,2006年6月两岸达成中国四大节日的“节日包机”;2006年7两岸实现“专案货运包机”,下一步特殊直航的模式可能为“常态货运包机”、“周末包机”与“客运包机”等,而一般意义上的两岸直航仍无时间表。
三是2001年起福建沿海与台湾管治的金门、马祖实现了直航与通商,即实现了所谓“小三通”。此后“小三通”营运港口、范围等不断扩大,营运规模与经济效益等均取得快速发展。据统计,“小三通”开放五年来,往返两地人数从2001年的2.5万人增长到2005年的55.5万人,五年增长20倍,其中主要集中在金门与厦门之间。
四是实现了海峡两岸轮船在两岸港口揽货与中转,两岸国际货运逐渐融入国际航运体系。如果说两岸贸易与台商对大陆投资受政策因素影响相对较小的话,两岸直航问题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两岸关系形势与台湾当局政策影响。在直航问题上,两岸一直呈现大陆积极推动的攻势策略、台湾则是处处设限的守势策略,而且在两岸复杂的政治博弈中逐步妥协与让步,才得以实现有限的、局部的直航,但与真正意义上的正常通航还有较大距离,也就是两岸直航目标并没有实现,直航仍是两岸经贸往来中面临的最迫切与最现实的课题,是未来两岸政治博弈的重要对象。
第四节 政策因素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影响
与效果呈现两极化特征
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两岸政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不易量化与准确估计,但采取鼓励或限制的不同政策,其影响则是必然的,两岸的政策取向总体上表现为一种“推力”与“阻力”的较量。就95-96年台海危机后十年来大陆与台湾所采取的两岸经贸政策观察,大陆在“政经分离”原则下持续走向更为积极、务实、开放的政策方向,是促进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力”与“助力”。相反,台湾当局的两岸经贸政策,在“政治先于经济”原则下,走向了更为保守、消极、管制重于开放的政策方向,成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阻力”与“拉力”。
95-96年台海危机后,大陆并没有因此放慢开放两岸经贸往来发展的步伐,而是采取更为积极的、务实的开放性两岸经贸政策,并出台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更加重视保护台商利益,以促进两岸经贸关系健康与良性发展。尤其是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后,双方不仅发表了新闻公报,在加强两岸经贸往来、推动“三通”与保护台商利益等方面达成诸多共识,大陆随后相继出台一系列有关促进两岸经贸往来与惠及台湾民众的政策措施,极大地改变了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格局,收到了较好经济、社会与政治效果。
相反,95-96年台海危机后,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先后进行了三次重大调整,其基本原则是“政治优先于经济”,“台湾利益优先于大陆利益”,总体政策走向是“管制重于开放”。三次重要政策调整为:一是李登辉于1996年8月首次提出“亚太营运中心以大陆为腹地的论调必须加以检讨”,“对台商到大陆投资设一定的比例”,成为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积极走向消极管理的重要讯号。9月14日,李登辉在台湾工业总会召开的“经营者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因应当前两岸关系必须秉持‘戒急用忍’的大原则”,10月21日再次表示“大陆政策要‘戒急用忍,行稳致远’”。可以说在两个月之内,李登辉的三次重要讲话确立了新的两岸经贸政策,成为日后十年来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的基本原则。1997年7月,台湾“经济部”公布《企业对大陆地区投资审查办法》,对台商赴大陆投资的行业、投资金额等做了具体规定。民进党上台后,一度为了适应民意,决定扬弃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经发会”确立了“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新大陆经贸政策,受到外界肯定。但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却变为“严格管理”,未能“积极开放”,“经发会”达成的许多开放共识未能落实,而且多次采取行政与司法手段处罚所谓的“违规”台商,影响了两岸经贸关系良性互动与健康发展。随后,陈水扁当局在急于为台湾政治上独立创造条件的战略考虑下,再次调整大陆经贸政策。陈水扁于2006年元旦提出所谓“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大陆经贸政策新思维,标志着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更趋保守,进一步走向紧缩与管制。台湾行政部门在这一政策原则下迅速于3月22日公布了详细的“两岸经贸‘积极管理,有效开放’配套机制”,提出一套完整的政策目标、执行规划以及具体做法。可以说,95-96年台海危机后,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以及两岸经贸政策发生了质的方向性变化。纵观十年来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是大陆经贸政策服从于总体大陆政策,也即“政治优先于经济”。在谋求台湾独立战略下,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必须服从于追求台湾独立的大战略,服从于总体大陆政策,服从于政治上的需要。在2006年初公布的“积极管理,有效开放”配套机制中,政策目标就明确定为“确保台湾经济的主体性”与“降低对中国大陆经济的依赖”。
二是大陆经贸政策服从于总体经济战略。在2001年8月召开的“经发会”上,陈水扁明确提出将“深耕台湾,布局全球”作为台湾新世纪经济发展战略。核心就是将两岸经贸往来纳入台湾经济的“全球布局”战略之中,分散台商对大陆投资,避免台湾经济对大陆依赖。这次“经发会”最后达成当局提出的“台湾优先,全球布局,互惠互利,风险管理”战略。
三是遵循“利我”而非“双赢”的原则。在处理两岸经贸往来上,对台湾有利的就开放,对台湾不利的就不开放,从不考虑是否对两岸共同有利,因此是“利我主义”的单边原则,而不是一种实现互惠互利的双赢政策。
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是否取得预期成效,需要从两方面观察。一方面,受政策性影响强的领域,管理政策的有效性或影响明显,比如大陆企业无法到岛内投资,大陆许多产品无法向台出口,台湾集成电路、面板产业与轻油裂解等不能到大陆投资。不过,另一方面,从两岸经贸总体走势与发展看,台湾当局无法完全阻止与限制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十年来两岸经贸关系还是获得了重大发展,往来的广度与深度均取得了前提所未有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归于市场力量与经济规律以及大陆的鼓励政策。
如何评价政策因素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程度,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不易准确评价。如果从宏观上或总体上观察,十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呈现持续发展趋势,规模不断扩大,原因很多,但至少可以说明,台湾当局政策限制是有限的,难以从根本上阻挠两岸经贸发展大趋势,至多是延缓,而大陆积极开放政策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与促进作用。如果从两岸经贸发展涉及政府权力的重大事项看,政策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台湾当局管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在两岸直航、金融合作、大陆资本进岛与大陆产品进口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台湾当局政策管制,无法获得突破。可以说政策因素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是正反两方面均存在,海峡两岸政策取向是相反的,影响是不同的。
第五节 海峡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发展目标尚未实现
过去十年来,尽管两岸经贸关系取得很大发展,但95-96年台海危机后形成的两岸政治僵局与政治对立格局,导致两岸经贸关系一直无法实现正常化发展。主要表现在:
两岸相互投资或资本往来的不对称性依旧。在两岸经贸往来中最重要的投资活动,台商对大陆单向投资格局一直没有改变,大陆企业一直无法进入岛内投资或从事商务活动,大陆其他资本或资金进入岛内也受到限制。制度上的限制,不仅造成两岸地下资本流动的广泛存在,而且扭曲了台商在大陆实际投资规模与两岸资本流动真相。
两岸贸易不正常性与平衡性依旧。不正常在于两岸贸易货物不能实现直航,而且由于大陆商务人士进岛受到限制,而不能正常、方便的进行商务活动;不平衡性在于大陆对出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与限制,是某种程度的不公平贸易,从而造成大陆对台巨额贸易逆差局面无法得到有效改善,不利两岸贸易长远发展。
两岸技术引进与合作发展受到限制,与投资、贸易呈现极大反差。在正常的经贸往来尤其是引进外资活动中,技术引进与技术合作是重要内容,也是重要目标,但在两岸之间的技术引进与技术合作规模太小。依台湾统计,1991-2005年,台湾从大陆技术引进项目只有55件,其中民进党上台后的2000年以来,从大陆技术引进为零,与台湾对大陆投资总计34452项不成比例。我们未找到大陆从台技术引进与技术合作统计,但估计量也非常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台商对大陆投资的技术含量,也导致两岸经贸往来合作质量与层次偏低。
两岸金融领域合作滞后于两岸贸易、台商对大陆投资以及两岸产业领域合作。二十多年来,两岸经贸发展的两个支柱即两岸贸易与台商对大陆投资发展迅速,但金融服务领域投资与合作没有实质性突破。尤其是两岸无法签署金融监管合作备忘録与货币清算协议,使得两岸金融往来主要局限于通汇、台湾金融机构在大陆设立办事处等方面,使得台湾银行主要业务与服务对象台商之间发生断裂,台湾银行业的生产性金融业务受到限制,也影响到在大陆台资企业融资与发展。
两岸经贸合作机制仍停留在低层次的初级阶段。95-96年台海危机后,两岸经贸关系总体上呈现持续发展态势,两岸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有很大发展,经济密切度、关联度、融合度都有了新发展。不过,此后十年来,由于两岸关系出现结构性与实质性变化,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虽然没有完全受到两岸政治关系影响,但政治上的对立与统独矛盾变化,两岸正常的沟通管道中断,海基会与海协会无法进行接触与谈判,影响到两岸经贸往来向着更高阶段转型,即两岸无法就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与制度化做出安排。在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问题上,大陆方面积极主动,台湾岛内意见分歧,尤其是执政党民进党持否定与反对态度,使得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仍停留在理论讨论阶段或者民间行业之间有限互动合作方面,尚未建立起真正的经济合作机制,除了包机直航的“澳门协商”模式外,两岸当局尚未有任何形式的经贸往来与合作方面协议或制度化协调机制。目前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主要表现为民间行业性、党际合作性、论坛性、非正规性与非法律性。
第六节 对海峡两岸各自经济发展的经济效益与影响的评估
95—96年台海危机后,两岸经贸关系总体上取得很大发展,对台湾与大陆经济发生了何种影响,取得何种经济、政治与社会效益,则是需要认真评估的。不过,贸易、投资、技术与人才等不同领域效果与意义是不同的,也有不同平价标准。这里就台商对大陆投资与两岸货物贸易的意义与效益作以分析与评估。
台商对大陆投资,是否只对大陆有利而不利台湾?这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性的问题。台湾当局认为,台商对大陆投资对台湾经济影响主要是负面的,造成如下结果:大陆具有“磁吸效应”,排挤岛内投资,造成产业“空洞化”,是“钱流大陆,债留台湾”;产业外移,造成岛内失业增加,而且影响到“台湾经济安全”。似乎台商对大陆投资对台湾经济与社会影响主要是负面,很少强调台商赴大陆投资对台湾经济的积极意义。这是台湾当局对台商赴大陆投资的片面认识,是以政治利益或者说以是否有利“台湾独立”作为评价标准的。事实上,过去十年来,台商对大陆投资是一个双赢结果,不仅有利大陆吸引资金、扩大出口、创造就业,而且对台湾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台商将不具竞争力的产业外移大陆与东南亚,在岛内发展具竞争力与优势产业,或提高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使得台湾产业不断走向高级化,不断有新的优势产业兴起,台湾得以顺利进行产业转型。如传统产业转移大陆后,台湾电子产业迅速发展;在电子产业转移大陆后,半导体产业迅速发展;在半导体产业有限开放投资大陆后,以面板为核心的光电产业迅速崛起,使得台湾整体产业得以持续保持较强竞争力。可以说,过去十年来,台湾产业升级、产业高端化与台商对大陆投资有密切关系,否则这些产业全部集中在岛内发展,会出现恶性竞争与严重倒闭风潮。实际上,台商投资大陆,找到了新的生产基地与市场,岛内企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台湾失业率上升是台湾总体经济逆转造成的,与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不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若不具竞争力的企业继续留在岛内,倒闭企业更多,失业问题更严重。尤其是台湾企业与产业一直在国际上保持较强竞争力,与台商对大陆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密切关系。
台资企业在大陆盈利增加,成为岛内母公司收益的主要来源,不仅大陆台资企业汇台资金出现快速增长,两岸资金流动从过去的单向转为双向发展。台湾《商业周刊》发表的2004年《两岸三地一千大上市柜公司排行》中,台湾有263家公司(不包括金融控股公司与兴柜上市公司),在其大陆投资的损益表中,投资大陆损益占公司总体损益比率迅速上升,从四年前的36%上升到109%,就是说这些公司盈余来自大陆地区贡献,超过台湾岛内贡献。近年来,台资企业汇回台湾的资金快速增长,甚至不少台资企业返台进行收购整并岛内企业。
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发展贡献甚大。台湾对大陆大规模出口,不仅成为台湾外贸盈余主要来源,让台湾保持巨大顺差与庞大外汇储备,而且带动台湾诸多产业持续发展,大陆市场成为支撑台湾经济发展与转型。据学者依“贸易乘数”理论研究,2004年,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贡献为175亿至251亿美元之间;台商大陆投资对台湾经济贡献(依台商对大陆投资收益比率计算)为71亿美元(加入经第三地的台商投资)。
台商大陆投资对大陆经济当然有积极促进作用,台资企业在大陆产品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大陆外贸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台商投资集中地区,台资企业贡献更大,对地方经济发展与繁荣做了很大贡献,不仅包括对GDP、外贸出口贡献,还有税收、就业等方面的贡献,尤其是东莞与昆山经济的崛起,与台商集中投资有着直接关系。
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不只有经济效益,而且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效益。日益密切的两岸经贸关系成为稳定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还不能完全决定避免两岸政治对立与发生军事冲突,但确实具有缓和两岸关系、防止两岸军事冲突作用。正是因为经济利益与经济上的需要,让两岸在政治对立情况下经济界与产业界不断有所接触与沟通,并不断在经济往来或包机直航方面有所发展甚至突破。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与经济利益,也让两岸人民加深瞭解,逐步消除敌意,共同追求与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