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毓铮：开场白
从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口号以来，全省上下都在认真研究、落实各项建设文化大省的计划，努力将广东建设成为拥有先进的文化设施、发达的文化产业、繁荣的文化市场以及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生活的文化大省，以促进广东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最近，我们省侨办、省侨联与中山大学文化所、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一起研究，决定共同举办今天这个研讨会。作为拥有二千多万华侨华人的侨务大省，历史上华侨华人为广东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相信今天的华侨文化也应当为广东建设文化大省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今天的研讨会一共有七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发言，他们是我们广东研究中华文化、华侨文化、客家文化和五邑侨乡文化造诣很深的著名专家、学者，下面首先请广东省侨办吕伟雄主任发表建言。
吕伟雄：广东要大力开发华侨文化的独特资源
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举办一个“华侨文化与建设文化大省”的研讨会。从筹备会议到今天参加会议的情况来看，就知道这个议题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很多专家踊跃地来参加我们这个研讨。
今天的研讨会，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思想上碰撞一下、交流一下、探讨一下，共同来研究华侨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华侨文化与广东经济发展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华侨文化与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与建设经济强省与文化大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需要大家来共同研究和广泛地讨论。
华侨文化是广东近代历史的独特的文化资源
广东是中国移民海外和海上通商贸易最早、最多的省份，是全国最大的侨乡，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广东籍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近3000万人。海内有一个广东，海外也有一个广东。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新会人梁启超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只从中国的版图上来看广东，广东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一旦把广东放在世界版图上看，广东就举足轻重了。”为什么说举足轻重呢？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海上贸易频繁，海外华侨众多，使广东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和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一个重要结合点。使广东成为近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和创新思想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由于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广东华侨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广东近代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华侨文化是广东近代历史的独特的文化资源。
华侨华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重要的资源宝库。华侨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最突出体现在文化纽带上。华侨移居海外以后，本身固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从碰撞到融合，从融合到创新，产生了有较强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的华侨文化。华侨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今天，我们讲要建设华侨文化，就是要研究华侨文化这种兼容中西文化的特质，找到它的内核，丰富和发展广东文化。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弘扬主旋律的问题。根据我从事侨务工作的体会，我认为华侨文化的基本特质大致可以概括为：开放兼容、敢为人先；念祖爱乡、团结奉献；重教尚义、实业兴国；克勤克俭、顽强打拼。这种文化基因在华侨中代代相传，转化成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使一代又一代的华侨华人始终关注幷积极参与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在广东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贡献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开风气之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华侨推动了广东乃至中国近代文明的进步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中国民族工业的开端。华侨生活在海外，接触到资本主义比较先进的生活方式和先进技术，也积累了一定的经商资本。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华侨纷纷回到广东投资，侨资企业成为当时广东的重要的经济支柱，推动了广东的近代化建设，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创了多个“第一”，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越南华侨陈启沅，带着他在法国人建的丝厂里学到的知识和多年积累的资金，于1872年在家乡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成为中国第一家使用机器缫丝的民族资本工业，由于实行了技术革新，厂丝逐渐取代了土丝，使珠江三角洲的缫丝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了广东的支柱工业之一。
另外，像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第一家民族资本的火柴厂，第一家民族资本的电灯公司，第一家民族资本建设的新宁铁路等等，这些都是侨资企业的表率。特别是华侨商业，被誉为中国现代百货业先驱的“四大百货”——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这四家公司都是由澳洲华侨创办的，他们打破中国传统的商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开创了中国近代商业史上的多个“第一”，比如用彩票、礼券等方式来促销，做电台的广告，雇用女售货员，开放大型游乐场，开放冷气设备等等。一直到今天，一些大型商场仍然以“四大百货”模式作为服务顾客的标准模式，“逛商场”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时尚。
在引进西学、传播新文化、发展教育事业等方面，华侨更是功不可没。早在100多年前，开创中国留学教育先河的珠海人、美国华侨容闳就带领了100多名青年出洋留学，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这是中国第一批公派的留学生。解放前，由华侨捐办的中小学校已经遍布广东各大主要侨乡，成为我们广东教育事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民主革命时期，“华侨是革命之母”
在民主革命时期，华侨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宣传革命思想。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十分重视发动华侨、依靠华侨进行民主革命运动。华侨是兴中会和同盟会的重要支柱。海外华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从人力、物力、财力和舆论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持祖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孙中山十分重视发动华侨、依靠华侨进行民主革命活动。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就历史地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思潮。1905年8月，孙中山在华侨的支持下，又在日本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幷迅速在欧洲、美洲、东南亚和檀香山等地区建立了许多分会，广东籍的华侨是同盟会的重要支柱，众多的华侨倾家荡产也要支持民主革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历次的武装起义，组建了中国的第一支空军，有的甚至为国捐躯。在著名的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三十一位华侨志士。孙中山曾高度赞扬华侨的这种革命精神，称“华侨是革命之母”。广州素有“英雄之城”的美誉，这与华侨是密不可分的。
“华侨众多”提升了广东的文化活力
广东是国内改革文化的前沿地，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率先发展，这与善于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缘人缘优势是密不可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对侨务政策进行了拔乱反正。邓小平明确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
江泽民在二000年视察广东的时候，在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的同时，又针对性地指出华侨众多是广东的“独有优势”，要发挥好这个优势，提高广东对外开放的水平。这个“独特机遇论”和“独有优势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实践检验。
改革开放之初，侨资率先进入广东，充当“领头羊”，全国第一家外资企业是侨资企业。目前在广东的外资企业中，绝大多数是港澳台侨资企业，港澳台资金是广东这块“试验田”利用外资的主要渠道。在他们的带动下，广东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除了直接投资，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对家乡的直接捐赠也已经超过了三百亿元，用于发展家乡的各类公益事业，促进了广东的“两个文明”的建设。侨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当代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人们观念的改革和创新，活跃了广东的文化氛围，提高了广东的文化活力，广东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从三个方面打造“侨”味文化品牌
建设华侨文化应该如何着力？如何打造“侨”味文化品牌？ 我认为要按照“立足国内，面向世界，整合资源，突出重点”的思路，从“大文化”概念出发建设华侨文化，抓好三个着力点：就是要着力做好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文化开放和促进经济发展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实施“寻根工程”，延续文化纽带。中共十六大报告，八次提到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广大炎黄子孙，华侨华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宝贵资源。对于海外侨胞来说，民族凝聚力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问题。与老一辈华侨相比，在海外的新一代华裔青年对中国已经不太熟悉，不太会讲中国话，不太瞭解中国，因此，中华民族在海外的资源有待我们积极地培育。我们必须有忧患的意识，在新一代的华裔青年中，实施“寻根工程”，以传播中华文化，把深受海外华裔青少年欢迎的“寻根之旅”活动做大做强。省侨办的“寻根之旅”活动已经开展了20年，近年来在打造华侨文化品牌的推动下，我们对这一活动也不断加以改造，20年来，虽然我们吸引了上万名华裔青少年到广东“寻根”，但这个数字还远远不够。
最近一段时期，全省都在开展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大讨论，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忽视了的问题，对广东人范畴理解的问题，我们认为，海内的广东人是广东人，海外的广东人也应该是广东人，海内外的广东人从来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血浓于水”，如果我们在讨论广东人精神的时候，不包含三千万海外广东人这个独特的群体，广东人精神的内涵就是不全面的，只有包含了海内外广东人的广东人精神，才是有凝聚力的。
第二，促进广东文化的对外开放，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文化交流是文化进步的动力。华侨文化兼容中西文化，开风气之先，幷且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广东文化的方方面面。广东要建设文化大省，必然要面对文化的输入和输出问题，这也是文化的“请进来”和“走出去”的问题。要善于利用华侨华人既熟悉中国文化又熟悉当地文化的独有优势，发挥他们“文化大使”的作用，推动广东文化走向世界。
第三、开发华侨文化资源，打造“侨”味文化品牌。要保护华侨文化遗产，提升华侨文化品位。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侨”牌，有的“侨”牌也开始打出了自己的知名度，比如中山市的中山故居、广州的上下九步行街、开平市的碉楼、南雄市的珠玑巷等等，这些都是华侨文化的典型的硬件杰作。都成为了当地的文化名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的华侨历史名人很多，除了孙中山先生，其他比如建造了中国第一架飞机的冯如、教育家容闳、民族工业先驱陈启沅、功夫巨星李小龙等等，他们的后代很多还在国外，他们的辐射力很强，我们要重视发挥这种名人的效应。
今天，我们请各位专家、学者来，除了务虚，也希望大家多出点子，把广东的华侨文化资源利用好、建设好，使华侨文化的建设成为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品牌。
欧初：华侨华人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这次研讨会题目，两次出现了“文化”这个词，一个是“华侨文化”，一个是“文化大省”， 对“文化”这个词的理解，习惯上是指人的知识，比如讲某某人很有文化，文化水平很高，可以理解为某某人的知识面很广，或对某方面的知识很有研究，学问很深，包括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这是对文化最普通、最表层的认识。较多人的理解是泛指一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
至于华侨文化，它有独特的内容，比方它的表现与内涵，它的作用，它与岭南文化、海洋文化的关系，它在建设文化大省中的作用等等问题，更是应当逐步展开研究。
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影响力极大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尽管处于异族文化的包围之中，但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珍惜上，有十分独特之处。可以说，世界上凡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哪里有华侨群居的地方，哪里就流行华人的语言、风俗习惯，就有华人的庙宇、龙的形象和华人的理论道德观念。世界各地凡有华侨华人集居的地方，大都有唐人街，有中国餐馆，中国古典楼台亭阁，舞狮舞龙，喜庆节日张灯结彩，浓郁的中华文化在所在国光彩夺目，形成当地独特有一道风景线。
华侨华人把中华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在落地生根的过程中，又同当地不同文化互相交流传播，相互渗透、吸收、改造，使中华文化较好地融合到世界文化大宝库之中，幷繁衍成为多种多样的崭新的文化。这是华侨华人对人类文化宝库的一项伟大贡献。
华侨华人到了哪里，就把中国的优良传统带到哪里。比如尊师敬老，刻勤刻俭，《易经》、《孙子兵法》以及儒家思想，对外影响是很大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早年访问中国，一定要上泰山，当时天气不好，陪同人员都劝他不要去，他却非上不可，他十分尊崇孔子。苏加诺、西哈努克和一些日本人都很崇敬孙中山。日本福岗市市长进腾一马来中国时对我说，他还是小孩子时候，孙中山摸过他的头，他说一辈子忘不了，一定要我陪他到孙中山的故居参观。我有个表外甥，娶了个美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个媳妇影响很大，每年春节都按中国的习俗给奶奶献茶。85年，我带了广州诗社诗书画家代表团到新加坡和泰国访问，阵容强大，我是团长，副团长是黄施民，团员有画家关山月、黎雄才、林墉、苏华，诗人有陈芦荻、刘逸生，老干部有杨应彬、许士杰等。到新加坡时，同机去的有中国电影代表团，由王匡同志带队。我们都安排住在同一间宾馆。王匡同志对我说：“我们是中国官方的代表团，你们是民间的代表团，但你们享受到的接待规格比我们都高”。事实确是这样，当时负责接待我们的是林子勤，他是个华人，在新加坡地位很高，当年是和李光耀一起搞独立运动的，他拿出5万元美元来接待我们。我们到处受到很隆重的接待，差不多所有的部长我们都拜访过、见过，因为很多部长都是华人。教育部长祖籍是广东顺德，他专门请我们到他家作客，我用顺德话和他谈话，大家倍感亲切，十分高兴。
我们到泰国时，泰国原总理差猜亲自接待我们。差猜对中国有浓厚的感情，中泰建交时，中国是周总理代表我国政府签字，泰国是差猜签字。他接待我们十分隆重，还带我们到他家里作客。他爱写诗，而我们这个团的成员，都是全国有名的诗书画家，所以大家谈得十分亲切、热烈。
还有一次到美国访问，梁灵光同志当团长，我是副团长。到了旧金山，灵光同志讲完话之后，要我讲，说我是广东人，旧金山华侨广东人特别多，一定要我讲。为了交流亲切，我先用广州话讲，随后以客家话，讲了一段时间，一位祖籍台山的人站起来打断我的话，问我为什么不用台山话讲。我说等一会吧，一会我再用台山话讲，因为我台山话也能讲一点。此时有人对我说，美国洛杉矶之所以叫罗省，是台山人发明的，洛杉矶英文是LOSACELES，台山口音念起来很像“罗省”，久面久之，连美国人也习惯了，幷且接受了，很奇怪，在罗省，在芝加哥等地，不是台山籍的华侨华人也会讲几句台山话。可见中国文化影响力极大。
华侨华人为广东乃至全国贡献巨大
广东人移民海外历史久远，至今祖籍广东的华侨华人有两千万，遍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两千多万归侨侨眷和有海外关系的人在省内，这是广东独特的资源优势。华侨华人不仅在侨居地为当地的发展作贡献，而且素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他们身在异邦，却时刻关心祖籍国的前途和命运，因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与他们在海外的自身事业的发展相一致。回顾二十世纪的华侨史，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华侨华人无论是在祖籍国出现危难，还是在进步发展之时，都始终表现出炽热的赤子情怀。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时期、反对北洋军阀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对革命、对建设的贡献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粤中参加对敌伪顽的斗争，对华侨华人给我们的支持感受至深。当时我们武器装备比较落后，但有很多华侨支持我们，解放台山时有华侨给我们送来卡宾枪，真不容易。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部队成员大都是当地农民、工人，其实大部分是华侨子弟，珠江三角洲地区，哪个家庭没有海外关系？我们纵队四个领导也是侨乡人。司令员吴有恒是恩平人；副司令员是我，中山人；政委，也是侨乡人；副政委谢创是地道的华侨，48年在美国加州入党的。
华侨华人在介绍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把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科技，较快地介绍到国内来。比如广州市最早的公共汽车称为“加拿大”。早期许多地方的电灯公司也是华侨引进兴办的，建筑史上的钢筋水泥石屎楼也是华侨引进的，直到解放初期，我省一些地方的老百姓还将水泥叫“红毛泥”。恩平华侨冯如不但将在外国学到的机械技术、飞行技术资料带回来，而且亲自在我国造了第一架飞机。至于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国，研制发展我国的原子弹、氢弹和火箭，极大地提高我国的国防实力，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要打好“侨”牌就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当年我们老一辈的华侨华工，远涉重洋，在茫茫大海中飘摇几个月，才能到达大洋彼岸，现在现代交通工具，10多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地球每个角落。上世纪初，非洲的疫症蔓延至亚洲需近一年时间，今年的SARS病，短短几十天就扩散至29个国家和地区。就最近二三十年而言，华侨的情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新移民大量增加，改革开放后，我国累计向海外公派及自费留学30多万人，加上婚姻、家庭团聚、继承财产、劳务输出、技术移民，以及港澳台出去的，约有100万；二是分布地域广。过去的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南洋一带和北美，现在可以说，凡是地球上较大的城镇，都基本上都有华侨和华人；三是相当一部分华侨入籍当地国家成了外籍华人；四是新移民年纪较轻，文化水平较高，已凭自己的学识、技能、勤奋融入了当地社会。以上内外两方面的变化，对我们开展工作十分有利。现在的问题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纠正过去某些左的和幼稚的想法、做法，因势利导，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把“侨”牌打得更好。
同时，还要切实做好服务工作和海外联络工作。要“依法护侨”，“为侨服务”。如何服务得好，针对什么对象，用什么方法去做，效果有很大不同。对不同国籍的华人要与华侨有所区别，又要注意以亲戚、亲情相待，不要把他们等同于一般外国人。我们应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按照不同的对象和情谊的深浅去积极开展工作。总之，我认为文化是众人的事，华侨华人文化也是大众的事。在建设文化大省中，应把发展华侨华人文化列为一项重要内容。
李宗桂：研究华侨文化对建设文化广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我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归侨，也没有任何海外关系。但我来广东有20多年了，在这种华侨文化非常浓厚，华侨文化生长的地方，对我来说有很多的感受。；另一方面，我做一般的文化研究，做了二十多年，所以只能从这个角度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华侨文化的研究是一个新深题，不仅对我是一个新课题，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工作者，理论界都是一个新课题。过去我们研究新文化史、文化学，好像还没有华侨文化这个概念。最近，省侨办、侨联的领导想到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华侨工作问题，他们找过我，我们很认真地探讨了一个上午。我认为华侨文化这个概念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而且这个研究非常及时，非常必要，非常有意义。
华侨文化研究是一个填补空白的重要工作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华侨文化研究与建设文化广东”，这里有“研究”两个字。过去这个问题没有这么重视，没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一个工作实践问题来探讨，而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所以我想从研究的角度谈谈我们今天建设“文化广东”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认为，华侨文化是广东文化的重要构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换一句话说，我们广东文化的研究、发展和建设，中华民族文化的研究发展和建设，如果离开了华侨文化，那就是不完全的，甚至说是不健康的。因此，开展华侨文化的研究，对于我们广东文化的建设，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我刚才讲到，我们研究文化问题一、二十年，有关文化方面的国内外的书看了很多，什么西方文化史、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中华文化史等等也看了很多，但没有出现过“华侨文化”这个专章专节的论述。我们看到了有政治文化、军事文化、经济文化、商业文化等提法，乃至于垃圾文化、娼妓文化等这些都有人研究，刚好华侨文化没有人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讲，从理论上说，华侨文化的研究对我们文化学的研究、文化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弥补，是一个填补空白的重要工作。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应该重视华侨文化的建设。但是最近二十年来，我主持了很多课题，也主编了好几套文化方面的书，加起来有好几十本，从国家教育部课题，从重点课题到重大课题，到省的课题，我们看到的，包括评审的国家课题，评奖的、评职称的、评学位的，非常之多，但没有一个是研究华侨文化问题的。华侨文化的研究对我们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实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华侨文化是“大文化”，应该以培育思想文化为重点
什么是华侨文化？它研究什么内容？今天这个研讨会可以说是一系列华侨文化研究的“开幕式”吧。我想，华侨文化是海外华侨华人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逐渐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是海外华侨华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精神因素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其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体现。文化学研究工作者对文化结构有一种看法，认为从结构上讲，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物质的层面，一个是制度的层面，一个是思想的层面，也就是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这三个文化结构。那么“华侨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我觉得“华侨文化”应当涵括这三个层面，而其中又以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为重点。同时，还应该研究华侨华人的“行为文化”和生活方式。换一句话说，华侨文化研究的文化，它属于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文化”，而不是“小文化”，不是一般的文学艺术，或者单纯的思想文化。昨天在珠岛宾馆开省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研讨会，大会发言时我讲到了这个问题，文化大省的文化应该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大文化”，它的重心应当以培育思想文化为重点。我想。我们所讲的华侨文化与文化大省的文化是对应的，是一致的。
我们广东现在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华侨文化的建设和研究，我觉得理所当然属于其中的重要内容。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数量十分巨大，有很多种统计，我所知道的，不论哪种算法，广东籍的大约占三分之二，好像还要强，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认为是建设文化广东、发展文化广东的一个重要资源。因此，研究华侨文化，对于建设文化广东有着重要的意义。
“敢为人先、务实进取”是广东华侨文化的显着特质
研究华侨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广东文化的特质。我们要建设文化大省，首先要瞭解广东文化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文化？有什么特质，包含什么内容？它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广东文化是地域文化，相对中国文化来讲，它属文化小传统的范畴。所谓大传统文化，是指代表民族主流的文化，所谓小传统文化，是指一定地域的文化。这样一种小传统文化容易形成，也容易发生改变，受大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所以相对而言，广东文化就属于这种小传统文化的范畴。当今的广东文化，它是渊源于传统的岭南文化。传统的文化有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关东文化等等。在这里边岭南文化有其独特性。从当今来讲，相对于京派文化、海派文化，还有浙江文化这些内地省份的文化而言，广东文化有其独特性。之所以有独特性，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有华侨文化的存在。可能有人会说，浙江、福建也有华侨文化呀，但是我认为即使与浙江、福建的华侨文化比较起来，广东的华侨文化也别具一格。比如说，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就是广东文化中的一个显着特质，从广东的华侨文化中可以找到很多生动的例子。
华侨文化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成果
我们研究华侨文化，还有助于我们拓展文化建设的视野和空间。华侨文化在海外，但是她的根在中国，在我们广东。华侨文化是传统岭南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同时，她也是当代广东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参照。在现有文化的基础上，怎么样发展，找到新的文化增长点，创生出新文化，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总结的。
研究华侨文化，也有助于我们吸纳更多的文化资源。我们要研究文化广东，需要方方面面的资源，政治的资源、经济的资源、文化的资源。华侨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它吸纳了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有益成份。因此，研究华侨文化，对于我们建设文化广东，对我们如何正确地辨别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当然包括它的不优长之处，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的。我有一种看法，我觉得华侨文化是一种中西结合、古今交融的一个成果。华侨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有独特的切身感受，有独到的认识，有独特的实践，这都可以为我们建设文化广东，提供很好的资源。
“华侨精神”是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生动体现
研究华侨文化，是增强海内外广东人的凝聚力，进而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力的重要途径。她同时也是彰显广东文化精神，凸现广东文化价值的重要途径。华侨文化的研究是新时期的文化纽带工程，当代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侨华人怎么联络，这当然要靠我们政策的感召力，靠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还有就是我们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中华文化的根。
研究华侨文化，也有助于我们铸造新时期的广东人精神。广东现在正在开展广东人精神的大讨论，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开了很多会，还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我觉得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建设，离不开华侨文化的研究，具体来说离不开“华侨精神”的滋养，离不开“华侨精神”的弘扬。我有个想法，我们华侨文化的研究，是否在下一阶段可以开展“华侨精神”的研究，我曾在很多场合都讲过，辛亥革命的成功，如果离开了华侨的支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走向共和，走向民主，华侨精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会”的宣言里面，关于广东精神的概括，我觉得非常好，其中的有一句话“念祖爱乡”，怀念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家乡，有人听了可能觉得这句话很俗，很普通。我觉得非常好，中华文化有一个传统，慎终追远，热爱故土。我们的华人华侨在海外发展起来以后，甚至他们发展得幷不好的时候，都能回来捐资办学，投资设厂，等等，刚才吕伟雄主任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这就是念祖爱乡的精神在起作用。2000年，我到欧洲开会，给我们开车的是一个欧洲的华人，他给我们说1999年美国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时候，结果在欧洲的华人，不同派别的，包括矛盾很深的各种商会，自发地跑到美国驻当地使馆门前去游行、示威，而且很激动，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我问他是不是我们中国使馆策动的，他说，不是，是自发的。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对我们的政府，对我们国家过去的政策失误有很多批评意见，包括我们今天的民主政治的建设有很多批评意见，但在这个事关民族大义问题上，他们自觉地站到了一起。这靠得是什么？我觉得这不是靠政治宣传，靠权力垄断，靠得是念祖爱乡这样的一种精神。中共十六大报告里面，讲了中华民族精神，说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我想，华侨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方面，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
最后，我觉得研究华侨文化，对于我们发展、创新广东文化的多样性具有积极的意义。广东文化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有广府文化、有潮汕文化、有客家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客家文化”，但更有一个我们长期没有受到重视而又十分重要的“华侨文化”。研究华侨文化，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对于发展、创新广东文化的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伟浓：华侨文化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升华
华侨文化将在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进程中承担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角色，是作为中国侨乡和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的特有优势，应该重视幷很好的发掘、利用这一文化资源。
但作为一个尚未得到广泛承认和使用的概念，华侨文化迫切需要通过其内涵的系统构建和理论的科学升华而登上精神产品的神圣殿堂，而不能让其过久地在素材的存放与理论的假想之间徘徊不前。说实在的，提出一个科学概念虽非轻而易举的事，但相对于其内涵的系统构建和理论的科学升华来说要容易得多，而要完成后一任务，则需要做大量纷繁复杂的工作。
早期华侨在海外居留地要与天斗、与地斗、还要与人斗与外国扩张势力及当地邪恶势力抗争，谱写了一曲曲具有中华民族气节的英雄主义壮歌。这在以往的华侨史研究中写得十分多了。但我认为，这只是华侨与其居留地关系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往往为人所忽略，这就是华侨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善于与当地民族的普通民众和当政者乃至外来统治者发展和维持友好关系。在这方面，华侨表现出更多的以柔克刚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禀性。在当地人看来，华侨工于利，敏于利，讷于言，精于算，胜于交，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浊流中，在艰险异常的政治重压下，在荆棘与沼地中垦辟出一条通畅的谋生之路，的确不易。过去华侨史研究界对华侨上层被封为甲必丹、那督一类封爵颇有微词，其实大可不必。换个角度来看，这正是海外华侨旺盛的自保意识和精明的生存技巧的反映，是应该予以颂扬的。
华侨家乡观包涵“念祖爱乡”和“振兴祖国”两个方面
从祖国观、家乡观来看华侨文化。昔日华侨从穷乡僻壤走出国门后，通过家乡与居住地的鲜明对比，看到了强烈的反差，感到祖国的积弱和屈辱。这是为什么华侨在海外坚决支持祖国的革命运动和正义事业，支持家乡的建设和慈善事业的根本原因。因此，将华侨文化这种思想意识和行为概括为“念祖爱乡”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而且是更重要的一面，华侨强烈地希望看到祖国和家乡迅速的积极向上的变化。在革命年代，捐资捐物支持祖国，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祖国强大。在和平年代，支援家乡建设，最大的希望仍然是看到家乡明天更美好。因此，华侨文化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念祖爱乡”与“振兴祖国”两者的有机统一，舍弃任何一个方面去理解华侨的祖国观和家乡观，都是不完全的。如果在外宣时只是片面宣传华侨华人（海外乡亲）对家乡的贡献，而对华侨华人希望家乡变革、改变陈腐现象的愿望只字不提，其实是与华侨文化背道而驰的，事实上也是伤害了海外乡亲的感情的。
华侨文化与宗教密不可分
要准确理解华侨的家乡观，还要结合华侨的宗教观来分析。华侨文化与华侨宗教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绝大部分华侨来自于中国落后的农村，他们当初走出国门时，带去了一切用得上的神。而这些神，既包括大宗教的“中原神”，还包括本地造的“土著神”，同时还有“祖宗神”（人神）。华侨的移民史，其实也是一部“移神”史。华侨的“移神文化”更多地保持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世俗与宗教合为一体的特征。这一切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已经荡然无存。
“礼失求诸野”，可能要到海外华人社会才有可能“复原”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世俗与宗教画面。不管怎样，离开华侨的宗教观去说华侨文化是不完整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华侨的宗教文化是典型的平民式的，乡野式的。当初华侨幷没受过多少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生长在中国“边隅”地区而非中原地带。而当时中国“边隅”地带的宗教文化是“杂乱无章”、“三教合流”、“土洋不分”的。很多不同宗教、不同流派的神和平共处地杂居在一起，接受乡人与后人的崇拜。华侨出国后，将家乡这些做法在当地发扬光大。其结果必然在当地导致华侨宗教观的宽容、兼杂，因而也展现为华侨文化包容、大度的一面。
瞭解以上这些情况，就不难理解华侨华人家乡观上强烈的宗教色彩，而这种宗教色彩中又糅合着浓厚的世俗性，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华侨文化重视慎终追远，寻根溯祖，因而通过宗教将居留地与其祖籍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一点来看，今天国家侨务政策中有关保护华侨家乡祖坟的规定是必要而明智的；其二，华侨的宗教文化具有极大的平民性、世俗化。宗教与世俗合二为一，相互兼容、不分彼此。有时很难区分华侨的思想意识中何为宗教，何属世俗。由于祖国大陆几十年来在政治意识上的变异，大陆的宗教文化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宗教文化迥然有异，因此，今天在宗教问题上的侨务政策的执行应多从华侨华人的角度出发；其三，华侨宗教文化的功能已经升华到心灵慰籍的层面，与其说他们心底里真的相信有神，倒不如说他们宁愿通过神来求取心灵的慰籍与平衡，相对于他们来说，是否相信神的存在幷不重要。拜神只具有象征意义，神阶等级早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华侨的这些宗教理念具有积极意义。其实在今天的广东侨乡也具有广泛的影响。
华侨重视教育最显着的特征是学习先进的谋生文化
再从华侨的教育观来看华侨文化。当年走出国门的华侨大多是躬耕陇上的农民，他们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极低。但这只就狭义的文化而言。如果就广义的文化来说，华侨也是“文化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品格”，例如勤劳、节俭、善良、诚信……等等。这些其实也是中国民族的优秀文化作品。这种文化品格是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中华文化的大环境下熏陶出来的，幷非只是从书本中获得。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作为“文化人”的华侨对于狭义文化的重视程度与他们的“文化水平”形成极大反差。这与“文化水平”越高越重视文化的一般认识规律恰好相反。对于这一点，学者们早有共识，认为这是由于他们本身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低，因而才感到文化的重要性，才千方百计要后代读书上进。毋庸讳言，华侨当年要求子女读书上进的目的是读书做官，光宗耀祖。这从清末那么多的海外华侨乐意接受清廷居心不良的封爵可以看出来。而他们当年在海外要子女所学的“文化”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封建文化，问题的关键是，华侨当初以“读书做官”为宗旨，以封建文化为内容的文化教育在后来的年代中也与时俱进，转化为对新型文化的重视与追求，读书做官的目的也悄悄地发生了转移。但是，在此过程中仍保留浓重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成分。华侨教育观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迫切学习先进的谋生文化与顽强保持传统中华文化的统一。这种变化是我们今天认识华侨的教育观的重要方面。
研究华侨文化有助于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入
华侨文化是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宝藏。它既与区域文化——例如人们熟知的岭南文化、南粤文化等有许多内涵上的立体交叉和重叠。因此，将华侨文化从区域文化中“单列”出来，建立独立的“帐户”，有助于区域文化的深入研究，更好地发掘其精华。简单说，华侨文化和区域文化研究可以而且应该相互补充，相互比较，相互参证，在挖掘交叉重叠面时注意其差异，在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中探寻其异同。只有将华侨文化研究与区域文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人为地割裂开来，才能在方法上取长补短，取得更丰实的研究成果。
更具体地来说，就华侨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关系而言，我认为，岭南文化与华侨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开放性和包容性。他们的内涵和思想精华中都吸纳了海外文化的精华，同时保留了传统中华文化的精华。而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与海外文化在融合的方式、内涵的构造上有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可能在于，岭南文化的基石是中华传统文化，海外文化基本上只是零碎地渗透于其中，海外文化没有伤及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而华侨文化则是传统文化与海外文化在对撞基础上的磨合与重构，两者的优势互补更加明显。也可以这样认为，海外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更多地是通过渗透来产生出岭南新文化，而海外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更多地是通过改造来催生出华侨文化。这只是初步的猜想，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探索。
谭元亨：华侨文化对客家属地的“反哺”
华侨文化，是广东文化的重中之重，也是建设广东经济强省与文化大省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绝大部分外资，其实说到底还是华资。一直到今天，这一比例仍占相当大的份额。俄罗斯曾有经济学者这样评价：导致中俄两国经济形成截然相反局面的决定因素，是因为中国拥有爱国华商。关于这一现状，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认为：“单是论投资规模和投资机会，中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可以这样说，广东经济一直雄踞大陆首位，华侨功不可没。
建设文化大省离不开华侨文化
我们很难想像，如果抽掉了华侨文化，广东的文化大省还能剩下什么？再说，广东文化中，如果没了华侨文化，也就不成为其广东文化，很难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如湖湘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等。华侨文化，是广东文化最大的，也是最显特色，更是广东文化中最有活力、最有创新潜力的一部分。
我们称广东具有海洋文化传统，所以能在近代领风气之先，最早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时，这离不开华侨文化；我们称广东具有移民文化的特色，所以有开拓精神，敢于冒险犯难，一往无前的时候，这同样离不开华侨文化；我们称广东具有商业文化的特征，所以有商品交换带来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开放观念的时候，这也同样与华侨文化分不开。
我们说广东之所以为广东，是因为它作为全国最大的一个移民省，也就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华侨省——无论是海外的华侨华人，还是省内的归侨，各自都超过了二千万。加起来应当有半个亿之多，不难想像，拥有相当实力的这么多的人口，其在文化上的辐射当有多大？正是华侨文化，支撑住了广东文化的天空，推动以及提升了广东文化，使之在中国文化的大版图中，拥有自己的、独特的一席之地。正如文化大师梁启超说的，如只从中国版图上看，广东无足轻重，如同鶏肋，但一放到世界版图上看，广东就举足轻重了。
从客家人拓殖海外看华侨文化的渊源
世界上有一句话: The sun never set on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译过来便是：太阳在粤人社会上永远不落。也就是说，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广东人。世界上还有一句话，凡是有咸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这句话同上一句，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后一句话，还印证了几百年间在南洋流传的一句谚语：“客人开埠”，所有的新埠，都是客家人首先开发出来的。
在海外2000多万广东籍的华侨华人中，客家人就占去了约500万，可以证明前言不虚。如同台山、开平等地一样，在客属地的一些市镇，其在海外的人口，甚至比本地的人口还要多，例如，在粤东的松口镇，它在海外的人口就有8万多，已远远超过了当地的人口，故有“华侨之乡中的侨乡”的美誉。
一般人认为，客家人来自中原，相对于广府、潮汕民系而言，其农耕文化色彩要更浓一些。我认为客家人形成之际，正是唐宋，当时中国是海洋大国，中国人不乏海洋文化的色彩。到了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的“海洋帝国”中，也有三分之一的是客家人，这也证明客家人仍承传有海洋文化精神。到了近代，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直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有大批的客家人参加，其主要领导人又大都是客家人。可见，海洋文化精神对于客家人来说，从一开始便是不缺的，且不说客家人海外拓殖，更是很早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海外，是从宋末开始的。
粤东有个小镇名叫松口，自古便有一句老话：“自古松口不认州。”这里所说的州，是指嘉应州。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句古话呢？除开松口建镇，可追溯到西汉年间，早于建州之外，更重要的是松源河与梅江这两条河，就是在这松口汇合，成了韩江，一直奔汕头下海，所以，这里的人，未必借道州府，而是自己直下韩江，从汕头出来，漂洋过海了。这也说明松口华侨人为何那么多。如今，松口码头成了海外游子回国寻祖的重要地点。
华侨文化对客属地的“反哺”影响至深
华侨文化对其本土——即客属地，尤其是贫瘠山区所起到的“反哺”作用更为重大，影响也更为深远。这首先表现在资助教育、令整个民系的教育意识深入普及上面。当然，客籍华侨的捐助，还有修桥、铺路、建医院、办福利等众多方面，但是，教育却是最突出的。还在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梅州、下到各县，就很吃惊每个区镇里华侨捐助的中小学之多，其密度远远超过了珠江三角洲。要知道，由于地僻、山高、路远，这样的捐助，比珠江三角洲或潮汕平原，都可贵得多、艰巨得多。
很显然，这种捐献的原动力是来自于传统客家社会重视教育、重视文化的历史观念的。众所周知，不少客家祠堂，过去都专门设有“学田”，或者“学谷”，即便已远离客家腹地的客家“飞地”，也一般保留有这一传统。我还听说，如今梅州不少地方，谁家孩子考上大学或考上研究生，都有社团或贤达奖励其学费、奖学金，甚至奖一套住宅、别墅。这种植根于客家社会几百乃至上千年的优良传统，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的今天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而华侨文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我们无论怎么去高估也决不为过。
自古以来客家人重义轻利，有一副侠义心肠，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观是一脉相承的，与“以天下为已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是紧紧相连的。这正是别的国家或民族所没法相比的。所以当初刚刚改革开放，广东人，尤其是客家人，就率先捐献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人才、目光放得很远。促成这种大规模捐献的历史性推动力，应当还有华侨自身在海外的经历。如我们所知道的，清朝落后挨打之前，华侨在外边，是以经商、实业及耕种为主的，郑和下西洋，一路上华侨都是扬眉吐气的，他们在几千上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开拓了一个又一个的商港，也为国家挣回来了不少财富。可到后来，却变成了“中国苦力”，不少华侨都是“卖猪崽”出去的，有人说，美国、加拿大两条横贯东西的大铁路，每根枕木下都埋有一位华工的尸骨。正是这些惨痛的历史，令他们早在20世纪初或者更早，便以捐资的方式，在梅县等客属地，以各种方式支持家乡的新学。
虽然客籍的华侨华人，在广东籍中不及广府人及潮汕人多，但是，正如“客人开埠”这一名言所揭示的，他们的开拓意义却是他人所无法取代的。我在这里仅重点在教育上讲了客属地华侨华人对本土的“反哺”作用，其实，华侨文化在客属地的“反哺”作用还有很多。比如他们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众多善举等等。弘扬华侨文化，无疑是建设文化大省的题中之义。因此，如何总结一下华侨文化对客属地教育的“反哺”，进而推出各地华侨教育的强镇以作典范，应当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文化工程。
张国雄：广东华侨文化研究在全国极具代表性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第一个关于文化大省的内涵，什么叫文化大省？广东省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真正去讨论过它的内涵。还有文化大省有什么样的标志，也没有去说明。我的理解，所谓文化大省的内涵应该是多元的、多角度的，要形成一个文化大省，它的标志也应该是多元的。
广东华侨文化研究历史悠久
大致来讲是否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你广东具不具备这个文化资源；第二个方面，你广东对这个文化资源的研究程度、研究队伍、研究状况、研究成果在全国同领域里面具不具有领先的地位。广东省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省侨办、省侨联积极地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去，这是广东华侨文化本身的使然。我觉得广东文化大省的建设一个方面应从自身的实际出发，从自身的资源角度出发。你的资源优势何在，从而形成你的文化研究的特色，同时在同领域或全国取得优势的地位。这应该是我们文化大省建设考虑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文化大省建设要有时代性，要有时代气息，所谓时代性实际上就是全球化过程当中的世界走向一体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保存自身的文化传统，同时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如果说从这两方面讲，我觉得华侨文化恰恰能够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广东省建设文化大省非常重要的突破口之一。为什么这样讲呢？广东的华侨文化资源极其丰富，我们广东的华侨文化研究历史悠久，以暨南大学为首的华侨文化研究在全国是属于“领头羊”的地位。同时，我们广东省华侨文化的出版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全国唯一的一套《世界华侨华人史》，而且现在编辑以侨乡为主题的华侨华人史。我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具备这种条件。
广东华侨文化有五大极其难得的资源优势
我想谈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广东华侨文化是建设文化大省的极其维得的重要的文化资源。从五个方面谈。
第一，我们广东的华侨华人在世界华侨华人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全国有很多著名的侨乡，福建有漳州、泉州侨乡，浙江有温州侨乡，乃至东北、内地也有侨乡，但是最著名的侨乡当中，我们广东占了三个，潮汕、梅州客家、五邑侨乡；另外，我们广东的华侨华人占世界华侨华人的三分之二；第三，全世界的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两大区域，一个东南亚，一个是美洲，在这两大区域当中的主体是广东的华侨华人。这几个方面就实际上决定了广东华侨华人在全国的主体地位，也由此决定了广东华侨文化在全国华侨文化中的代表性。
第二，广东的华侨文化最典型地代表了华侨文化的本质特征。华侨文化我们研究了几十年，华侨文化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我们长期研究华侨文化主要从三个角度去研究，把华侨文化描写为一部“苦难史、创业史、爱国史”，目前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做得比较多。但是我们恰恰忽视了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华侨文化最本质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特质，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华侨文化的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就在这里。五邑文化和广府文化的中外文化的交流特征极其突出，在众多的华侨之乡当中，我们广东的五邑侨乡应该说把华侨文化当中的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一本质表现的最直观、最形象、最深刻，反映了华侨文化这一方面的普遍性和深刻性。这一点是我们广东的华侨文化在全国的华侨文化中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第三，以广州为代表的侨乡城市。她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化进程的一个模式，就是被动、强迫接受西方文化的一种模式。而这个模式在全国有代表性。
第四，广东侨乡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殊见证。我们研究乡村，从民国时期开始就一直都在研究乡村，但是对侨乡的研究真正的起步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一点福建省（厦门大学）走在我们的前边。但最有典型意义的在我们广东，我们的乡村代表了中国乡村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独特的类型，其明显的特征就是与主流文明靠近。这种情况以五邑侨乡、广府侨乡为例，物质方面的不说了，就说在精神领域方面，各人表现个性，炫耀财富，以经济决定事物的这一原则，民主、平等、公平的这样的一种思想进入到了我们的侨乡。还有制度的建设，我们侨乡在二、三十年代进行的制度建设，在今天来研究，仍然还有它的先进性。我们今天的很多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吸取二、三十年代侨乡建设的经验，使我们的乡村建设更加具有现代气息。
外来文化对侨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深刻地表现在哪里？就说现在我们的信仰领域，信仰应该说是传统文化最固守的一个领域，但我们在五邑侨乡发现，祠堂的建设中有大量的西方文化进入，而且祠堂的形式、规则是其他地方无法想像的，妇女可以在祠堂里跟男性辩别，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这一点说，连最深层次的精神文化领域里头都能接受西方文化，哪还有什么不能接受呢？我们国家是在八十年代提出改革开放的，在开平乡村民居里的门神有一幅对联，“永进中华宝，长招外国财”这就说明这个村很早就开放了，引进外资了。在五邑侨乡还有一个独特的字，就是国家的国字，中间去掉“玉”字，换成人民的“民”字，实际上就反映了侨乡以民为主，以民为中心的思想深入人心。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的侨乡，它如何进入现代社会，跟当时的主流文明结合这一点在全国的其他乡村当中是很少见的，而我们广东的侨乡具有这个独特的资源。“侨”而不崇洋媚外，不全盘西化；“乡”而不顽固，不迂腐。这个资源应该说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在融入世界走向世界过程当中的历史底蕴和民族理性。
第五，华侨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品格有重要的贡献。我们现在谈岭南文化，说它有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等等。其实这些更多地来源于华侨文化。
如何从建设文化大省的角度出发研究华侨文化
文化大省建设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也要遵循自身的规律，积极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应当站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广东华侨华人历史。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化，一个是东洋，一个是西洋，我们广东华侨都参与了，在东洋和西洋当中，我们更多地发现，广东人在引进这些西方文化当中的主体地位，从上层人士到一般的农民，都从这两大“洋”中向中国传入西方文化。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华侨研究应当要从文化交流角度去重新认识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其文化传播的主体是什么，传播的途径是什么，是如何融合碰撞的，以此来总结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些特点和规律。
站在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研究广东华侨文化。我理解文化大省的建设，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还有一个就是政治文明建设，华侨文化可以为我们广东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独有的资源，也是我们今后主要开展的工作，因为我感到一部广东的华侨华人史，同时也是一部政治进步，逐步接受人类的基本价值的历史，给我们今天建设政治文明有重要的启示。我们广东华侨在美、加很多，五邑华侨主要在美、加，我们来自封建弱势文化的人群到了一个强势的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这样的一个转变，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是向世界主流文明的靠近，这些是我们今后要在华侨文化研究中要着重挖掘的。
站在传统社会转型的角度，研究广东侨乡文化。现在我们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要率先实现现代化，没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可能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可以从华侨文化当中吸取很多营养。比如说，股份制的建设，是我们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研究才建立起来的，但我们发现在广东近代早就有了，在我们乡村大量实现的是股份制，而且我们乡村的自治化程度相当高，自治组织的形成和运作机制是股份制，这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都是可取的。
站在岭南文化自新的角度，研究广东文化的弊端。华侨文化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几十年，成果很多。我们应当肯定华侨文化很多好的品质，但是对华侨文化不足之处，给我们的文化“土壤”，文化氛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基本上没有研究，像这种“土壤”在我们的有些侨乡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障碍。如享乐主义、短期行为、急功近利等现象非常突出，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广东经济要健康发展，必须在我们的文化领域进行自新，进行改造。
站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广东华侨文化遗产。我们以前打“侨”牌打的比较多的是经济“侨”牌，但是我们对文化“侨”牌打的很少，眼睛向外打“侨”牌很多，向内、向下打“侨”牌的较少。其实，华侨文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物质文明，资金，华侨文化还给我们本身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山市的中山故居、广州北京路、爱群大厦、开平雕楼等等都是华侨文化遗产。
我认为，这种遗产很值得我们从事华侨文化工作者的真正研究。直接的效益就是带来旅游效益，我们建设文化大省的目的还是为了发展，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从广东的华侨文化当中，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华侨文化的研究可以为广东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小敏：弘扬华侨华人精神关键是要突显其价值观
从广东省委九届二次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以来，全省都在研究建设文化大省这个课题，我们省委宣传部举办过两次比较大型的研讨会了，第一次“发展先进文化研讨会”是在四月上旬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省文明办三家联合主办，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更大规模，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文化厅，还有省社科院一共七家单位联合召开。前天、昨天开了两天，规模很大，有14个部门提交了专题研究报告。
在接下来，省里还要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建设文化大省的专题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省委张德江书记要讲话，省委、省政府还要出台几个文件、包括一个决定、一个纲要，这些工作现在都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当中。
开展华侨华人文化研究意义重大
在这样的一个全省关注的形势下，我们来开这样一个“华侨文化与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研讨会，我觉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今天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华侨华人文化意义重大，对广东文化大省建设尤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今天这个会的标题提到华侨文化，这种提法也可以，但我个人感觉，华侨这个概念还不能涵盖华人，严格来说，华侨是指侨居在国外，但他的国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而华人则是指他已经加入居住国的国籍。所以我们讲“华侨文化”，严谨地说还没有包括华人在里面，我觉得讲“华侨华人文化”可能要比较全面一些，刚才李宗桂教授讲了，华侨文化这个概念在很多研究领域里还是第一次出现，以前还很少听说过，这就说明了这就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工作。
我说华侨华人意义重大，这个意义重大表现在什么方面？我们最近刚刚看了中央一台播放的《走向共和》电视剧，《走向共和》有个情节说孙中山的哥哥把牛卖掉，卖掉牛支援他搞革命，接着又到日本办学，从这些人物形象塑造就可以看到华侨华人在中国近代史以来发挥的重要作用，对我们今天建设文化大省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记得在英文里有一句话说：阳光普照粤人社会。它的意思就是说，地球上有人的地方就有广东人。（吕伟雄插语：莫桑比克的财长，他的父亲是广东中山人，这位财长已经跟当地黑人结婚，生了四个混血儿，像这种广东籍华侨华人在国外谋生的情况相当普遍）。对，不单这样，很多侨居国外的后裔甚至连中国话都不会讲了，只会讲英语。有一次我听一位广东籍的华侨说，台山华侨的比例相当大，他说在家乡广东只有一个台山，但在美国有两个台山，在美国的台山籍人口是广东台山的两倍。他这个说法不一定很准确，但却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事实上，华侨华人众多是我们广东的一大优势，这样一个众多的华侨华人的群体，他们不仅能够支援我们家乡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投资，带来项目，我认为更主要的还是他们能够在中外文化交流里面发挥很重要的桥梁作用。
华侨华人文化的核心是“团结互助、念祖爱乡”
第二个问题，华侨华人文化内涵丰富，其核心是弘扬团结互助，念祖爱乡的华侨华人精神。我想讲一下我们要建设文化大省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文化分为很多个层次，刚才李宗桂教授讲了很多，什么茶文化、酒文化、甚至于厕所文化、垃圾文化等都有人研究，可见文化概念的运用很普遍。
那么，我们讲的建设文化大省的文化是个什么概念呢？它不是那种包罗万象的文化，不是把很大的，如政治、经济全部包括在里边的文化，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概念是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文化，也就是说物质文明的文化不在我们建设文化大省的这个范畴内，它基本的内涵是跟精神文明的内涵一致的，它具体包括什么东西呢？包括思想、道德建设、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这方面的建设，还包括文学艺术等等这些方面，跟中共十六大报告里面关于文化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文化的内涵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呢？文化内涵最核心的就是价值观。我们觉得华侨华人的文化内涵，也应该包括这些内容，包括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等等，它的核心就是华侨华人的一种文化精神。一句话，华侨华人的文化价值观就是“团结互助、念祖爱乡”。
开发华侨华人文化资源要在双向互动上下功夫
第三个问题，华侨华人文化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必须在双向互动上下功夫。我为什么要强调双向互动呢？我们到国外，会感觉到中国老乡都很热情，有一次到国外看到一位日本人，日本人以为我们是从日本来的，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喝的，显得很热情。其实，这种自家老乡的感受不论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我们广东华侨就有这种情结。通过接触，我感觉到我们的华侨华人在国外谋生虽然不能说是一部苦难史，但是他们在国外创业确实是相当的艰难，很不容易，我们要在这方面理解他们。华侨华人的地位，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取得成就，他们的地位才逐步得到改善的。
我自己就有一个体会，我是湖南人，我家乡的人把我们到广州学习说成是到广州去留学，把我们到广东来工作就当成出国一样，就算很有出息了。于是，家乡不断有人来，叫我拿点钱回湖南当地办学校什么的，当然，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会去做，但如果对我们没有一点回报的话，也不好长期这样去做。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双向互动是最重要的。记得有一首歌“在遥远的支那，有一群中国人在那里生活”，歌词大意是这样唱的——“关心他，看我们能帮他们做些什么？”这首歌从哪里来的，我不太清楚，但说明了互相帮助的重要性。我说这些就是想强调，在开发利用华侨华人资源的双向互动上要注意做到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们要尽量多做一些有益于华侨华人的工作。我们要做哪些工作呢？比如说要大力宣传华侨华人爱国爱乡的事迹，我们要给他们树碑立传；再比如，我们要充分挖掘华侨华人的文化资源，把它们综合、整理出来，包括刚才有教授提出的要研究华侨华人的文化史等等。精心培育和打造华侨华人的文化品牌。国外有不少华侨华人穿梳于内地，在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做事情，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大家互惠互利，加快我们侨乡的文化设施建设，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多做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们的目的还是希望华侨华人能够为我们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多做点事，多出点力。所以，我们要尽量调动华侨华人的积极性，为我们广东建设文化大省服务。比如说要大力弘扬华侨华人精神，大力激发华侨华人念祖爱乡的热情，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在家乡文化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在中国加入WTO的条件下，广东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贸易过程中的桥梁纽带作用，等等。
陈毓铮：研讨会结束语
这次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首先我代表省侨办、省侨联．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感谢欧初老领导、刘小敏副部长到会幷作了指导性的讲话；感谢各位专家学者为我们大家作了一场精彩的有关华侨文化的学术报告。
我说这次会议开得成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次研讨会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华侨文化的概念。研讨会与广东省委提出的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性任务结合起来，可以说找准了切入点。
第二，这次研讨会对华侨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基本明确了华侨文化在广东文化建设当中的历史影响、地位和作用，以及它的现实意义。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华侨文化建设对我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
第三，这次研讨会拉开了“华侨文化与建设文化大省”的一系列活动的序幕。省侨办和省侨联经过研究决定，共同促进华侨文化与建设文化大省的一系列工作，今年将由省侨办召开全省的侨刊侨讯工作会议，通过经验交流，表彰奖励，加强全省的华侨文化与建设文化大省的专题宣传。省侨办还将举办“近现代海外名人后裔中国行”的活动。省侨联将在今年启动收集、编撰华侨史的工作，重点放在华侨在海外的历史，反映他们怎么在海外奋斗，怎么在海外起作用等等，这项文化工程比较浩大，我们将会与有关部门、专家专题研究，下一步怎么来开展这项工作。华侨文化对广东音乐影响很大，今年底，省侨办、省侨联和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等三家单位将共同举办纪念广东音乐大师吕文成的活动，他是广东音乐的一代宗师，他写了一千多首音乐作品，像非常有名的《步步高》就是他创作的。
海外华侨华人众多是广东省的省情，更是广东省独特的资源优势。二千多年以来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可以印证广东的华侨文化的渊源。两年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写了一篇名叫《唤回广东的灵魂》的文章，影响很大，我想，现在也是到了我们要唤回广东华侨文化的时候了。省委、省政府对我省的侨务工作寄以愿望，我们希望能得到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同时也希望全省各个侨联、各个侨办积极配合，使华侨文化与建设文化大省的系列活动顺利开展，达到目的，为广东建设文化大省作出应有的贡献。
评论员简介
吕伟雄 广东鹤山人，1949年生。曾任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党委副书记；广东省佛山地区团委副书记；广东省中山市副市长；广东省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广东省旅游集团公司总经理；2000年2月到今任广东省侨办主任、党组书记。
陈毓铮 广东台山人，1944年生。华南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1970年分配在台山县农机二厂当工人。1983年后历任台山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阳江市副市长。1992年后历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现任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
欧 初 广东中山人，1921年生。历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副司令员，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中共广东省顾委常委等职。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孙中山基金会会长，广东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等职。
刘小敏 1959年生，法学硕士。历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外宣办副主任，现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宗桂 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主持多项国家重点项目、国家教育部重大项目在内的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课题，主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出版著作多部，发表论文一百余篇，获国家和省级奖励近二十项。
高伟浓 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现任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系研究所所长。多年来从事华侨华人问题，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研究。近十年来主持幷完成国家、部、省级研究项目10余个，已独撰、出版各类学术著作十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谭元亨 广东顺德人，中国作协会员，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美学教授，著书二千余万字，八十种。得过八项国家奖，曾应邀赴欧美多国讲学，有些作品被译成美、德、日、朝等国文字，主要代表作有《客家魂》。
张国雄 47岁，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北京大学城环系博士后，现任广东五邑大学五邑文化与华侨研究所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移民史、华侨史研究，出版《五邑文化源流》、《五邑华侨华人史》、《开平碉楼》等著作和四十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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