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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三巨头：苏贞昌、谢长廷、游钖堃 |
民主进步党，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宣布成立。简称“民进党”。系由原“编联会”、“公政会”等党外组织为基础而建立的以国民党为对手的在野“反对党”。号称拥有2-3万名党员。在“民意代表机构”中拥有24个席位，省、市“议会”中也拥有近40个议席，在1997年的县市长选举中，得票率超过了国民党，赢得了23个县市长席位中的12个。已召开过八次代表大会，在岛内各县市已基本建立基层党部，江鹏坚、彭明敏、许信良、林义雄等曾任该党的主席。现任民进党主席是陈水扁。党内主要派别有美丽岛系、新潮流系、前进系等。在2000年3月台湾大选中，由于国民党内部分裂，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39.3%的选票当选台湾“总统”，从而使民进党由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
（一）从“5﹒19绿色行动”到民进党的成立
1979年12月高雄事件后，党外势力再次崛起。1983年9月先后成立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和“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成为党外较有影响的两组织。1985年底，党外势力在地方选举中获得平均30%的选民支持（台北市达40%左右），为了准备1986年底“立法委员”和“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公政会积极筹建各地方分会。而国民党此时也有意推行“政治革新”，有与党外人士沟通的意向。国民党派了3名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与公政会理事长尤清及秘书长谢天延等人会谈“沟通”。经过沟通，双方达成三项谅解：参加人士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有共识；参加人士对公政会及其分会的成立均表同意，中是对登记名称，是否要用“党外”二字有待进一步研讨；参加人士一致同意，要共同为政治和谐努力。这是国民党与党外人士的首次沟通，双方达成一定的谅解，不少评论家对此认为是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一大契机。但是，这次党外人士与国民党当局的沟通，却受到了国民党内部强硬派和党外人士中激进派的不满。党外激进派认为，只有街头抗争，才是发展党外势力，推动“民主”的正确方法；而国民党的强硬派则要求不姑息党外人士，对他们的活动要予以取缔。此时，在沟通后不久，又传来国民党对开党禁及“解严”问题仍持保留态度时，在党外阵营中又掀起了一次震动。原来持反对沟通的党外人士更坚定了街头抗争的信念。党外人士决定搞一次街头游行示威，并成立了包括江鹏坚、洪奇昌、尤清、陈水扁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计划在1986年5月19日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当局解除戒严，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这次被命名为“5？19绿色行动”的示威游行，双方都显得相当的克制。党外人士游行时提出的口号是：“反戒严，争人权”，并戴白口罩，以示“骂不还口”，并称这次行动不是游行，而是“自由散步”。警方虽一再警告党外人士不要游行，但也未采取过激行动。这场从上午10时开始，先是游行，后是静坐示威，最后是轮番讲演的行动，始终是在有秩序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晚10时，疲累的双方获得协议，参加这次行动的上千群众，在警察以人墙排成的疏散道中逐次散去。这次行动，双方僵持长达12小时，终未发生冲突，创造了党外历次抗争的记录，同时它也是自1985年以来党内外对峙的反映。
但是这种对峙是暂时的，党外人士在组党问题上进入下半年后步伐加快。下面的一张时间表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步伐：
1986年6月，公政会组成“秘密建党委员会”。
7月，公政会“首都”分会理事长康宁祥提出时间表，预定1987年组党。
8月3日，公政会举办各分会会务研习会，与会人士建议尽速组党。
8月6日，台“新闻局局长”张京育指称公政会为非法组织。公政会对此不屑一顾。
8月9日，公政会“首都”分会举办组党说明会。
8月底，公政会秘书长谢天延指出：党外组党进入读秒阶段。
9月3日，党外成立“1986年选举后援会”。
此时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1986年9月28日，海外选举后援会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会议，推荐“立委”、“国代”候选人。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竟戏剧性地诞生了台湾第一个在野党民主进步党。台湾新闻媒介用“抢摊”一词来说明民进党的成立，因为它在抢在国民党宣布开放“党禁”之前成立，太突然，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也应该看到自70年代以来（再早是60年代），台湾的党外组党活动一刻没有停止过，民进党的成立同样是党外组党势力多年来与国民党抗争的结果，是岛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在台独裁专制时代的结束。
（二）民进党的“台独”倾向
民进党抢先在历民党未宣布开放党禁前突然成立，是对当局权威的公然蔑视与挑战，在台湾政界引起强烈反响。
次日，国民党上层即召开会议研讨对策，以“法务部长”施启扬为代表的强硬派等人士认为，无党籍人士在“公政会”问题未解决前，贸然组党，已危及政治的安定，必须依法处理，绝不让步。国民党内的保守分子还主张用过去镇压《美丽岛》组党集团那样的严厉手段，将民进党首要骨干“逮捕法办”。
10月1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言辞激烈地批评“组党”是“极少数人无视国家前途与法律尊严，置社会安危于不顾，不但不知和衷共济之为贵，反而乘国家之危，来伤害国家的团结安定”。
但蒋经国对党外组党问题采取“宽容政策”。早在民进党成立前的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说，国民党正在研究开放党禁问题，很快会达成结论，但“任何新党都必须遵守宪法，支持反共的基本国策，并与台独运动划清界限”。他把“遵宪、反共、反台独”作为建党“三原则”提出。对于民进党的成立，美国一些政府官员非正式表示：台湾当局“应该以耐心、开明和精敏的手法来因应这件事，不要流于冲动，做出过敏反应”。因此当民进党成立后，蒋经国权衡再三，决定对民进党采取“宽容”。他召见李登辉时说：“此时此地，我们不能以愤怒的态度，采取激烈的行动，影响社会治安，我们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安全、国家安全为首要考虑，来处理国家的事情”。10月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讲话时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接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两项“政治革新”方案：一，即将取消“戒严令”；二、修改“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准备开放党禁。这样，国民党对民进党的成立，既未承认“合法”，也未采取制裁措施，实际上开出容忍的绿灯。由于组党的思想准备不足，成立之初的民进党成分复杂，政见不一，人们称之为“虹党”，犹如雨后彩虹，五彩缤纷。它是一个为反对国民党而集结在一起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目标各不相同的集团联合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台独”倾向日益明显，成为“台独”在岛内活动的温床和基地。因此民进党的“台独”倾向发展有一个过程。民进党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其主要目标是冲破“党禁”，壮大声势，争取群众，站稳脚跟，形成能与国民党抗衡的在野党。在这段时间里，其活动内容大体说来有：推动“返乡省亲运动”；要求废除“戒严令”；抗议制定“国安法”；提出“全面改选国会”和终止“动员戡乱时期”等等，并采取以“街头”运动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活动策略。这一时期民进党的活动对打破台湾多年的政治格局，推动台湾实现政党政治，迫使国民党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民进党自成立之日起，“台独”的影响与民进党形影不离。人们称之为“台独”党也是完全有理由的。
“台独”思潮渗入民进党并非怪事。考察岛内外活动的历史，反对国民党的专制，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是其主流，但不容忽视的是，其中一些人基于对国民党不满又对中共不满，以及国共两党关于“统一”主张所造成的逆反心理，使他们的分离倾向滋长。这种分离倾向是“台独”思潮长期影响所致，它虽然与“台独”主张尚有区别，但却是“台独”势力在岛内发展的社会思想基础。党外势力与“台独”虽有区别，但在受国民党的压制和打击，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要求革新方面有不少一致之处，这就是在运动之初，党外势力和“台独”分子影响党外人士，一些党外人士也因此而滑向“台独”。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党外人士具有“台独”倾向，有些人还成为“台独”骨干的原因。
民进党自成立之日起，其“台独”倾向就已显露。
1986年11月，民进党“一大”通过党纲，提出“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自决”的原则；1987年，民进党“二大”将“台湾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写进大会的决议；1988年4月，“二大临时会”进一步称“台湾国际主权独立”，提出了“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民进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1989年，民进党又希望以“独立的政治实体为考量的准两国两府模式”来为台湾定位；1990年的“四大二次会议”，民进党再次以决议方式通过“我国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蒙古”；1991年8月24日至25日，民进党借“人民制宪会议”的机会，提出“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将“国号”命定为“台湾”并以“事实主权”的原则规范台湾的领土范围，明订台湾的领土变更，“应该依照当地住民自决原则，并经国会议决议通过”等。28日，民进党中常会讨论通过了该“草案”。这部公开打出“台湾共和国”旗号的“宪法草案”的出笼，向世人昭示，民进党不仅要争夺台湾的统治权，而且要使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同年10月13日，该党“五大”又通过“台独”主张列入党纲修正案。11月12日，许信良就任民进党第五任党主席并发表演说，短短的几年，民进党从纲领到行动，已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党”。（三）民进党“台独”活动特点分析
民进党成立以来，随着国际形势和台湾岛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国民党“宪制改革”，使“台独”势力取得了结社自由，生存发展空间有所扩大，作为岛内“台独”主导力量的民进党，在“立委”选举和“省市长”、县市长等地方选举中取得了不少席位，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也得到不少选票，成为台湾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面对世界新的格局和两岸关系情势，“台独”势力已对其运动的着力点和运动策略进行了调整，从而使该势力本身及其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1.“台独”活动已由地下转到街头，由隐蔽走向公开，由海外转向岛内
从台湾光复一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国民党对“台独”活动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致使“台独”在台湾岛内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那时他们的活动是地下的、隐蔽的，且都在海外活动。1986年以来，“台独”分子以“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为幌子，公开拉帮结伙和参加各种选举，其活动由地下转到地上，由隐蔽走向公开。后台湾当局又对“刑法100条”和“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规作了修改，以及李登辉对“台独”的宽容和搞“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不仅为海外“台独”分子回台敞开了大门，也使“台独”势力在岛内的活动合法化。海外“台独”组织“台独联盟”、“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台湾民主运动海外组织”等乘机将主要力量转移到台湾；海外的“台独”活动已明显减少，其活动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岛内。
2.发挥强力制衡作用，取代国民党执政的企图心和实力增强
夺取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台独”势力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民进党1992年底二届“立委”选举赢得了31%的选票和近1/3席次，1993年底在县市长选举中取得1/2以上席位，1995年第三届“立委”选举得到32.93%的选票，1996年“总统”选举中又显示了力量，这增强了“台独”势力取得政权的信心。他们宣称要在本世纪结束夺取国民党政权，使国民党成为在野党。为此，民时党发表“国是建言”，提出“总体建国方略”，从“宪政改革”、“国家定位”、“两岸关系”、“六年建国”、“地方自治”、“社会福利”诸方面，系统地阐述对各项政策的主张，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夺权纲领”。在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夺得了12席县市长职位，不仅在总席次和得票率上首次超过了国民党，更重要的是所执政县市总人口占全部的71.59%，地方税收占83.12%，地方总预算占69.24%，成为地方政权的“第一执政党”，对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构成直接威胁。
同时，由于民进党在“立委”席次的增加，在“立法院”内充分运作，灵活运用国民党内的矛盾，与新党、无党籍及国民党次级团体合作，在“立法院”内有效地发挥了对国民党的制衡作用，可以预料，这种政治上的制衡因素，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将越益增强，民进党将成为岛内实力最强的反对党，甚至有可能上台执政。虽然在1998年底的“三合一”选举中有所失利，但仍是台岛内的第一大反对党，其实力不容低估。
3.改变斗争策略，转换党的体质
自民进党建党以来发展的10余年历程看，其斗争策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创党初期，民进党动辄发动群众走上街头，甚至不惜制造流血事件，借以壮大声势，争取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进入90年代，随着国民党“宪政改革”的推展，岛内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民进党在政治上的实力也有所增长，于是斗争策略也开始调整，不仅大规模的街头造势运动已基本放弃，而且议场上的抗争也较以往理性了许多，就连一向热衷于街头群众运动的党内激进派，例如“新潮流”和“独联”，也都转向了体制内的选举路线。同时根据岛内外情势，一些口号、政策也在调整。民进党在“务实台独派”领导人主导下吸取了1991年二届“国代”选举失败的教训，不再刻意凸显“台独”或“台湾共和国”字样，淡化“台独党”形象，百是打出“一中一台”的旗号，叫嚷“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在1992年底的二届“立委”选举中，改用“一中一台”作为诉求。在公共政策的研究制订方面，为适应“宪政”后岛内外出现的新形势和自己地位、角色的变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992年第四季度起，民进党先后公布了《宪政体制改造政策纲领草案》、《现阶段两岸关系与对中国政策》、《民主进步党的外交政策》等10余个政策性文件，合称“公共政策白皮书”。它涉及到“宪政改革”、“大陆政策”、“国防”、“外交”、“经济发展”等12个方面，比较全面的勾勒出其未来的“施政蓝图”。在1992年的二届“立委”选举中，民进党以公共政策为主要诉求，提出“三反三要”口号，即“反军权、反特权、反金权、要减税、要（”总统“）直选、要（台湾）主权”，在选民中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4.调整大陆政策，积极介入两岸事务
随着岛内“大陆热”的持续高涨，民进党已逐渐认识到未来两岸关系及台湾前途将是岛内朝野党竞争的主要议题。因此，自1993年以来，民进党一改过去在两岸关系上的冷漠态度，主动调整大陆政策，积极介入两岸关系。
该党高层认为：“长远来看，台湾不能与中国来往，与其发展和平共存的兄弟间的关系”；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也表示“如果台湾能与广东、福建等省份密切往来，形成经济共同体，可藉此互相牵制，对台湾的安全反而有保障”。“台独”主张比较激进的“新潮流系”也赞同在此对等的前提下组团赴大陆，把“台独意见与大陆进行交换”。在民进党党内，在与大陆接触并建立联系上已基本形成共识。1993年民进党秘书长张俊宏先后两次赴大陆访问，并要求与大陆有关部门负责人接触。随后，民进党中央高层谢长廷、姚嘉文、蔡同荣等脱离“立委”陈水扁等，也分别赴大陆进行考察。在主动寻求改善与大陆关系的同时，民进党也积极介入两岸事务。对于1993年4月底举行的首次“汪辜会谈”，民进党一直忧心忡忡，担心台湾和自己被出卖，因而对谈判很不放心。在这种心态下，民进党开始改变被动消极态度为主动出击。在“汪辜会谈”时，民进党积极要求监督、参与，为此竟组织了“立法院汪辜会谈观察团”前往新加坡，干扰两岸首次举行的谈判；1993年底举行的“台北会谈”，民进党也在无法参与的情况下，要求“海基会”将每日会谈的内容向民进党简报。此外，在大陆政策上，民进党还主张废除“国统纲领”、裁撤“国统会”，要求“国统会”、“海基会”纳入反对党人士，以参与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在民进党的强烈要求下，“国统会”聘请了4名民进党人士为咨询委员，“陆委会”也被迫吸纳该党人士作为当局制定政策的咨询对象。
民进党主动介入两岸事务，打破了以往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局面，由于其强烈的“台独”倾向和主张，也进一步增加了两岸关系，尤其两岸事务性谈判的复杂性。
5.民进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分化、组合加剧
民进党成立之初是反国民党政治势力的联合体，是在野政治明星及地方山头的结合体。由于各领导人政治阅历及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同，彼此在政治观念、运动路线等方面存有较大的分歧，形成形态各异的诸多山头派系。主要有党外编联会人马形成的新潮流派系，党外公政会中“美丽岛连线”人马形成的美丽岛系，还有原党外公政会的康系、前进系和超派系等。随着台湾政治形势的发展，各派系势力不断变化，并重新分化组合，康系瓦解，分别被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所收编，前进系亦并入美丽岛系。
长期以来，民进党内存在着新潮流派与美丽岛系之间的较量。两大派系在运动目标、斗争路线，以及国民党政权性质和台湾前途走向等方面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歧异，某些总是甚至严重对立，斗争异常激烈。美丽岛倾向于温和的体制内抗争，主张对政治民主化的追求优先于“台湾独立”；而新潮流派系强调对国民党统治体制的抗争和群众运动路线，主张对“台湾独立”的追求优先于政治民主化。美丽岛系人数众多、组织涣散、各自为战，成员没有纪律约束，内聚力较差，只有在党内资源重新分配时，才体现出整体运作能力。而新潮流系人数虽少，但以理念作为结合的基础，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凝聚力强，近年来逐渐到达了控制党权的主导地位。美丽岛系对新潮流系掌握中央权力不满。特别对民进党上层抱持“台独”立场不放持有异议，认为民进党的“台独党”形象严重地影响了民进党得票率的提高，是该党执政的绊脚石。他们宣扬“执政优先论”，主张与在野势力和部分国民党力量结合，早日分享权力。此外，两派在对待“李登辉情绪”、与新党“大和解”、对大陆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发展都可能引起民进党内部矛盾的激化，进而导致民进党的分裂。民进党在夺取政权的总目标下，靠“模糊台独”策略，暂时维系了党内的团结，吸纳了“台独”选票和部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选民。但也因契约埋藏了危机。激进“台独”势力跑出民进党筹组“建国党”就是这种危机的一种反映。
2000年3月，民进党在台湾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2004年3月，民进党再次在大选中胜出，继续掌握政权。（来源：中国台湾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