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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当年充满的理想与热血的往事，周秉德大姐显得更加精神焕发，双目炯炯有神。 |
中评社香港2月26日电（记者 刘晓丹）“请问你刚才给我的那张邮票是一块四还是一块六？”一位女士推开酒店大门，走到柜台前很有礼貌地向服务员询问。她得到了答案，说了声“谢谢”就转身进了电梯。
不一会儿，电梯门又打开了，那位女士手里捧着几枚硬币又来到柜台前：“那，这钱还给你，谢谢。”
她穿着一件暗红杂褐色花样的朴素外衣、一条笔挺的西裤，一头卷发烫得十分精神，看上去像是有五、六十岁的年纪。是她那一身落落大方的气质，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上午11点整，这位女士又款款步入酒店大堂。在联络人的介绍下，记者得知原来她就是我今天的采访对象－－周秉德，别人都亲切的称呼她“周大姐”。
周秉德是周恩来总理三弟的长女。周恩来总理夫妇无嗣，而他的弟弟家里又很清贫，于是周恩来在1949年把年幼的周秉德接到北京抚养。从此，这位12岁就住进中南海西花厅、与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生活将近二十个年头的女孩，就开始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也许在别人眼中，看到的是她与众不同的身份，但在这位伯伯的教育下，她脑子里装满的是要为国家作贡献的理想，和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普通人。
周恩来夫妇对身边这几个侄女和侄子视如己出，对他们言传身教，其中最重视的教育之一是要求孩子们自强自立，不能因为周恩来身为总理而有任何特殊化。他们最反对封建社会的一人做官、鸡犬升天，所以更加严格的要求家人，别说不能以权谋私，甚至周恩来在自己弟弟的职务安排上，还特别对其领导提出“安排得职务要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因为他是我的弟弟。”
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周秉德从来不张扬。1968年正值文革时期，她与丈夫在西安工作。怀着七个月身孕的周秉德有一天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惊险一幕：就在她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两个高喊口号的游行队伍发生冲突，几粒子弹从她头顶飞过。那时的日子就是这般困苦和混乱。
“听说她是周总理的亲戚。”有人议论到。
“你拉倒吧，即便是，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要真是，她能和我们一样受这份罪？”对这样的议论，周秉德真是哭笑不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