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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复兴论坛现场 |
中评社北京11月23日电（中评社报道组）台湾逢甲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杨志诚日前在中华文化复兴论坛上发表观点称，中华文化要复兴，尤其在全球化机能的“蝴蝶效应”下，就必须重塑与新文明典范相呼应，且具有能与全球异质文化共生的宽容性；中华文化大沙文主义已不能适应当前的世界体系，文化转型是必然的反省工作。
杨志诚指出，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议题，这一个半世纪以来，二次文化争论的热潮中，讨论者众。然而，中国文化复兴至今还需要再讨论，其关键到底在哪儿呢？ 归纳起来有二点：一是中国与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存在的“时间迟滞”；其次是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以及结构的缺陷，包括知识分子与庶民之间在文化认知上的大断层。
杨志诚认为，在西潮东进以前，传统上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家，而不是一个权力国家；所以孙文在“民族主义”中说，中国历来是王道而非霸道的国家，素来爱好和平。可见，中华大帝国的扩张并不是依恃着武力，而是文化的扩张力，也就是奈伊（Joseph S. Nye Jr.）所提出的“软权力”（soft power）。文化中国没有特定的疆域或版图，其疆域具有扩张性，文化流动到哪里、与异质文化共生的接口到哪里，疆域就到哪里；这就是典型的软权力。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文化扩张，中华文化的时、空能量快速萎缩，与异质文化的共生关系离散，帝国支撑力衰竭，列强随之入侵。今天，中华文化要复兴，尤其在全球化机能的“蝴蝶效应”下，就必须重塑与新文明典范相呼应，且具有能与全球异质文化共生的宽容性；中华文化大沙文主义已不能适应当前的世界体系，文化转型是必然的反省工作。另外的工作则是提升中华文化的能动性。
相对于其他的机能领域，文化的特质具有自我能量的生命力。各种文化将在进化、流动、对话、妥协及兼容的过程中完成共生的秩序；既要对自我的历史文化做重新解读（新时代时空坐标下的独白），也要发挥面向未来的智慧，从异质文化提取象征符号，融入自我而共生，以创生新的文化内涵。
杨志诚总结认为，中华文化复兴不仅要能“坐而谈”，更需要“起而行”。中华文化复兴政策的政策目标是建构以中国现代化文化为核心价值的世界文化体系。其内容包括二个面向，即文化转型以及能够与世界其他异质文化的共生；这二个面向看似独立，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共同的基础就是全球化时空体系的知识文明典范或量子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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