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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以蔽之，马英九为化解忠诚困境，早就在采以毒攻毒，不是从赖幸媛的任命才开始的险招。 |
中评社香港4月29日电（作者 石之瑜）马英九任命台独主张者赖幸媛为“陆委会主委”，舆论指为是险招。不过，从马英九任职台北市长以来，这一类看似逆向操作的手法逐渐演化成一贯作风，到他市长卸任时已趋成熟，大选最后更显得炉火纯青。自大选以来的马英九并没有变，但是外界一厢情愿总把他看成反台独势力。固然对他自己而言，任命赖幸媛只是他个人身分策略的运用，但值得注意的，不是什么险招，而是其中蕴含深远的文明政治意涵。
马英九就同历史上所有（后）殖民地人或移民一样，要面临层出不穷的忠诚检验，两面讨好但却又难讨好。如此夹在土、客之间，史上早有许多不同因应之道。必须承认的是，马英九所发明的化解方式，迥异于过去超越忠诚困境的各种手法，因而是前所未见。比较一下前人的作法，便可以看出其中应该是连马英九自己的没有意识到的创意。
在台湾近代史上，如蔡培火者就代表了一种化解方式，他有鉴于由于台湾既是中国文化传承，又是天皇属地，以致台湾没有资格与他们平等对话，适逢中日大战撕裂台湾，蔡培火乃利用皇军的东亚话语，将台湾比喻为东亚之子，提升台湾人在身份上有别于中、日两种民族身分的更高发言地位。虽然还是影射了某种卑微的自况，但显然台湾站在东亚位置发言具有颠覆效果，导致日本军部担忧影响士气而一度将他加以逮捕。
印度的泰戈尔也以文明桥梁自居，但是泰格尔不是以代表印度集体的身分发言，而是诉求每个个体自己修练成人类文明融合之所在，如此得以超越印度人在集体身分上的不平等，他一方面要求中、日各界重视传统，另一方面敦促欧洲各国人士向东方学习，这样他取得高于特定文明的发言地位，并成为所有人的导师。但泰戈尔虽能风靡全球，却挡不住印度自身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就制约了他那种个体化的文明桥梁理想。
日本近代思想家西田几多郎更是文明融合的创造性论者，他在哲学上把东西文明交汇于不可言传的某种神秘基体上，反映近代以来日本思想界力图揭穿欧洲片面性的奋斗，他们一心阐明，唯有日本才能同时掌有东、西洋，并达到真正普遍性的自我期许，西田哲学便透过神道与禅学的结合，从逻辑上证明为什么日本可以做到。但是西田哲学后来沦为法西斯政府推动神道政治，以及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御用官学。
转到东南亚华人，做华人而不做中国人是李登辉以降的台独所渴望的境界。然而忠诚困境依旧，华人若认同祖国便恐在当地遭政治歧视，而迎合同化运动又会变成社群所指责的汉奸。华裔学者为化解忠诚困境，将华人加以解构成大陆来的华侨、当地成长的华裔、毫无文化传承概念的血统华人、完成混血已难辨识的娘惹至少四种。可是他们自己后来到了新加坡，既能免于政治压力，便又愿意戮力华人历史的重建，形成反解构。
现在马英九面临无休止的忠诚查验，竟能找到不同以往的手段，他放弃升华向上，居高临下的指导，也没有甘愿向下，成为背负人人在其上通过的桥梁，更没有自我解构成为不存在。马英九是把所有会围住其他台湾人向祖国认同的藩篱都拆掉，然后用这些藩篱把自己团团围住。他拆除藩篱，所以祖国不会认为他是汉奸；但他自己固守藩篱，也就绝不可能成为台奸。他自动排在所有台独之后，等待他们先行，立志作最后一个台湾人。
一言以蔽之，马英九为化解忠诚困境，早就在采以毒攻毒，不是从赖幸媛的任命才开始的险招。最好是以后就由代表台湾的他一个人单独接受查核就好，其他人都免查核。所以他不断靠向深绿，唯有这样，深绿才有可能走出藩篱，停止自我查核，等不到这一天，他就继续有原罪，则待罪之身，宁留藩篱。赖幸媛正是他的重要藩篱，赖幸媛若今后一直不能接受解放契机，停止自我查核，迎向中国大陆，马英九便无法获得救赎，中国大陆也就永远看不见马英九。（作者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