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台北6月24日电／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台湾掀起一股“追杀物价上涨元凶”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再到司法检调、民代、再到媒体，大街小巷的寻找调涨物价的商家，一旦找到则从道德劝说、行政处罚、甚至到司法侍候，全部都来了，至于媒体的口诛笔伐就更不在话下。这种尽乎变态的“物价麦卡钖主义”，有道理吗？
中国时报社论说，从心理面来看，可以理解在经济走弱、“万物齐涨，只有薪水不涨”情况下，大众对任何物价调涨，易产生强烈的心理反应；在此压力下，民选的政府似乎无可避免的就要有所回应，因此，我们就看到许多不可思议的情况。
例如，原本政府调降奶粉关税，但业者未回应降价，就让政府“很不爽”，不断出言警告。奶粉业者亚培有意在七月涨价七%，“行政院”说去年十月亚培才涨价过，现在不该涨。“行政院”还出言警告业者，“如果敢涨就开罚”；吓得业者忙说“会积极配合政府”。今年端午，由于原料有上涨，某大超商的粽子涨三成，又被批为“哄抬物价”。台中护理之家涨价一成，台中市政府批评是“不合理调涨”，威胁要送公平会，业者马上允诺调降，官员说这种方式是要“防止不当涨价”。
社论说，最匪夷所思者是六月十五日，“高检署”指挥“全国”检察署与七十九个行政机关、警调等司法警察单位，动员二百多人，针对五十一个地点，查缉是否有故意哄抬物价、囤积物质等不法行为。民进党“立委”李应元甚至指责“行政院”竟然有意动员宪兵去查缉物价。至于媒体的公审，则更不在话下；某一小地区的某一小饮食店涨价五元，也能让媒体大报特报，访问小商家为何涨价？质问其自问有道理吗？
这般如抓匪谍般的抓涨价商家，太超过了吧！政府调降奶粉关税，业者有签约承诺降价吗？除了公用事业费率，确实受到法令约束，不得随意调涨外，台湾有那一家企业商家、那一项商品，要政府核准才能涨价？如果厂商成本未增加，难道就不能涨价吗？这又是那一条法令的规定？
台湾经济社会的构成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就是自由市场机制；在这个机制内，企业与商家可以各凭本事，创造吸引消费者的商品；至于价格要订得高还是订得低，商家需要的利润到底多少，则是任凭商家决定─或是更确切的说，是由市场决定。一个烂商品，商家硬是要拿高利、订高价，最后一定被市场淘汰；一个得到消费者接受的商品，商家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基于提高毛利的目的而调涨，埋单与否是由消费者决定，绝对不是政府或司法单位去认可、查证说商品成本未增加，因此不能涨价。
社论认为，现在全台各界齐心在搞的抓出涨价商家，实在是既无法令支撑、又无理论支持，说句不客气的话：简直是胡闹！而且是政府带头胡闹。
对交易活动，政府的职责是：该维持良好的交易秩序、确保合约执行，但绝非维持“合理价格”－－因为政府无法决定什么是合理价格，也无法估计出每一种商品、产业的所谓“合理利润”同样平板电脑，美国苹果的毛利可以高达五成，其它厂商顶多一成上下；苹果的iPhone毛利也近五成，宏达电三成，其它手机厂毛利可能低到一成以下。这有什么道理呢？事实上这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运作法则，技术佳、创意好、有本事，你就拿高利吧。而裁判者则是全体消费者。政府能作者，顶多是如农产品市场，政府以平准方式在农产品高时释出农产品，这种方式还是可归类为市场行为的一种，而非硬绑绑的行政干预指导。
社论最后说，我们并非提倡古典的自由放任主义，也知道市场机制有其不足之处，需要政府介入。但这主要是指市场运作造成的外部成本（例如污染、破坏环境等），难以在市场价格中反映，才需要政府介入，绝对不是指政府可以变成价格决定的仲裁者。这波“物价抓鬼”，是可以收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