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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锦梁局长接受本刊专访 |
中评社╱题：“苏锦梁：政府与政党 亲历大不同” 作者：刘乃强（香港），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本刊学术顾问
苏锦梁先生于2011年6月28日获委任为香港特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新任局长。由于他曾任香港最大政团民建联的副主席，并在2008年6月1日通过委任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担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此次升迁就更加引人关注。日前，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代表本刊对苏锦梁局长进行了专访。
政党和政府人士处理问题颇有不同
刘乃强：您个人的经历很特殊，从政党出来做到特区政府的局长，在政府之外和政府之内，你自己觉得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
苏锦梁：从私人的身份来看，在政党里面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抢先讲出议题，如果这个议题已经被其他人说过，自己就会处于劣势，所以一定要“快”，想的事情要“新”。在香港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一个政党提出议题所导致的不良政治后果，未必需要该政党自己去承担。一些东西讲出来可能很好听，所以就要很快地讲出来，就是议题一定要新要快。
而从政府的角度说，就正好相反。政府将一个政策推出来，一定要非常稳健，要从多方面的角度考虑。政府官员必须想清楚，到底一个政策或者议题是不是可行；比如一个政策的很多步，是不是全部都想到位了。
政党往往是先走出第一步，然后再想第二步；政府则要想好了所有的事情才行动，所以相对而言会更加仔细些。政府会把每一个方案的每一步都想清楚、想透彻，把每一个方案的利弊都考虑到，让市民起码知道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后果。当然，市民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就是谘询上需要看到的事情。
虽然政府看上去决策很慢，其实实施的速度可能很快。只是因为政府要把方案想透彻、想清楚，才会说出来，就显得比较慢。而政党会把设想抢先说出来，但是是否可以实施，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论证。政党和政府，最大的分别就在这里。
委任“外人”入政府会不会改变香港政治文化
刘乃强：如果你以后离开政府重新回到政党之中，会不会改变你对政府的看法，对政府的不满会不会压低自己的声音？
苏锦梁：其实我没有怎么想过8个月之后的事情，我只想尽力把这8个月的工作做好。
刘乃强：多引进“外人”加入香港政府的运作，将来会不会改变香港的政治文化呢？
苏锦梁：我个人来看，外面引入的人才第一可以能够帮到政府有效施政，第二，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背景引入这些有政党或者没政党背景的人，可以训练从政的人士。就比如梁卓伟，他于1999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及社会医学教授，2008年起出任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现在是特首办主任，他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这也反映了政府需要这样的人才，让他们来政府发挥自己的才华。
另外，政党也可以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更瞭解政府的运作，例如每年政府在拨款上有怎样的预算（budget），怎样在多个层次中讨论，怎样在局与局之间调配资源，怎样平衡施政的各个方面。政府中的资源调配是一门专门的工作，在政党之中并不能看到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个政府有无限资源，一个政策的拟定和推行都需要仔细的分工，政党就没有这一方面的顾虑。另外，政策拟定的时候要考虑各派不同的意见，政府在这方面有较多的资源，有更多的专家可以为其服务，这些经验我觉得可以提供给政党。
政制发展很难一步到位
刘乃强：你刚进入政府的时候，社会有很大的争议，现在回头来看这条路，你觉得怎样发展可以更加完美些呢？
苏锦梁：当有一个计划制定出来，或者拟定一个制度，你有你的看法，而当你和市民沟通的时候，也会发现他们有自己的期望与想法。虽然市民的期望并不是法律要求，但他们的诉求会对未来委任的官员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很多不同的国家或者地方，政制的发展都不是一步到位的，都要经过几个世纪发展，可以看到每个国家因应自己的情况，然后找到自己的定位或者发展。现在香港在这一方面才刚刚开始，可容许此一互动形式进一步发展。长远来说，市民对问责制度的一些诉求会否成为不明文的规则，仍未知道，将来很难说。这就产生很多常规(convention)，这不是法律，而是不明文的规则。香港暂时还没有很多这些东西，但convention会不会成为一个规则呢？我不知道。市民可能因为时间的过去或者其他的看法而有所改变。未来很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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