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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定淮（中评社 黄博宁摄） |
中评社香港12月13日电（记者 黄博宁）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定淮昨日在香港大讲堂以“一国两制下国家主体发展战略与占领行动后香港发展”为题发表演讲。张定淮对逃港者群体对中共心存的间隙表示理解，但提请港人看大局向前走，认清“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不会变，普选的大方向不变。他强调，港人对中央的“道德亏欠”和“制度傲慢”应该适可而止，要认识香港高度的自治是中央授权而来的实质，面对普选要回归理性，不要让香港沦为高度政治化的社会。
从中国国家结构形式讲起，张定淮说“一国两制”极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权结构，西方学者将此概括为“从单一制集权”到“有一定联邦色彩”国家的演变。中央政府通过授权的方式，让香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也是中共领导人的口头禅，历任领导人都在遵守，50年不会改变，今年6月出炉的《白皮书》只是把《基本法》中比较隐晦的部份说清楚，港人不要有不应有的顾虑和怀疑。
张定淮说，自己是60岁的人，经历了中共建政后的岁月。对中共前三十年的左倾种种有亲身经历，完全瞭解在1949到1979年逃港来的120万人的心结。这些人的家人后代现在构成香港社会的主要力量，他们对国家的成见和负面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但看问题不要总纠结于历史，要从大局来看，向前看。对国家的进步，不宜片面理解，要有客观的心态。
比如，不要总说“大陆经济发展不错，政治完全没有发展”。实际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内的政治取得了很大进步，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使重大公共政策出现调整的可能。邓时代，看到国内经济萧条，于是抛弃“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观念，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江时代，看到有经济地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于是通过“三个代表”扩大中共的执政基础；胡锦涛时代，看到社会存在的两极分化趋势，提出“和谐社会”。
张定淮说，改革开放和解决香港问题几乎同步进行，彼时内地对香港有很高尊重，承认两地同步性上巨大的差异。三十多年来，其间距大的差异已经从全面、对抗性的差异转变成局部、非对抗性的差异，是时候港人放下对内地在政治上的“道德愧疚”和制度傲慢。不要再用意识形态差异分化两地，也不要再拒绝正视中央与香港之间的关系。以上两点，是本次占中背后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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