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6月26日电／香港《大公报》6月26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把灾难意识纳入中国国民素质教育，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灾难意识也是一种独特的科学意识与文明意识，而只有具备科学与文明素质的国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抗灾救灾，也才能真正有效地佑护我们的大中华！
文章摘录如下：
四川大地震以来，不少外国媒体把中国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救灾行动称为“快速应急”，赞誉备至。是的，与以往如唐山大地震时的中国政府相比，今天的中国决策层在施政方式和调度指挥可动员力量等方面的确是判若两人；中国舆论的公开透明程度以及广大公众对灾害的自主表达方式也与以往的严控封闭恍如隔世。在我们为这些现象和变化感到喜悦的同时，又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在我国国民素质中依然十分缺乏足够的灾难意识。客观地说，无论是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社会反应，还是随后在公众中自发产生的各类“反思”，尽管迅速有效得力，但更多表现的还是一种直线型反应，它们多数仍属于反弹式举措和舆论，犹如物理学通常所说的反作用力。
我们通过对各类传媒所披露的信息加以综合分析，就会发现，除了个例之外，无论是受灾地区的行政官员还是公众、灾民，绝大多数都对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预防、应变、补救、自救，在事先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个“必要”不止是说必要的物质准备(物资资金等)，尤其是指必要与足够的精神准备、制度管道和政策性安排。也正是因为没有这种“软件”准备，没有足够的灾难意识，所以也就导致了不少应急救灾行动的忙乱与无序(尽管后来已有所补救，如对救灾款物发放的监管等)。俗话说“有备无患”。面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我们虽然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无患”，但完全能够做到有备“少”患。
那么，这一切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里呢？我认为主要出在对中国公民(不是单指老百姓而是指包括一切官员在内的公民社会)的素质教育上。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国公民素质教育中长期存在着“灾难意识”的严重缺失。随便翻开一本“公民素质教育”的读本，就会“发现”：各级政府在制定与实施公民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或者仅有极为淡薄的公民应对灾难意识的内容！
在我们这个把“家丑不能外扬”作为祖训的国度里，在我们这片把自然灾害与命运福祉紧密相连的土地上，在我们这个习惯于在神喻与天谴的魔咒中不断揣测的民族血脉中，在我们这种把天象视为行动依据的传统文化积淀里，在我们那些把政绩和晋升的希望寄托于祥瑞吉兆的新旧官僚的心目中，本能地回避、有意地讳言灾难，难道不正是最合情又是最无情的思维逻辑吗？这就是在国民素质教育中为何严重缺乏应对灾难意识的症结所在，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里公民的灾难意识却十分淡薄的矛盾所在、悲剧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