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亨：开场白
关于客家学研究，内地曾经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经过十几年的启动、发展，如今又到了一个方兴未艾的阶段。广东是客家的第一大省，广东的客家人至少也有二千多万，作为省会广州，有那么多的大学，有那么多客家的著名学者以及支持我们开展客家研究的一批领导人，我想，我们应该责无旁贷承担起客家学研究的重任，这也是历史使然。
到今天，客家学研究一些突破性的成果正在逐步涌现，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受全球多元文化的大气候影响。近年来全球许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由过去单一话语演进到提倡多元文化，过去中国人在这些国家被视作“二等公民”“中国苦力”，但现在随着多元文化的兴起，各个民族都能展示自己独具特色的东西。比如，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就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在全世界举办了一届又一届，至今已召开了十七届，客家学的研究也就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再度蓬勃兴起。
第二，在我们国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内地的经济得到高速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当人们的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文化和精神的追求也在上升，从而促进了民系意识的自觉；在台湾，这种民系的自觉意识就表现得更为强烈了。比如选举的时候，大家都来拉客家人的票，到这时连不是客家人的人也说自己是客家人了。用台湾人自己的话说，客家民系在台湾是一个弱势族群，只占岛内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强，所以他们拚命争取生存、争取地位、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像台湾这种民系意识的自觉在全世界就更是如此了。
第三，当然，更是要靠我们在座的同仁，以及海内外致力于客家学开拓的有志之士。今天在座的人虽然不多，但几乎涵盖了客家学研究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谢栋元教授是全国最著名的客方言研究专家，罗可群教授是全国纂写客家文学史第一人，罗尚贤教授对客家研究总是有独到见解，黄伟经教授是客家精神史研究权威，江金波教授对客家田野调查和区域文化素有研究，刘正刚教授对海外客家人以及移民史的研究很有造诣。
所以，来了这么一批客家研究专家，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中国评论》召开这么一个可以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思想者论坛，相信会对今后客家学研究造成一定的影响。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这么一个大题目——现代客家文化与华夏文明，这个题目所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
我曾经说过，真正研究透了客家学，客家人上千年的大迁徙，超越人文历史地理而特立卓行的这样一个民系，以此切入，有可能对华夏文明的模式，提出更新、更雄辩的见解。我想，这次座谈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切入，如多元文化、区域文化、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客属地的经济状况，尤其是现代形态下的客家文化所遇到的挑战……等等，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我想大家通过讨论一定能产生共识幷有所提升。
下面，有请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华南理工大学未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建新教授首先致辞。
陈建新：客家研究成为华南理工大学新的学科增长点
很高兴《中国评论》到我们华工来举办一个小型的，但层次比较高、主题比较深入的有关“现代客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学术研讨会。
本来，刘焕彬校长要来参加这个座谈的，但刚好省里开“人大”会议，刘校长是广东省政协常委，本届人大议程又相当重要，要选新的省长，所以这次刘校长不能来，他委托我参加今天这个论坛，幷代表他向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和《中国评论》杂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幷对各位专家长期以来对我们华工开展客家文化的研究和人文艺术教育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南理工大学有开展客家研究的氛围和基础
应该说客家文化的研究在华南理工大学是有很好的基础。我们学校的客家人比较多，九个校领导，其中就有四个是客家人，还有一大批在学校的各个重要岗位上挑大梁的干部和知名学者、教授也都是客家人。
一九九九年，我们学校专门成立了一个客家文化研究所，从外头调进了一批像谭元亨教授这样的客家研究专家，各方面的工作随之开展了起来，幷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制度化的研究项目。这个所尽管成立的时间不长，但由于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再加上客研所全体学者的努力，勤奋工作，推出了一批比较有份量的成果，像去年初《客家文丛》第一卷出版以后，广东省文化界的许多客籍老前辈，如肖耀堂、黄浩、张汉青都亲自出席首发式，杨应彬还写来一封感人至深的贺信。海内外的学术界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另外，我们在开展以客家文化为中心的研究课题外，还结合我们广东岭南地区的区域文化和特点，展开了多方面的学术研讨，如广府文化、潮汕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等等，我们客研所都亲自参与策划和各种出版物的纂写工作。同时，我们还建设了以深圳龙岗为中心、形成了一批客家文化和人文艺术文化研究的基地，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开展得很不错。
理工科大学开展人文教育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作为一家全国重点理工科类高等学府的华南理工大学，为什么要选择和开展客家文化的研究工作呢？我们是这样想的：
首先，现在理工科大学倡导要加强文化素质的教育，如何根据我们学校自身的特点，找到一个能够形成我们学校特色和优势的这样一个学科的增长点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于是，我们觉得如果在客家的腹地广东开展客家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可能具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可以比较快地形成我们学校在人文、艺术、文化这方面的一个亮点。其次，我们还感到，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挖掘、弘扬的。比如说，客家文化中尊师重教、吃苦耐劳、开拓创新、勤俭持家等等这些有很多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的，对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大有裨益的。最近江泽民所作的十六大报告，在讲到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对民族精神这一块讲得非常多、讲得非常重。第三，我们大学肩负有培养祖国下一代的重任。我们觉得在当代大学生中，有部分大学生对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好，热爱也好，还是有很多欠缺和不足之处，因此，应该多一些通过研究像客家文化，像人文、艺术文化等等来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的教育。我们感到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刚开始讲的，我们华工具有开展客家研究的很好的基础和优势，如客家领导多、客家著名教授多等等，这没有什么好回避的，我们有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方便。
我们要吸取客家文化的营养和精华
至于我本人，我是非常积极推动客家文化研究这方面的工作的。我不是客家人，是湖北宜昌人，但我经常讲，我对客家很有感情，是非常有心的。说起来也很巧合，我念小学的班主任是客家人、初中的班主任是客家人、高中的班主任是客家人、大学的班主任还是客家人。（众人大笑）到华工来任教，想不到校长还是客家人。我觉得我虽然不是客家人，但客家的很多文化和精神是非常值得我和我们大家去吸取其营养和精华的。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在座的各位客家研究专家和《中国评论》杂志，在两岸四地很有影响的《中国评论》杂志也把注意力投到了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在客家文化研究的新的学科增长点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们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开展得比较好，也得益于良好的外部条件。所以，今后还要欢迎大家经常到我们华工来交流切磋、传经送宝，进一步推进我们华工的客家文化研究工作。
谢栋元：客家方言和客家民系的源流
客家研究是以研究客家源流开始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客家研究对源流的争论最多，客家源流的研究成果也是最为丰富的。客家文化与客家方言关系极为密切，而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客方言的形成又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有关客家、客方言的形成，在海内外大体有以下四种观点：
南迁说，此说认为客家人来自中原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南迁说”。清代徐旭曾的《丰湖杂记》说：“今日之客家，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客家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晚清诗人黄遵宪在《女弟诗》中这样叙述客家源流：“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展转来海滨。俭啬唐魏风，盖犹三代民。就中妇女劳，尤见风俗纯。”在《乙亥杂诗》中说：“荜路挑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在《梅水诗传•序》中又说：“此客人者，来自河洛，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国学大师、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的章太炎先生在《岭外三州语》中说：“广东惠、嘉二州，东得潮州之大阜、丰顺。其民自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广州人谓之‘客家’。隘者且议其非汉种。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着之《新方言》。”
1933年罗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导论》，50年代出版《客家源流考》。这两部书，公认是客家学的奠基之作。罗氏在书中首次提出“民系”这一概念，幷对客家先民南迁的历史原因、过程，作了全面的论述。罗氏关于客家民系形成于五代宋初以及客家五次大迁徙的理论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接受和遵循。当然罗氏理论的不足也作了一些订补。根据罗氏的理论和时贤的研究，我们可以把客方言形成的时间表开列出来：从西晋永嘉之乱起至唐僖宗广明初年黄巢起义止，是客方言形成的酝酿期，两宋是客方言的形成期，元明清是客方言的成熟期。
南迁说目前仍是主流观点，持此说学者，人数众多，成果丰厚。尤其语言方面的证据较有说服力。例如中古时代的全浊声母清化之后，客家话一律读送气音这一现象，从晋南、关中、河南的灵宝陕县、安徽的歙县祁门绩溪及江苏通泰地区，到赣南、闽西、粤北、粤东、粤西、台湾，以及全球各地客家人聚居地都有。这种现象与客家的迁徙路线完全吻合。所以，俞敏先生说：“追全浊送气的踪就是考证客家迁徙的痕迹！”南迁说亦有不足，如对少数民族与客家的关系、少数民族语言对客家方言的影响等等，研究得不够，重视得不够。
土著说，客家人的主体是当地少数民族
第二，关于“土著说”。1994年，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问世，关于什么是客家？此书异乎寻常地写道：“客家共同体是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与生活于闽粤赣地区的古百越后裔相融合后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其主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古百越族后裔。”这个结论和南迁说正好相反，客家人的主体不是南下汉人，而是当地少数民族。房氏此说，犹如异军突起，反响强烈。该书对客家地区的出土文物、宗教信仰、妇女地位等均有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房氏及其所在单位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在田野调查方面一直做得很好，这应该说是对推进客家学研究的贡献。土著说有一点不能令人满意，即未能对现代客方言体系作出合理的分析，方言与文化和族属的关系也看不到有实质性的说明。
西南说，客家的祖源地是云南贵州一带
第三，关于“客家源于西南说”。此说与台湾学者罗肇锦教授有关。先是邵靖宇发表题为《汉族祖源试论》的文章，从汉字、鶏骨头、龙传说、竹文化、二十四节气等方面举出例证，说明北方汉语起源于中国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北迁之后，受北方阿尔泰语影响，形成今天的北方话。而留在南方的汉语，有的从云南贵州一带先后向东迁徙，保有原来的汉祖语言，又受北方话影响，慢慢形成今天粤客闽等方言。这些东南汉语方言反而比北方汉语更能与祖源汉语接轨。它们的祖源地是在云南贵州一带，而不是中原陕西、山西。罗肇锦教授根据邵靖宇的研究和房学嘉的理论，认为客家话的祖源，也应该是中国西南一带。他从出土文物、民间信仰、龙的传人、基因特征以及文字语言等方面加以证明。罗教授说：“说客语是从中原南来的纯汉种，可能已经站不住脚，反而是以南方为主轴所发展出来的后期畲瑶，与南来的汉人混合所形成的，就是今天的客家。这样谈客家祖源，我称为另类思考。”罗教授的“另类思考”，让我们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上来探讨客家的问题，这是有益处的。中国现有五十多个民族，五个语系（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有数不清的大小方言。而且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幷非一直安土重迁，而是发生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迁徙。因此，当论及语言和血统时，很难用一个“纯”字来表述。由于民族之间，语言之间频繁接触，在血统、语言成分方面，总会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因此，谈及这两个问题时，还要把握量与质的分寸。例如，两种方言，其成分的混合，没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不能说某某方言是混合方言的。血统的判断，还要配合文化的标准，汉化的胡人即汉人，胡化的汉人即胡人。这是陈寅恪所拟订而为学者们所接受的标准。
全盘否定说，现有的客家说法不是“泡沫”就是“神话”
第四，还有一种我们暂且称它是“全盘否定论”。此说是从刘镇发博士《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一书中概括得出来的。刘博士认为，现有的一切有关客家、客家民系、客家方言、客家文化等等的说法，全都是一场误会。因为是误会，所以，现有的有关客家的理论及其研究，不是“泡沫”，就是“神话”。
刘博士不承认有客家人，他认为如果有的话，广府人才是真正的客家人，因为广府人比现在大家所说的客家人晚来广东。刘博士也不承认有所谓客家话，认为客家话是语言学家受罗香林的误导而“制造”出来的。但承认“嘉应方言”，他称梅县话、台山话，以及由梅县移民外地的人所说的话为“嘉应方言”。
刘博士这本书虽通篇体现对客家的彻底否定，但细节方面却时有可观。例如，书中引述其他学者有关十九世纪末广东西路土客械斗时说，这次械斗维持了12年，“双方死伤估计有五六十万，即每年四五万或每天在一百至一百五十人左右。这个规模比现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间的冲突，每个月才死伤一百人的数字比较，显然要强烈几十倍。况且，当时冲突双方还没有使用枪械炸弹等武器呢。”这一条资料就很有用，说明人们研究客家问题幷非闲着无聊去闹着玩的。刘博士在该书的“引言”上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扭转这个误会带来的影响，阻止这个误会带来的更多误会”，“将真相披露，将这个历史闹剧划上句号。”
我是这样想的，世界上的每一门学问都不可能是至善至美的，总是有缺欠，有不足的，我们学人的责任就是要把学问尽量做好，尽量完善它，对客家的研究也应该如此。但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是不应该把别人的治学称为“闹剧”的。
罗可群：从客家文学切入来看客家文化的现状
《中国评论》想到这个点子来开这个会，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借重《中国评论》把我们广东的客家研究工作往前推进一步，扩大影响。但是，要说些什么呢？我接到会议通知后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是专门研究客家文学的，想从文学的角度谈谈自己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思考。
客家热表现在客家文学上
第一，从近二十年来客家文学的繁荣，可以说明人们对客家文化的关注，客家热也表现在客家文学上。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现在的二、三十年间，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1980）、谢霜天的《梅村心曲》（1975）的面世，到上世纪末谭元亨140万字的《客家魂》三部曲、程贤章《围龙》的出版，这二三十年间，反映客家人的长篇小说数量之多，篇幅之长，时间跨度长，选取的题材广，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充分说明了客家文学正走向成熟，它不仅受到客籍读者的欢迎，也引起非客籍读者的重视。通观这些客家文学，我个人认为，钟肇政的《台湾人》、谭元亨的《客家魂》和程贤章的《围龙》便是客家文学走向成熟的几个里程碑。
客家文学走向成熟因素有三个：首先，客家人的民系自觉意识，客籍读者的心理要求，就像谭元亨在《客家圣典》开篇中所讲的三句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他们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其次，作家的自觉意识，“我要写！”、“高举骨头”、“我要写大写的客家人”，这些既是作家本人的内心创作冲动，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他们觉得有责任去表现它、反映它、写好它。第三，客家文学本身的历史发展，已经为客家文学的成熟提供了条件。我们的前辈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在《客家文学史》里面也讲到，从张九龄到黄遵宪，从张资平到李金发的客家文学创作的传统、文学创作的经验、以及客家民间文学中的丰富材料，都为后来的现当代的作家们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东西。
另外，客家的民间文学里面也有非常丰富的材料。客家作者有意识地向民间文学学习，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源泉。我所读到的客家小说基本上都引用了客家山歌，像《客家魂》、《围龙》等，这些都很有客家的特点，说明客家文化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
对客家文学繁荣背后的几点思考
第二，我想谈一谈客家文学繁荣背后的隐忧和存在的问题。文学家首先是应是思想家，一部文学作品总是要让人读后有些收获，受到一些启迪。不然的话，你这个作家就没有必要写这个东西。在这方面，我认为当前的客家文学整体来说还有很大的不足。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接触到的这些客家文学作品，多数是歌颂客家人的，：“歌德多，揭弊少”，宣扬我们的祖先是怎么光荣的、怎么奋斗的，这些当然可以讲，但说得多了，说过头了，就有可能对读者产生误导作用，就容易使客家人产生阿Ｑ意识，如我们的“祖先曾是阔过的”。所以，我感到唤醒客家人的忧患意识的作品还很不够。
我有一个朋友在浙江大学，专门搜集客籍科技界人士的资料搞研究，只有当上院士的客家人才是他的研究范围，有一次我俩见面，他对我说：“老罗，你知不知道，现在客家人当院士的已经越来越少了！”他的话使我联想起我们家乡梅县，曾经是作为位居全国前列的教育之乡、文化之乡，现在已经落后全国很多省市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所以，客家文学应要找到这方面的不足。我经常说，我们既需要有“唐诗”式的文学，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满足；也需要有“宋诗”式的深刻、哲理，给人以思想的启迪。
另外，对客家族群的弱点，或者说民性的另一面批判得少，如“枪打出头鸟”的怯懦意识、“毛子，跟大众”的从众意识、窝里斗的丑恶现象等等，对这些客家人的弱点，应该怎么去批判，我们的作家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客家文化的形成是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有继承、有变化、有扬弃。我们的文学家们有责任促进新的客家文化的发展，因此，应更理性，更冷静，更深刻去认识它，提高它，才有可能从弱势文化逐步成为强势文化。传承“君子坦荡荡，有话当面讲”表现出来的人文思想、人文品格，幷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世界文学中找到它应有的地位。
对口头承传文学的学习和研究还远远不够
第三，对口头承传文学的研究、记录、吸收是艰巨的任务，许多人在这些方面认识不足。最近我看到一份材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认为它是“民族基本的识别标志，是维系社区生存的生命线，是民族发展的源泉”，而恰恰在这一方面，客家文化是有很多工作可做，民间故事、客家民歌等活态文化中有许许多多闪光的东西。如果不抓紧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些客家文化中的瑰宝就有可能消失。因此，从事客家文学工作的人，应极为重视承传文化，应迅速行动起来，深入到民间去收集研究这些鲜活的材料，幷尽可能通过文学作品保留下来，使之成为人类文明中的共同财富。从文学的角度看客家文化，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研所希望与广东另外两家大学客研所一起努力，共同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罗尚贤插话：我想问一句，广东有哪几家大学设立了客家文化研究所？）除了我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还有华南理工大学和梅州嘉应学院，全省一共有三家。（罗尚贤插话：那太好了！）
黄伟经：客家人热情开拓，对民族很有感情
从编纂《客家名人录》看客家文化的影响
今天座谈会讨论的“现代客家文化与华夏文明”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像这样大的题目不是召开一两次座谈会就能很好的将主题思想表达出来的，但是我想，如果能够表达出哪怕是一点点，都是很好的嘛。
我想从编纂《客家名人录》这个过程谈一谈自己对客家文化的一点印象。在大陆，只有改革开放后才能编这套丛书，我们编这套书，国家没有一分钱资助，我们也谢绝国家的资助，完全靠纯学术的观点和学术的行为编纂出来的。
一九八八年，北京大学的黄药眠教授找到我，他跟我说：“伟经，你是《随笔》杂志的主编，你来带个头吧，将《客家名人录》编出来吧？”我当时听了，觉得他出的这个题目太大了，客家人在全世界有多少千万啊，包括大陆、台湾、东南亚各国、美加等国，要编这样的书你说有多大困难啊？我回答黄药眠说：“题目太大了，我负担不起！”黄药眠说：“你不要一下子搞这么大嘛，可以从梅州市开始编起嘛，另外，中国人有个传统，生不入传，这个范围就比较好把握了。”我说：“这个主意好，但是钱从哪里来？”黄药眠说：“钱好办，我会打电话找香港嘉应商会的会长，他是我的朋友，他一定会支持你的工作的。”
就这样，我承担起编纂《客家名人录》的重任，幷找到嘉应大学的刘校长，我把黄药眠的设想跟他一说，立即得到他的支持，马上批给我三千元人民币，在一九八八年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呵。紧接着，我便将我的简历、编辑方针、稿件要求等内容打印成信寄到台湾去、寄到海外华侨同乡会去，出乎意料，我们收到了几千封来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台湾的华侨纷纷捐款，仅台湾就捐了十几万元，钱的问题很快便得到了解决。
编这套《客家名人录》，我们始终掌握两个原则，就是要避免两件东西，一是避免官场化，二是避免市场化。因为编这部书是从学术的角度，而不是从党史、政治的角度编，这是超党派的，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们都不褒不贬，符合入传要求的都可以编进来。但要求很严，比如，学术界的要教授以上级别的，副教授不行，对教授要求要有建树，要有作品，而且必须是站得住脚的作品才行；政府界的要省长、正省长级的；军界的要军长、将军级别的才能收编进来。但有一条必须坚持的，这些传主都必须是爱国的，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的，对那些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数典忘祖的客家人，不论他官位有多大，成就有多高，我们都一概不予收入。
钱钟书评价说客家人了不起
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五年，我编《客家名人录》这部丛书编了八年，我是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工作的，八年来我把整个翻译工作都停了下来，因为编《客家名人录》这个工作太重要了。我们前后动员了四、五百人共同参与编撰、发行工作。书出版后，我们又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寄送到美国、台湾和海外华人社群，每个大学图书馆送一套，每个客家同乡会送一套，仅台湾就寄送了几百套。我自己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如果有的话，就是做过这么一件小小的好事。（罗可群插话：老黄，这可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
编这套书也使我们充分领悟到了客家人的哪种“硬骨头”精神。什么是客家文化？我认为，客家人在各个方面的活动，包括他们在精神层面所体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开拓进取的精神、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土地、热爱自己的民族的精神，这些都是客家人的精华啊！谁要是忘了这些，我很怀疑他还是不是一位客家人？大学者钱钟书对客家人的印象很好，评价很高，当我们请钱钟书为《客家名人录》提词时，他就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客家人热情、开拓，对民族很有感情，客家人了不起！”
客家文化的繁荣离不开生长它的土壤
会前，谭元亨教授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他说，客家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大诗人、大学者、大文人，为什么现当代没有了，或者说出现得比较少了呢？从大陆和台湾的现状分析，我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与这个时代的需要、土壤和大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大诗人、大作家、大文人的出现，离不开时代的需要，离不开生长它的土壤。大家很清楚，没有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大陆基本上处于封闭的状态，既有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封锁，也有我们自己的自我封闭，思想得不到解放，新的东西就难悟出来。你想一想，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怎么能产生一个大作家、大学者呢？
说回《客家名人录》，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很需要了，因为客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开放时代，需要有多元文化思想，需要用这种多元文化思想来促进我们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客籍作家程贤章就对我说：“伟经，谢谢你呵，你的《客家名人录》对我构思《围龙》这部小说帮助很大！”
台湾开放比大陆早，现在大陆也全面开放了。我觉得大陆开放的程度越大越好。我个人认为，有可能若干年以后大陆会出现比较著名的大学者和大作家，像大陆的钱钟书、季羡林这样的大学者在台湾也是得到公认的。照大陆现在这种形势发展下去，说不定将来在大陆的客家学者中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著名学者。
罗尚贤：客家民系源自秦王朝的南征与徙民政策
客家人散布全世界
到华南理工大学来参加《中国评论》这个思想者论坛，我是非常高兴的。为了今天的座谈，我昨天查核一个资料，一直忙到凌晨两点，要小孩催了好几遍我才睡觉。今天，我想就客家民系的源流和客家研究等几个问题作一个发言，与在座各位以及读者们交流。
有一件事，我一辈子都很难忘：1997年，我应邀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隆德大学为其汉学博士班讲授老子思想和中国哲学。当时著名汉学家罗多弼教授与我的一段对话，使我作为一个客家人而久久难忘。他说：“中国的客家人类似犹太人。”我说：“应该倒过来说——犹太人类似客家人，因为客家人有八千万以上，而犹太人不过千万。”他说：“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许多是犹太人，却未见客家人。”我说：“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这时期的中国杰出人才，不表现在获得诺贝尔奖，而表现在杰出的革命家或思想家，例如近代的洪秀全、孙中山，现代的朱德、胡耀邦、叶剑英、郭沫若等，有人说邓小平也是客家人。可以说，这些都是诺贝尔奖得主无法比拟的伟大人物。”他惊讶地说：“呵，原来如此！”
对于客家人，确实要作深入地研究。建立客家学，除开拓研究新领域的一般意义外，还有特殊的意义——台湾的汉族人，主要是客家人和闽南人。客家学的建立，将大大有益于祖国的和平统一。
探索客家起源关键是要说明这个“客”字
客家学的研究内容是很丰富的，首先我想说一说客家人的起源问题。关于客家的起源，我始终在想，一直到现在研究客家的专家们都没有将它说清楚。有一种说法，是客家人源自西晋末年的流民。追索广东三大方言（广府话、客家话、潮州话）的来源，都与秦王朝的南征和“徙民”政策有直接关系。《史记•南越传》说：“秦时已幷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这些“徙民”徙到岭南百越中的不同地方，和南征军人一起，与当地“越人”的语言交融，就成了当今广东的三大方言。
我们要探索客家的起源，关键是要说明这个“客”字：客家人、客家话、客家地。这就不能不深入研究秦始皇南征及其以后的一段历史。
秦朝有两次南征。第一次失败了，史有明载。第二次南征，50万人分五路大军。若从东向西算起：第一路，从福建浮海南下，建立了揭阳县，形成了后来的潮州人；第二路是赵佗大军“逾五岭而入越”进入粤东北，建立了龙川县，而后形成了客家人；第三路，是任嚣领军沿北江而下，建立了番禺县，而后形成广府人。以上三县皆属南海郡。第四路，沿漓江而下，打下了桂林郡的基础；第五路，从贵州南下，打下了象郡的基础。
赵佗大军南征与客家的形成过程
研究客家人的形成，首先要研究赵佗大军南征的情况。赵佗参加了第一次南征，失败后退守南康，即今之赣南地区。第二次南征时，赵佗领军进入粤东北，建立了龙川县。从古“龙川”这个名字，可推知其南征的途径。为什么叫“龙川”呢？史载：“龙川本博罗之东乡，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为号。”这似乎有些神话色彩，但实有这个所谓“穿地流泉”的地方，古称“龙穴山”，即现在的九连山主峰，当地人叫“风吹蝴蝶”。我曾到实地考察，风吹蝴蝶南坡下，即今之和平县链源乡，有条地下河，此地下河的源头，尚未探明，但可进入洞口约二里，当地人称此为“李田仙岩”，仙岩洞口即地下河的出口处，成为流泉，而成今之龙溪，古称龙江，这是从链源流入东江的一条河，这一带至今仍可见到大蜥蜴，其爪子呈金黄色，故当地人称作五爪金龙。我曾见到过一条一米多长的五爪金龙。古时的五爪金龙可能更大且较多，出没于这条地下河，故云“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为号”龙川县就是这样得名的。可见赵佗南征时，这里曾是重要的中军驻地。大概，赵佗的中军是沿当地人称“小武当山”的山谷进入链源。链源紧靠着灯塔盆地。这是个包含八个乡镇的较大的河谷盆地，是个大粮仓，因此，赵佗大军在此立住了脚跟，故被封为首任龙川县令。
当秦始皇实行“徙民”初县时，迁入龙川县的“徙民”，相传只有四户人家，成不了同化土著居民的气候，故为客户人家，即客家。而番禺、揭阳地理条件优越，“徒民”肯定较多，形成同化土著越族的强大力量，而成为新的主人。
赣南、粤东、闽西这块地方，俗称闽粤赣边，至今仍是畲族聚居的地方。史载赵佗等人注重“私集百越”，与作为越族之一的畲族搞好关系，使龙川县得以安定繁荣。
秦朝在第二次南征胜利后，建立了南海郡，任嚣为郡尉。楚汉相争之时，任嚣病危，选赵佗接任郡尉，幷对赵佗作了一番嘱咐，其意是天下大乱，要静观应变，必要时可立国。西汉王朝建立后，赵佗自称南越王。后来汉高祖“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 吕后专政时，赵佗请朝庭调一批中原女人下南越，与南下军人婚配，以稳定军心。但朝廷不给。南下军人只好与当地的越族女人婚配，逐渐形成了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
客家话以中原语言为基调，受畲族方言影响大
在龙川县境的土著越族，多为畲族，因此，驻守龙川的南下军人多与畲族女人婚配。其后裔就成了客家人。其语言是以中原语为基调而受畲族语言影响较大，便形成了客家话。
客家话以中原语言为基调是公认的。实际上，所谓“五胡乱华”之前的古老的中原语言，有些是只能在客家话中找到的。例如，《老子》中的“国之利是，不可以视人”，“使我介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等等。学者们认为是很难解的，甚至，越解越离谱。但用客家话一对照，就不难解。“视人”即是“看人”，因人而异。“介有知”，即是“照这样”“是这样”的意思。客家话与畲族话同时同地存在，显示了客家话的“客”性。今之连平县中，有些村子，是同一条村讲两种语言，讲畲话的是原本的畲族人，讲客家话的都是古龙川军人和畲族女婚配的后裔。
客家原居地是从闽粤赣边至苏皖边一带
汉朝时的郡，比秦朝的郡小很多。汉武帝时，封了南越王，闽越王，又封了东越王。有人认为东越在浙江与福建的边界处。但我怀疑这种说法。东越也许是与南越相对而言，地处南越之东边，即古龙川地。《史记•东越传》索引《说文》曰：“东越，蛇种也。”畲族聚居的地方，“蛇”，借为“畲”，“蛇种”即“畲族”，即今之闽、粤、赣边区。东越王可能是当时畲族地区的客家王。东越王与闽越王常相斗，累作反，故汉武帝曾下令其民“徙处江淮间。”北徙过程中，沿途都会留下一些，因此形成了客家人的原居地，是从闽粤赣边，沿罗霄山、武夷山，北至苏皖边的带状地域，南征、北徙都是“客”，这是地道的“客家”（广府人、潮州人没有这“北徙”的历史，成了当地的主人）。这里有一个过去不为重视的史料：“汉武帝建元六年，东越王余善有意对抗天子，与其宗亲商议说：“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这个东越王后来被汉军杀了，估计其部下便有不少人“亡入海”，到了台湾，也许这就是台湾客家人的来源。
所谓汉族，是西汉大帝国造就了民族形成的条件而形成的，故称作汉族。从客家人的原生地，可以说明，客家这支汉族民系是与汉族同步形成的。（罗可群插话：老罗，这可是你的一家之言喔！）西汉时就已经是存在了的。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夏人形成汉族时，原居中原的华夏人都客居珠江流域的东江、韩江，被强令北迁，“徙处江淮间”的“东越”人，又一次成了客居者，使用独特的客家话，成了客家人。
研究客家起源的几个关键问题
如果从上面我所讲的这些观点分析，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得出如下几个有关客家的起源和客家研究的关键的问题。
第一，在华夏人形成汉族之时，有一批华夏人先是“南征”而客居东江、韩江流域，后被强令北迁，“徙处江淮间”，本质上与汉族无异，所以这是汉族的一支民系，而不是一个民族。
第二，客家人的特性，也出于“客”性，因为是客居者，而被土人“欺生”，从而形成客家人爱打抱不平的特征，这是对公正的渴求和内部互相爱护情感的表现形式。
第三，客家的原生地，是南起闽粤赣边，沿武夷山、罗霄山北至江淮间的苏皖边境。这块带状地域，总是客家人、畲族人共同居住的。这说明客家人与畲族人有深厚的姻缘关系。
第四，客家话是华夏语言与畲族语言交融而成的，但幷没有取代土著畲族的语言。
刘正刚：客家的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征
客家是征服山区的一个坚强民系
刚才前辈们的发言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是安徽人，不是客家人。我本人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才开始接触客家文化，幷渐渐对客家产生了兴趣。我对客家一开始的印象是，不管谁提到哪里在建一个博物馆，哪里出了什么历史上的名人，一打听哗啦啦全都是客家人。客家人的影响那么大，我真感到有点莫名其妙。而且，我觉得客家人的很多习俗在我的安徽老家也看得到，所以有时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也是一个客家人呢！
我最近几年一直在做移民性研究工作，我个人认为，不管客家是怎么形成的，是土著也好，还是中原汉族也好，应该说客家是在反复迁徙过程中最终形成的。客家历史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迁徙而开拓进取历史的集中体现，实际上这就寓示着客家的一种精神，就是不断地创新，不断地进取，用一句今天的时尚话说，客家就是与时俱进的一个民系。
我们经常讲“逢山必有客”。客家人最终形成于南方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这是历史上客家人不断迁徙的结果。我个人认为，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是在宋代末年元朝初年，至迟到了明代，随着整个中国人口压力的形成，客家人开始从大本营的闽粤赣地区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迁徙。（谭元亨插话：我刚刚写了篇文章，是论述这个时期客家形成于赣的历史动因与文化背景，正是因为宋朝积弱激发出的文化自尊，使当时人文荟萃的江西“客户”自觉地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边界幷加以坚守。）明代以后，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一个对山区的开发，从客家人形成的区域来看，其实就是对山区的农业开发。明清时期是客家人迁移的活跃期，也是中国边疆、山区、海岛开发的重要时期。清代客家人大量向内陆大西南的迁移、向海岛台湾的迁移，就是客家人开发山区经济和海洋经济的重要例证。
客家不分男女以劳动至上
农耕文化强调的是对土地的占有与使用，山区的开发不仅需要付出艰辛的劳作，而且山区经济往往是多元幷存，这就会突出客家人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农业、矿业、商业和制造业等都较发达，使山区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山区文化相对来讲，又比较封闭保守。劳作的艰辛，使客家人的群体意识较为浓厚，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力所能及地投入田野劳作，形成劳动至上的观念。正是田野劳作的艰难，所以客家妇女因为参加劳作，她们也像男人一样劳动，甚至比男人还做得更多，因此形成了远离传统社会女性“缠足”审美主流文化的怪圈，客家妇女以“天足”为美，这是为了更加便于在田间的耕作。
客家人对山区乃至对较原始地区的开发往往有先锋作用。由于客家人在迁入地往往多为少数，所以在与原住民或其他移民斗争中，客家人大多处于弱势，只好向未垦地带再迁徙，这在清代台湾的开发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全球海洋贸易中活跃着客家人的矫健身影
再有一个是有关海洋文化的问题。我最近完成了一个国家九五的课题，名叫《清代台湾移民与四川移民的比较问题》，也触及到这方面的问题 。俗话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其实，我们可以换一句话说，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客家人。
明清以来，客家人伴随着东南沿海民间贸易的兴起，也加入到海洋贸易之中，幷随之在世界各地定居生活奋斗。（谭元亨插话：“客人开埠”，这“开埠”两个字中，便充满了海洋文化的意味。）如明代广东饶平人林凤是海上武装著名首航之一，万历2年率战船62艘攻打马尼拉，兵败后，退守台湾。是大陆移民台湾的先行者。18世纪梅县人罗芳伯率领乡亲到达西加里曼丹从事金矿开采，后来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兰芳公司。在海外的华人社团如会馆中，客家人会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后来的姚美良先生、曾宪梓先生等都是著名的客家成功商人的领袖人物。
客家人有一股很强的团结凝聚的精神
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农耕文化强调稳定，强调顺应自然。但客家人在顺应自然的同时，却积极改造自然，对山区的开发就是例证。据研究，在闽粤赣山区、湖南山区、四川山区、台湾的山区，客家人都起到了先锋作用。这说明客家人在保持传统农耕文化的同时，已经有所超越。这与客家人历史上的不断迁徙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农耕文化比较安土重迁，但客家人正是在生存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不断由北方南下，直到在南方社会完成了自己民系的形成。这已经显示了客家人的积极进取，敢于向陌生的环境、向未知的世界探索的精神。
我在做清代移民研究时就发现，当年客家人准备向四川移民的时候，受到当地政府的拦阻，但客家人带头贴政府的大字报，你政府不让我们走大路，我们就走小路，连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也跟随大众翻山越岭，不少人还背着祖先的骸骨一道迁徙。我看到这些资料，觉得很感动，这恐怕就是客家人的精神，就是客家人那种面对一个又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不畏困难，形成团结的精神。
正是在不断的迁移过程中，正是在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世界里，在开发山区的艰难历程中，培养了客家人一种很强的团结凝聚的精神，这种团结精神反过来又帮助客家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这在台湾土地开发过程中因利益而产生的移民族群械斗中，客家人尽管人数少，但总能取胜。凝聚还表现在客家人固守着自己的语言习惯——客家话，不管走到哪里，语言都带到哪里。不断的迁徙，使客家人对稳定更加渴望，所以他们在社会动荡中，总是能与政府站在一起。台湾出现大量的义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客家人还有很多对“根”的重视和对“根”的情结，比如说重视修建祠堂、纂修族谱、慎终追远等等，我在这里就不展开来讲了。
江金波：客家经济曾为华夏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梯田文化奠定了客家文明基础
提起客家经济，我们就不能不谈谈客家的梯田文化。客家先民改变了土著居民采用的“刀耕火种”农业耕作方式，借鉴其先进文化，即中原文化的平面垦殖方式，开发了多种土地利用方式，如开发盆地丘陵台地上的峒田、在山顶开发冈地、山坡上开发梯田以及山脚开发坑田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梯田。宋元期，客家文化孕育，游耕文化与梯田文化幷存。明清以后，客家文化稳定覆盖客家大本营地区，梯田文化取得主流地位。应该说，梯田文化幷非客家独有，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广西哈尼族都有广泛存在，但一般认为客家大本营地区的梯田文化是客家先民自己创造幷随客家文化的传播而扩展其地域的。由于客家先民抵达的赣闽粤边区地多山，地壳风化侵蚀严重，加之年降水量大，降水强度高，易患水土流失，缓坡山地丘陵就成为开垦梯田，扩大耕地面积的首选；同时梯田以田埂等基本设施建设为特色，它可以增加就地入渗量，从而达到保持水土的目的，这是客家民系对山地环境长期感应的结果，成为客家文化成熟标志之一，也是客家文化“移垦社会文化”个性的具象化。很明显，梯田的大量开发彻底改变了赣闽粤边区原有的林菁森密，瘴气熏人，毒兽成群，既荒凉又落后的恶劣自然环境。既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又优化了客家民系的生存条件。
客家重视修筑适合山地耕作的水利设施
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客家民系还大力修筑适合山地环境的陂、塘、圳等水利设施用于灌溉。推广运用了龙骨水车、筒车等灌溉工具，进一步扩大了耕种面积，提高了作物产量，使水稻获得有利的生长条件。这在地方志都有大量记载。如温仲和在《嘉应州志•水利》记载嘉应州各种陂塘水圳共140余处，除几处为明所筑，多为清代所修。为了改造贫瘠土壤，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挖掘地力，不断推广运用中原农耕技术和改良土壤经验，如采用草木灰肥、粪肥，添施石灰以中和土壤酸度、提高地温，施用烟梗肥土和杀虫，冬日兴行“烧土以暖地”等等。
伴随农田基本建设优化的同时，客家民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南方高温多雨的有利的自然条件，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幷使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也不断提高。自明后期始，本区即“田皆二熟”，稻作已实行两熟制。另一方面引种小麦、番薯等粮食作物，以弥补了水稻的适应不足。清初，粤东北客家地区的小麦生产还在全省占重要地位，“粤麦以增城、长乐所产为上”。同时，积极种植烟草、甘蔗、茶树、蓝靛等经济作物。汀洲“膏腴之地，种烟者十居三四”。
山地植物资源得到广泛利用
客家山区山地植物资源的利用始终占有特别重要意义。从开发利用上看，本区植物资源综合利用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以单一的燃料、建筑材料的利用毕竟是其主体，这导致林木被广泛地砍伐。进入林木贸易时期，林木砍伐加速进行。田野调查表明，粤东北客家民系从明代开始就把竹木作为大宗输出品，以木排顺河漂流方式出口潮汕等地。如丰顺县留隍九河村竹木贸易十分发达，该地大姓郑氏家族曾控制锦江要道，在潮州的意溪设竹馆4家。使用植物纤维发展纺织业。如以蕉类茎制作蕉布。造纸业也是本区山地植物利用方式之一。上杭“通邑有山处多种竹，皆出纸”，清代，闽西的四堡乡，竟发展为中国古籍雕版印刷四大基地之一。
林副业的发展是山地植物资源利用的巨大进步。明清以来，客家地区的副生产资料和产出都有了很大扩展。竹的广泛利用发展了富有浓郁地方文化气息的竹制工艺品，如兴宁县叶塘镇甘塘村编织的面包箩、洗衣箩，五华县安流镇的通花蓝、通花盆托等，竹资源还广泛被用为制造其它日用品，如纸扇、竹器、藤器、毛笔等；涌现一批“竹器之乡”。此外，松香、松节油、油茶仁、油桐仁等也是区域林副产品。
传统工矿和商业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宋元以后，客家民系发展了以山地资源为原料的手工业和商品性的农业经济。矿冶业也早在北宋形成，以煤、铁开采较早。面积广大的山地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成为发展林业的有利条件。据康熙《程乡县志》、乾隆《嘉应州志》和道光《长乐县志》等记载，本区林木种类以杉、松、竹最盛。它们种植的面积最大，用途最广，出口量最大。如长乐县“松为薪炭，杉则结伐，乘大水，下潮州卖之。”在手工业方面，本地陶瓷业隋时即初具规模，唐代达到较高水平。历经宋元，至明清获得更大发展，生产地域更为广阔幷将技术向外传播。这显然是区内遍布的高岭土资源被大力开发利用的结果。此外，以葛、蕉、苎麻、木棉等为加工对象的纺织业于明清发展迅速。其时，七、八岁孩童都成为纺织劳力，反映了其劳动密集型特点。其中，兴宁由于广泛植棉，纺织业生产、交换在本区占有突出地位。显然，在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的实施带动下，区域商业性农业获得更好发展。因而，基于本地农副土特产与沿海地区的食盐、日用品的交换的商业，随水陆交通改善自明代以来得到快速发展。
在商贸方面，闽西和粤东北的客家人，在清代都有不俗的表现。不仅经商人数多，而且具有一定规模。由明中期“市无方言”、“业商者鲜”至清乾隆时转为经商“足迹遍天下”，商业文化景观肇兴。受潮商影响，大埔商人清初即“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于豫章”，民国年间更是“土田少，人竟经商”，甚至结成地方性商人集团，远出省门，赴长江流域经商；平远行商，则将葛布运至苏杭，将生铁运至芜湖销售；兴宁商人活跃于粤北、赣南、湘南等地。江西、浙江、上海、汉口等地均有上杭会馆。在这样深厚的农业文化背景下，以手工业为主体和输出土特产为特点的客家工商业因其价位低和易受外来商品冲击而幷未使客家区域摆脱贫穷落后面貌。
现代客家经济的失落主要有两大因素
客观的自然环境基本未变，但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客家经济在今天发生了失落呢？从内部讲，解释有两个。一个解释是同一环境的内涵和作用在历史时期和现在有差别。如在陆运不发达的小农经济时代，地处河流源头、小河汊发育的客家大本营区域仍保持较强运输优势，但在陆地交通的发展为运输主体的现在，山地交通建设难度大，运输成本显着增大，这就使原有的封闭环境的“封闭性”被放大。另一个解释便是客家地区陈旧落后的观念没能及时更新，不适合市场经济时代的要求。在这一个方面，对于恪守正统儒家文化的客家民系而言，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深思。
观念作为精神文化因素穿越粤东北客家文化系统方方面面。很显然，客家文化观念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勤劳俭朴的劳动生活方式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提倡，特别是从全球资源的持续利用角度，“以适度消费为特质的俭朴的生活方式是人类新的消费文化”；崇文尚学的传统也与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相一致；在讲究诚信与声誉的世界一体化经济活动中，质朴率直的客家民性依然有其优势；宗族文化培养的对后代义务和责任可以转换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等。
但是，从客家文化生态历史问题、现实适应及未来发展看，客家文化观念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千百年来，山地生活所积淀的落后文化观念窒息了客家文化演进，发展到今天严重阻碍其迈向现代化与全球化，幷使客家文化生态系统倾向低水平运转和不和谐状态，这些观念主要有保守观念、宗族观念、重农轻商观念等。
更新观念才是客家经济腾飞的关键
客家民系的保守性是有目共睹的。保守怀旧的民性抑制人们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因为保守，便缺乏创新，难以果断迎接挑战，最终在迅速发展的时代，错失良机。曾担任世界客属总会秘书长的郭春林先生指出“客家人在观念上的束缚，才是阻碍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梅州、河源等的国民经济始终未能走向快速发展轨道，工商经济、服务业水平与发达地区地级市比较要低落许多。如梅州所辖八市县区至今还有三个县为全国特困县。在现实生活中，保守怀旧的民性表现为客家人普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做教师和公务员，而不是从事经商等冒风险的事业，谨慎有余而尝试不足。这种民性在构建未来生态文化上的不利，突出表现为对自然资源利用上的短视和掠夺式开发上，过于重视眼前利益，轻视长远利益，急功近利，以牺牲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后劲为代价的行为屡禁不止。加之山地的综合开发水平低，同时也带给粤东北生态环境的破坏，形成许多与自然生态对立的文化景观，如滥砍滥伐森林资源等，使人地关系曾一度恶化。
历史上，粤东北客家民系强烈的宗族观念对于稳定客家社会秩序直至现代经济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从区域文化系统来看，宗族组织的超稳定结构，对客家文化的正常演进也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集中表现为民主法制观念及个体经济观念淡漠，族房争斗及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区域环境保护群体意识弱、山地综合开发和协作难度大等。小农意识及其伴生的封建迷信思想严重阻碍着现代科技在区域的推广应用，如在抛秧技术、废弃有机物的沼气开发等方面都有发映。
立足于客家文化与时俱进，转变陈腐的落后观念势在必行。的确，落后和不发达不但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景的统计数字，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状态。为了发展，在引入技术设备、管理方式等的同时，必须具有与之相呼应的现代观念意识、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借此为本区发展起飞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因此，粤东北客家民系必须从目光短浅，故步自封，思想保守的氛围中脱胎换骨，营造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进取创新意识，弱化族缘意识，加强地缘观念，走向日益扩大的产业文化空间，这才是客家民系振兴经济、为华夏文明再立新功的真正出路。
谭元亨：座谈会结语
为这将近四个小时的论坛作一个结论，综合大家的观点，也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客家文明的确是面临一个严峻的时刻，无论是区域的变化，方言的演化，还是其他方面，如经济有弱势群体的意味，但历史上的客家人，毕竟是黄钟大吕，几经挫折，几度蛰伏，最后仍能崛起，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到来，民系自觉意识的觉醒，也同样标志着它将再度有一个上升的阶段。台湾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系，但客家的主体，毕竟在大陆，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地。
刚才讨论得很热烈、很深入，远远超过了我们预计的时间。可见，大家对客家问题的关注程度。的确，关于客家的源与流，如今诸说纷起，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以罗香林为代表的主流说，经过不断的补充、修正，可以说是更为科学，也更深入人心了。但目前，还出现了更多的说法，对这些，我们也不妨以平常心待之。其实，无论世界史、中国史，否定者总是有的，如特洛伊城，后来不让考古发掘证实了么？炎黄二帝，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后，恐怕把其称之为神话，把大禹当作一条虫的说法，也就悄然退出了。我想，那些视客家为神话、为历史的误会的说法，随着历史的演进，也会不攻自破，我们姑妄把它当作“一家之说”好了。其实，客家作为一个民系，它早已具备了作为一个民系的全部特征，要全盘否定，未免太自说自话了。当然，这涉及到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发生学等众多的学科，客家学研究仍大有可为。我们所致力于客家精神史研究，幷不排斥在其他方面的拓展，对物质史、社会史等方面，也同样予以关注。
客家的民系意识的自觉，恰巧正是否定的压力所“逼”出来的。宋末，民系的形成以及得名，正是汉民族的积弱，面对异族的侵凌，这才激起其文化自尊。后来，正是血腥的械斗以及舆论上的侮蔑，又再度激起客家人的自辩与自卫。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兴起同步，客家研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又重新成为热点，这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我们称“小康社会”，显然对这种民系意识的自觉有重大的激活作用，也就是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精神的需求相应提高了，更迫切地要叩问“我是谁，我从何处而来，我往何处去？”民系也一样。正如著名理论家蔡葵在《客家魂》研讨会上说的，只有到了新时期，民系小说才成为可能。能冠以民系名称的大作品方可出现，这在实际上也标志了客家文学的自觉。过去说“文学的自觉”一般指理论方面，其实，也同样包括创作，二者同在编织着客家精神史的经纬。文学的自觉，文化的自觉，民系意识的自觉，可以说是相互促进的。而这，正是客家学方兴未艾的可喜标志。
我们将要出版的《客家文丛》第三辑，主题便是这个。今天这个思想者论坛，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与推动。在二十一世纪中，已获得自觉意识的客家民系，当比已有的历史有更出色的表现，在改造国民性，走向现代化，融入国际社会、推动多元文化，包括和平统一，都大有用武之地。客家民系既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过那么多杰出的人物，作出那么巨大的贡献，未来的机遇自然也同样会青睐他们，只要努力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扬长避短，精神上永远处于飞升的状态，这个民系的生命力将是不可估量的。
评论员简介
陈建新 湖北宜昌人，1956年生，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华南理工大学未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领域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珠江三角洲科技资源区域分布优化研究》。
罗尚贤 广东兴宁人，196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广东社会科学》主编。现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任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顾问、广东老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客家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老子通解》、《老子与当代中国人》等。
黄伟经 广东梅县人，1932年生，现任广东花城出版社资深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曾任《随笔》杂志主编。主要从事俄国屠格涅夫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已出版译著《屠格涅夫散文诗集》、《罗亭》、《贵族之家》、《猎人手记》、《父与子》、《前夜》、《处女地》等，近年还主编《客家名人录》等大型传记丛书。
谭元亨 广东顺德人，1948年生，母亲是广东英德客家人。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美学学科点导师组负责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述两千多万字，出版文史哲类著作近80种，其作品有的被译成多种文字。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文化史观》、《客家魂》三部曲等。
谢栋元 广东梅县人，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幷就读该系研究生，师从陆宗达、俞敏、萧璋等学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毕业后长期在辽宁多所高校任教。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为研究生开设“汉语语言学”等课程。主要成果为《“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客家话北方话对照辞典》等。
罗可群 广东梅州人，1941年生，196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一直在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教，期间有多部人物传记、译作、教材问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近年来专攻客家文化研究，论著有《广东客家文学史》及《试论客家文学》数十篇论文。
刘正刚 安徽人，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教授、副博士生导师、历史系副主任。学术研究方向为清史，出版专著《闽粤客家人在四川》。主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台湾与四川移民社会形态变迁研究》。
江金波 江西人，理学硕士、副教授，中山大学人文地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广东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工程校级重点培养对象。参与或主持国家、省、市及校级科研课题5项，发表学术论文23篇，出版专著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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