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池袋街头林立的中文看板。
|
在日华人代际流变
东方早报报导，在山下清海看来，在日华人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截止到二战前。明治维新后，一批中国人以横滨、神户等为中心居住下来，这是初期“老华侨”时代。
第二代则从二战结束后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山下清海解释说，在战后的日本华人社会，台湾人客观上具有优势，他们从日本统治时代就开始学习日语，容易融入日本社会。与他们相比，广东人则多居住在有中华街的地方。
第三代从1972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批优秀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这个时期中国留学生中，现在有很多活跃在日本的学界、传媒界和经济界。
第四代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现在，尤其是通过获取“研修生签证”到日语学校学习日语的中国研修生人数猛增。
他们不再洗盘子，不再送外卖、不再结结巴巴拼出那些文字，不再在歌舞伎町发小广告，相反，他们日语流利，技能超强，已然开始融入日本社会，他们是在日中国新华人。
5月的傍晚，东京丰岛区JR池袋车站北口，人流如织。
然而，在鼎沸的人声中侧耳倾听，扑面而来的居然是熟悉的中国方言：东北话，上海话，客家话，广东话……再深吸一口气，会发觉空气中都充满了地道的中国菜味道。
尽管这里没有中国传统的牌楼，也看不到传统中华街里色彩丰富的艳丽招牌，但这里聚集了约100家为华人服务的网吧、书店、旅行社和卡拉OK店等设施——这就是“池袋华人街”。
自从研究在日华人变迁的筑波大学教授山下清海于2003年在《地理》杂志上撰文介绍这条街道后，“池袋华人街”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这条街道的兴盛也标志着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在日新华人——浮出水面。〈nextpage〉
呈现代际分化
在山下清海看来，所谓在日新华人，就是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留学或就业等形式来到日本并长期居留的中国人。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日语学校上学的年轻福建人和上海人开始集中到打工方便、住宿便宜的池袋附近。这里的中国物产店不仅为华人提供生活上的便利，还出租中国电视剧录影带，逐渐成为华人的资讯集散地。现在池袋已成为新华人的资讯发源地，十多份中文免费报纸都出自这里。”山下清海告诉记者，不像其他中国街已经日本化，池袋是日本最地道的中国街，保留着很多原汁原味的东西。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陆续出现的新华侨经营的食堂和商店，引起了山下清海的好奇心，他长期观察后发现在日华人呈现着明显的代际分化。按照山下清海的研究，从明治维新后至今在日华人可以分为四代，而最令山下清海关注的是第四代华人，即在日新华人。现在他们的年龄大部分集中在三四十岁，正值年富力强。许多人都是在日本留学，然后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留在日本，其中不乏高素质的人才。在职业上，新华人们也摆脱了传统中国人到海外只从事餐饮、服务等行业，更多地参与到教育、科技、文化、商业等领域。
不过，山下清海也指出:“为了继续在日本的高开支生活，有个别在日华人开始犯罪。由于他们经常被日本电视或报纸报导，导致在日中国人的形象被连累跌落。这非常遗憾，却也是事实。”
留日或归国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日本的华人人口大幅度增加。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在日中国人仅不到5万人。日本新华人华侨会会长吴智深告诉早报记者，目前日本有55万新华侨(指改革开放以后去日本的华侨)，5万老华侨，10万留学生，共计70万华人。日本社会的华人数字正在每年增长，再过几年就可能突破日本总人口数的1%。他指出新华人华侨的专业素养和在科技文化艺术领域的建树有了显着提高。目前已有5个华人企业在日本上市。
在日新华人群体的壮大，甚至引起了《时代》周刊的注意。《时代》曾以《追逐日本梦》(Chinese Immigrants Chase the Japanese Dream)为题，用封面故事聚焦了中国白领劳动力在日本的生存状况，并称这种民间交流“证明瞭亚洲充满机遇”。
山下清海说，新华人主要集中在兼职和工作比较容易找到的、中国同胞比较多的大都市，特别是东京及东京周边的神奈川、埼玉、千叶等地区。“他们一般首先在日语学校学习，然后以考入大学为目标。他们在居酒屋、便利店等各种各样的地方打工。大学毕业后，以前很多人都留在日本，到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的日本企业就职。最近看到中国经济的显着发展，希望能够回国工作的人有很多。”
除了这一主流路径，还有很多日本企业直接从中国招募优秀人才，这也是新华人人数增加的重要方式之一。〈nextpage〉
不是廉价劳动力
日本猎头公司Meitec在中国的五个城市为想要进入日本公司的中国工程师提供为期6个月的培训专案，他们中的一些人随后会被派到日本。其中的必修课程包括团体协作(中国工程师更加乐于个人研发)、实际工程技能(中国的部分大学强调理论学习而不是实践应用)以及道歉的艺术(日本工程师能很快承认错误，但中国员工相对较少会这样)。
在过去的21年里，Meitec给日本输送了156名中国工程师，只有一个人回国。“我们的工程师并不是廉价劳动力，”Meitic环球商业集团主席Kanji- Fukuda曾对媒体说，“他们与我们的日本工程师一样具有高级技能，由于他们的中国背景，还能带来其他的价值。”
身份认同成困扰
尽管与老华侨华人相比，新华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拥有较高学历，在工作方面通过努力已经更好地融入了日本人的群体当中，但他们依然面临困惑。
在山下清海看来，老华侨已经相当程度地与日本社会同化，但是新华人还是给人“中国人”的感觉；老华侨日语很好，也有很多日本人朋友，且对日本很知晓，但新华人很难交日本朋友，对日本的误解也不少。“中日间的交流不足，成为中日相互理解最大的障碍。不过，高学历的新华人，能够很好地理解日本的事物，因此，在日本的经济界和学界能够取得成功。”他说。
在日新华人最大的烦恼之一是自己的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也牵涉到一代人的身份认同。“如果在日本受教育，回中国后就难以应付中国激烈的考试竞争。但是，如果只把孩子放在中国让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很可能会溺爱孩子导致孩子教育失败。”山下清海说。
而对于日本人和日本社会来说，如何看待这一数目日趋庞大的群体也成为一个未解的命题。
在留资格或成5年
《时代》周刊评论说:“中国白领劳动力的流入使得日本再次思考自己的国家身份。传统上，这个岛国一直都是内向而且惧外的。由于多年的低出生率造成了劳动力短缺，日本瞭解到如果要维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就必须要引入劳动力。”
山下清海认为，新华人的存在对现在和将来的日本来说非常重要。“在日本的新华人非常理解日本好的地方和坏的地方，因此，我相信他们对于建立良好的中日关系能够做出重大的贡献。”
或许与此相呼应，日本外相高村正彦5月1日宣布，对于具备一定日语能力的外国人进行在留资格审查时，在留期间可从目前的最长3年延长到5年。这一措施将被法务省写入计画明年提交国会的“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案”。
新措施旨在提高来日外国人学习日语的热情，使其在日生活更加便利，并扩大接受外国劳动者。高村说:“这是对会说日语的外国人的优待，放松限制。”
目前，外国人在留资格根据在日本的活动和身份分为“人文知识•国际业务”、“投资•经营”、“技能”等27种，除“外交”、“公务”、“永住者”之外在留期间目前最长为3年，延长时须接受审查。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建议成立专门的“移民局”，来帮助外国工人在日本长期居留。80名自民党议员将在5月中旬完成一项有关提案，呼吁进行移民改革，以便日本企业能妥善解决因为出生率降低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现场
逛日本最地道的华埠——池袋
与横滨中华街等已经日本化的传统华人街相比，东京池袋站北口的华埠是日本与今天的中国最接近、最地道的中国街。
日本传统三大中华街的访客中九成以上是日本人，街道已经日本化，中国料理的味道也是日本式的，而池袋中国街的访客主体是在日新华人。
东北话在耳边响起
东京，池袋站东口。猫头鹰雕塑是东口的标志物。
时尚的日本年轻男女通常把这里作为碰头地点，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猫头鹰周围或发短信，或打电话，或开心地聊着天，夹杂着日本年轻人独有的流行语。而走出东口，则更是一派热闹的景象。右手的星巴克咖啡馆内人满为患。
往左走便是东京最具人气的电器商场之一“Bigcamara”，店员拿着喇叭大声地宣传着商场打折讯息。东口正面的信号灯变绿，黑压压一片人群如潮水般涌来。
不过来到北口，则是另一番天地。
时值傍晚，记者正欲走出站时，天空突然飘起了小雨。作罢，只能在出口处暂时躲避。不一会儿，记者身边便聚集了不少躲雨的人们。突然，一串流利的东北话在记者耳边响起，“哎呀，又没带伞，又得买伞了。我都买了十几把伞了。”
二锅头也在货架上
不一会儿，雨停了。抬头向前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喜红和亮黄。往前走一小段，一块黄底红字的看板出现在左手边。上书:“中国书店，中国食品，国际旅行。2F-4F”。这便是在东京华人中颇有人气的知音店了。
来到三楼的食品店，中国味扑面而来。进门往左走，几排平行的商品架上放满了中国本地食品。二锅头，青岛啤酒，老乾妈辣酱，水果罐头，应有尽有。走到头，便是几台大的冷柜，里面则放满了冷冻水饺，冷冻汤圆，冷冻鸡肉。
另一个角落则摆着几个注满水的玻璃缸，鲫鱼，鲤鱼，甲鱼，还有黄鳝，在皮管吹出的水泡中游来游去。收银台里也是中国人，他忙碌地用汉语招呼着每个客人。
来到四楼的中国人大多则是来这里买国际电话卡的了。在这里如果买一种称为“有料”的电话卡，上网登录到知音网站打的话，只需要2日元一分钟左右，相当于一毛多人民币一分钟，及其便宜。
这里的老板非常热心，对于刚到日本没有买过知音卡的顾客，他都会耐心地教顾客如何使用。
现在，买一张1500日元的有料电话卡还会附赠一张30分钟的无料电话卡。无料电话卡只能用电话使用，不过拨打国际长途时只收取市话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