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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合影。 |
主办：中国评论月刊、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
顾问：徐 鹰（中国评论月刊社务委员会主席）
策划：郭伟峰（中国评论月刊社长）
周建闽（中国评论月刊总编辑）
主持人：黄伟宗（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
评论员：司徒尚纪（中山大学地学院教授）
周 义（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黄启臣（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崇山（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洪三泰（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长、教授）
张镇洪（中山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罗康宁（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戴胜德（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执行人：罗祥喜（中国评论月刊副总编辑）
王平 （中国评论月刊副总编辑）
黄伟宗：开场白
今天我们的论坛题目是：走向世界的珠江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们一直在对珠江文化进行探索和定位工作，迄今已经15年了。这些年来，我们逐步认识了珠江文化的特质、形态、成分、发端、历史、系统和理论体系。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具有特强的海洋性。珠江文化是和世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一直在走向世界。今年初出版的《珠江文化丛书. 十家文谭》，是我们对珠江文化研究的第三批学术成果，是珠江文化研究会学术成果较全面的汇集。其中每册书的编着者，都从自己所擅长的学术领域出发，对珠江文化进行研究，既展现了每个人的所长，同时互相交叉，相互补充，共同初步完成并构成了珠江文化的学术系统，作出了定位。现在请大家从自己编写过程中的认识和体会出发，对珠江文化是怎样走向世界的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司徒尚纪教授，你是《珠江传》的作者，是为中国第三大河一一珠立传的第一人，在这套书中你撰写《泛珠三角与珠江文化》一书，卓有见地，请你先谈谈吧。
司徒尚纪：珠江文化何以能走向世界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空间一体化背景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准日趋缩小，而文化的差异则越来越凸现，普遍认为，而且事实也在证明，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竞争。所以具有优势文化的国家和民族，有可能在世界竞争中赢得胜利，取得支配地位。畅销全球《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预言，“在未来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不管其政治动机如何，这一新观点拥有很多追随者，凸现文化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昭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必须以高度发达文化或文明为保障。塞阿氏也同时指出，当今“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政治格局上如此，在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更不例外，故联合国有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宣言。既然如此，那么，无论是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都是这个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都有权利获得保护、生存和发展。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珠江文化，也同样在多极和多元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这个定位出发，珠江文化就有了融合和走向世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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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大师谭其骧先生在研究了中国文化的时代和地区差异之后，指出“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有地区差异”。这种差异在于文化特质不同，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特征越独特的文化，就越是世界性的文化。即世界文化是由各个民族文化组成，个性特征越独特的文化，就越能显示自己在世界文化上的地位，越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和认可，也就越能走向世界。珠江文化作为一种流域文化，是一种多元民族文化构成的文化体系，有自己不可取代的文化特质和风格，在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格局占有自己特殊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珠江文化也是世界性的，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它产生和辐射的地域范围。它应置诸之于世界文化之林，让世人认识，在世界上交流和传播。
一种文化被发现、认识，显示自己的存在，固然是它占有一定地位的外在表现，但要对外传播、扩散，必须具有高位文化势能，形成文化梯度力，才能走出自己产生地域，辐射周边，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珠江文化即具有这样的势能，可以走向世界。其故有六：
广东在世界交通中心地理区位
一个地区价值，不仅在于资源多寡，更在于区位价值，广东处在南海交通枢纽位置上，用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指出“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在中国地图上，广东是边缘，但在世界地图上，广东却是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假道海上丝绸之路，南可达东南亚、澳大利亚，北上日本、俄罗斯，西达印度洋、非洲、欧洲，东至南北美洲，可形成全球性大循环，故梁启超又指出“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有位外国学者布罗代尔在考察15－18世纪城市发展模式时十分强调地理区位持久性作用，指出：“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比广州更优越”，通过船舶广州可与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交往。无论商旅、商品都是文化载体，广东作为珠江文化和世界性商贸中心，珠江文化借助于自己独特区位走向世界，已为历史和现状所验证。
珠江文化是一种开发性文化
按照系统论观点，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在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流中形成耗散结构，才能保持系统中各要素在竞争和协同对立统一中趋于有序状态和良性循环，使“熵”值变小，由此获得发展生机和活力。珠江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系统。语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在江海相通地理环境和珠江流域，特别是岭南历史上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条件下孕育、发展起来的珠江文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开放的。广东主要是广州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长期保持开放态势，在文化各个层面处处留下深刻烙印。自古以来，外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如各种作物新品种、宗教、语言、思想观念、科技等）都可以在珠江文化体系内不断地碰撞、交融和整合，形成新文化特质和风格。近代西风东渐，珠江文化首受其影响，涌现一大批时代先进人物和思想，使珠江文化跻身全国先进文化行列。当年容闳组织中国第一批学童留美，但“北人应者极少”，“来者皆粤人”，这批人学成归国，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近年改革开放，广东尤其是珠三角，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基地，珠江文化的开放性由此变得更加宽广和深入，并以高位势能、崭新装束和姿态，对外辐射，影响所及，达于海内外。这样珠江文化不仅具有全国性、而且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这已为世所公认。为此，珠江文化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开放性也势所必然，不可逆转。
珠江文化拥有以华侨为主广布世界传播载体
人是文化主要载体，珠江文化覆盖地域除了珠江流域，还包括它辐射其他省区，就岭南而论，即有广府系全部、客家系和福佬系一部分。岭南是中国著名侨乡，在中国3000万华侨人中，2/3左右为广东人，散布世界五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不管他们分属那个族群（民系）文化，都是珠江文化组成部分，这部分以华侨为载体的文化被成为华侨文化。华侨文化具有反映西方近现代文化重要成果、资讯灵通、更新快、经济基础雄厚等特点。它以各种方式注入珠江文化，不但使它增添新的血液和养分，使之更具活力，而且加强了它的开放性。故梁启超说：“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又说“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故中国各部之中，其具国民之性质，有独立不羁气象者，惟广东人为最”。这说明近世广东具有爱国和开风气之先河的文化特点。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化历史，因为有了华侨的参与，才上演得有声有色，波澜壮阔，也表明珠江文化开放性离不开华侨文化参与。华侨文化根在内地，但分布在海外，这些文化板块镶嵌在侨居国，与当地文化发生对撞、交流、磨合，乃至整合，实际也是珠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种方式，这在过去和现在都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珠江文化走向世界，不是一种可能，而早已成为历史事实。
珠江文化是一种海洋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潮流
珠江是外流河，注入南海，仅在珠三角出海口即有8个之多。江海一体，使珠江文化可以毫无阻碍地与海外交流。自秦汉以来兴起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历久不衰，它以各种方式深入沿海和内地，联结海外，使内陆、沿海和海外构成一个不可分割地域体系，不同文化交流、互动也在这个体系内发生。珠江文化自古以来就借助于海上丝绸之路，保持与海外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吸收有益养分，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所以珠江文化一个最显着特质是它的海洋性。著名华南师范大学曾昭璇教授曾说，“岭南亲海，热带民风”，即说明岭南人物质和精神文化与海洋文化有深刻渊源关系。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也高度评价海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事后，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从事商业与正当的利润”。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也指出，临海“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超然万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此陆居优越。而广东“其与内地交通，尚不如与海外交通之便，故其人对内竞争力甚薄，而对外竞争力差强”。岭南人民也如黑格尔和梁启超所指出那样，自古就假道海洋，走上与世界交往的道路，在海洋资源开发、海上贸易、中外文化交流层面上取得丰硕成果和经验，融合为珠江文化一个主要成份。岭南人耕海为生，海上贸易致富，使用带有大量外来语（英语、马来语等）语言盛行，崇拜妈祖等海神，传入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都是珠江海洋文化一个充分表现。余秋雨先生曾形象地描绘和欣赏广东人：“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的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来到这里已疲惫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起锚出发”。这其中包括了珠江文化对外传播。上述岭南2000年海上丝路史，也是珠江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历史。中国出产丝绸、陶瓷、茶叶等产品早就从沿海各港输往东南亚、西亚和欧洲，明清时又远达中南美洲和澳洲。近世西风东渐，在传入西方文化之同时，也把中国文化，包括珠江文化传到欧洲。利玛窦1615年在德国出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后改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刊行，其所介绍中国文化有相当一部分属珠江文化范畴。如其中关于肇庆、韶关、南雄人文、风俗。又据统计，16～18世纪，耶稣会教士翻译中国典籍及撰述汉学著作有82种，都是通过澳门在传布欧洲的。著名岭南才子书《花笺记》、《二荷花史》、《粤讴》等说唱文
学在明清时就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海外，至岭南工艺、园林、饮食、技艺、饮茶、戏剧、风俗等通过各种途径外传，有些被结合为当地文化一部分，这都是举世皆知的不争的历史事实。
21世纪是海洋世纪，现在海洋已成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开发领域，世界上临海国家都把开发海洋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事业。中国更不甘人后，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已经把开发海洋、发展海洋产业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加以实施。岭南拥有中国最大一块海洋国土，广东提出“海上广东”，海南确定“以海兴琼”、“建设海洋大省”，广西制定“蓝色计划”等，这说明海洋事业在全球方兴未艾，成为一种时代潮流、社会进步一个方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与海洋事业相应，海洋文化也成为世界文化一个主流，为海洋产业、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柱。珠江文化顺应这种新形势需要，在继承自己海洋文化传统特质基础上，及时调整自己发展战略、目标和决策，不仅是走向世界，而且成为世界海洋文化一部分，也是无可置疑的。
珠江文化具有扩张力很强商业文化品格，可以达到它一切商品流通之处
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商品生产的洪流冲破一切束缚它的界线，造就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当今世界已发展为一个由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联系起来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通有无的统一的大市场。商品经济或市场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和开放性，由此决定了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商品世界。一种具有发达商品文化风格的地域文化，也就有可能随着商品交换和流通，进入世界市场。
明清以来，珠江文化重商风格已经形成，经商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席卷各个阶层和城乡。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广东“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以时逐（利）”，以致“粤中处处有市”，这些民贾、官贾“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东）之十郡，远而东西两洋，无不有也”。在商品流通中形成“广州帮”、“潮州帮”、“客家商”等三大地域商人集团，除在国内活动以外，还远涉鲸波，“至于红毛、日本、琉求、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攸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赢利”。清乾隆时一位外商对广州印象是“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强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也都荟萃于此城市”。由此商品、市场、价值、资讯等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成为岭南人重商民性，并随着商品流动扩布海内外。
改革开放以来，岭南人商品意识空前觉醒，很快在广东建立起商品经济体系。近年又利用世界产业东移机会，大量利用外资、技术、人才，建立起外向型商品经济。这是属于一种高度文化凝聚而成的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它必将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扩大，尤其中国加入WTO机遇和运作，将它所承载珠江文化风格带到世界各地。
近现代珠江文化是一种时代先进文化，具有强大辐射力
明清以来，经过历史长期积淀，珠江文化吸纳海内外文化精华，使自己得到提升、脱羽、成熟，发展到近现代，已成为一种时代先进文化。这在文化各个层面上充分显示这种时代特色，从洪秀全，经康梁到孙中山，乃至现代改革开放，特别是珠三角成为全国经济高峰区、泛珠三角龙头，当今又是世界产业转移一个重点地区，以及各种“创新”一个基地，完全表明珠江文化发挥巨大支持作用、领潮作用，无愧为一种时代先进文化。这个时代先进文化根植于强大经济基础，具有丰富内涵、鲜明特色、高位势能、强大梯度力，故能全方向、多层面对外倾泻，这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珠江文化在全国崇高地位的确立所证实。而随着广东经济进一步增长，泛珠三角经济区形成和运作，广东和泛珠三角经济必将达到一个新高台阶，与东盟和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关系也必将进一步紧密。作为这种区域经济格局强大支柱的珠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进而积累更强大能量，借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大循环之机，走进世界文化潮流应是一种顺适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即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也是珠江文化前途。
当然，珠江文化要走进世界，也充满了竞争，或曰“文明的冲突”。为了适应、赢得这种竞争，珠江文化必须现代化，应发展为一种创新而不是守旧、前进而不是停滞、高雅而不是粗俗、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文化。只有这样一种朝气蓬勃、具有高度发展水准文化才有足够能量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珠江文化进入这种文化层次，即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达到自己发展巅峰。
周义:弘扬海丝精神 推动区域合作
这次中国评论杂志社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召开有关专家学者座谈会，这种做法很好，在此，我代表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作一个发言，讲三个方面的情况。
一、泛珠三角区域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事。”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今天，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不能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这是大势所趋。党中央、国务院紧紧把握这种态势，适时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第一，泛珠三角区域走向世界主要是在技术、商品、人员、文化等方面走向世界，这将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泛珠三角经济发展具备比较丰厚的能量，我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参与世界经济技术的合作与竞争，承接当前新一轮国际产业的转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国际产业转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我们要认识这个规律，参与其中，抓住这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在第三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中，黄华华省长和东盟领导人谈了泛珠三角和东盟合作进程等有关问题。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将为我国实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发挥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第二，“为文之道，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泛珠三角区域应敢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泛珠三角区域内部要定期分析世界经济的周期与行情、国际商品市场、国际市场的定性与定位；要学会在这种合作与竞争中趋利避害，这种“利”是符合泛珠三角各个地区的利益，这种“害”是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我们要规避的，在发展中要避开包括合作风险在内的消极抵消力量，避开所有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力。
第三，“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泛珠三角地区要特别借助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香港、澳门把“9＋2”地区与世界各地区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港澳地区是泛珠三角区域经济走向世界的较为理想的通道和阵地。港澳的通道和阵地作用在“9＋2”中要凸显出来。同时，广东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东在“9＋2”区域中是改革开放最早，经验积累最丰富，经济实力最强，人才储备最优的地区之一，广东的发展带动了内地的发展。泛珠三角地区要逐渐变成较大的投资输入网和商品输出网。这种资金的输入和产品的输出都是“双回路”的流动。所谓“双回路”是指，我们的资金吸收国外的资本进来，同时我们的资金要走出国门，输出到世界经济中去办企业。商品也是这样，原材料进来，成品出去；半成品进来，产成品出去。这种“双回路”对发展回圈经济是有利的。这些产业、资金、技术、管理会形成一个宽大的网路，把泛珠三角地区更广地、更深地、更快地转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密切泛珠三角地区内部的联系，在区域合作中为全国探索一种发展的新路子，带动内地各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加强泛珠三角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及东盟各国的经济联系，为中国经济迈上经济全球化之路积累经验，这正是党中央、国务院希望看到的发展局面。
第四，面对经济全球化，我们泛珠三角地区应该采取积极、务实、灵活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泛珠三角能不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关键看我们的经济实力和操作能力，以及我们的决策及具体办法符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如果泛珠三角地区能够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主流，那么中国的变化会更大，发展速度会更快。在这个过程中，要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需要，绝不能偏废或取代。
第五，“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泛珠三角区域内各地区的政府和企业对世界经济应该有一个全面、积极、客观的把握和瞭解，着手研究一套富有成效的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战略措施，促进泛珠三角地区经济的繁荣，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方面，政府层面的研究和宏观指导显得更为重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次“9＋2”合作论坛中，各地区首长除了要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之外，还要给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把把脉，研究它的发展动态，采取共同的对策和措施，帮助泛珠区域内的企业更好地走向世界。
第六，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泛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要加强国际行销方面的策略，研究国际目标市场的确定与产品的定位，研究国际市场行销的程式、系统和控制领域。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讲，各个环节、各个因素都要掌握，不能断，否则这个系统运作没法进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将产业链做大、做强、做长。目前，我国各地区，包括泛珠三角地区在内，总是在产业链条的底端做事，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源、材料、人力，做的是基础、低廉的铺垫性工作，只获取了少量加工费，而产业链的中端、高端都在国外，这是制约我们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的企业要想占据世界市场的一席之地，就要考虑争取把产业链条的中端和高端慢慢输入泛珠三角地区中去，要把握产业中关键的流程和部位，把握做强做大产业的品牌和高端技术。泛珠三角地区应该有这种能力、实力、意识和措施。在操作中，让更多的企业掌握和熟悉这种做法。
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走向世界
海洋是人类生命的摇篮，同时也是人类资源的宝库，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第六大洲”。在今后的发展中，谁能掌握了“第六大洲”谁就能强大。我国是海洋大国，有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6500个海岛，300万平方公里海域，相当于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4亿多人口在沿海地区居住，沿海地区的GDP占全国的60％以上，这种现实决定了我们是海洋大国，海上丝绸之路是大有作为的。
第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作用。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已经研究多年，学术成果颇多。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贸易之路。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最原始的、最基本的作用。我们把货物装在船上干什么，就是要卖，卖给谁，卖给沿海的通航便利的国家。这个初衷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很现实，也很真实。通过商品买卖把国门打开了，吸收国外先进的东西进来，包括思想、产品、经营手法等。于是，从贸易之路又派生出文化之路、外交之路和区域合作之路等。二是文化往来之路。伴随货物、商品而来的是文化，包括基督教、天主教等教派文化、艺术以及其他文化产品相继进入。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互通有无，渗透甚至根植到当地文化中，为地方文化的发展传入优质基因，孕育出新的思想。三是外交之路，即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之路。商品的交换必然伴随人员的往来和地区之间的友好交流，这种交流是各地区之间建立友谊的基础，现在我们各个城市搞友好往来城市，也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四是区域合作的团结之路。国家之间、省市之间的区域合作，根由可以追述到海上丝绸之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所承载的人类交流活动，熔铸起具有广泛共通性的思想文化，搭建起各地区合作交往的良好平台，为今天各地区的联合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一支独秀不是春，百花争艳春满园。”从古至今，海上丝绸之路充分发挥着“四条路”的功能和作用，目前还是在这种范围内运作，是在更高层面、更大地域中运作，显现出更好的效果。
第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思考。一是多学科发展战略。海上丝绸之路不只是简单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发展到现在，它可以结合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研究成果，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二是点线结合的空间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属于经济范畴，海上丝绸之路的点和沿线结合起来，构筑起空间的发展战略。究竟这个空间发展有多大？先是实际空间有多大？众多热衷于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的人沿着历史上的海丝原线航行，这是民间探寻；再是当前海丝沿线及有关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发展空间有多大？这是战略思考。这些都还是无意识行为，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上升为政府的有意识行为了。这种发展空间在经济、文化、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可以做得比较突出。三是跨国支柱产业的发展战略。“德高莫于爱民，行高莫于利民。”海丝沿线国家较多，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可以考虑跨国支柱产业发展战略，突破地域局限，建立跨国跨地区性的合作，构建产业分工合理的支柱产业。例如， IT业，石油加工业等支柱产业，已初显跨国发展态势。中东国家把原油输给广东，广东承接进口原油后，加工制作成化工产品，再输往国外。这种支柱产业的跨国发展战略，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和发展的。四是中外文化多元融合的发展战略。“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中外文化的多元融合是双向性的，包括外来文化的传入和我国传统文化的输出。例如，深圳文化就具有中外多元文化融合的色彩。以香港、澳门为纽带的海外文化在深圳落了脚，长江、黄河等内陆传统文化也在深圳立了足，深圳文化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融合点，通过多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产生了特区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可以为多元文化的融合提供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每年举办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国际论坛等活动，在广东共同探讨、推进、发展多元文化。五是推进综合开发和互利合作的多赢战略。“来而不往非礼也”，目前的国际经济竞争是团体之间综合实力的竞争，是多赢的竞争，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等等，各领域、各合作方都赢。试想，如果合作双方，一方总是输，一方总是赢，下回双方还会再合作吗？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要给合作方让出合理的利益，否则，合作是没有根基的。再者，不能凭指挥搞合作，而是要依靠经济手段，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就是要互利合作，产生多赢效应。海上丝绸之路也要产生多赢效应，各国家和地区，各领域之中的各层面的多赢效应。珠江文化研究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体
现了多赢，给台湾、香港、澳门学者，提供了多赢的平台。现代领导人如果没有多赢的理念，就很难在世界经济中参与竞争。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要遵从多赢的合作方式和规律，才能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海上丝路的研究开发》简评
《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发》是珠江文化工程的一部分，是推动珠江文化工程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分支。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的专家教授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着手比较早，成果丰厚，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腹有诗书气自华”，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地位已经完全确立了。没有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不懈努力，就没有海上丝绸之路今天的学术地位、历史地位和现实地位。这是我们专家学者的贡献所在。《海上丝路的研究开发》从以下这四个方面充分体现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
一是深刻独到的文化视角。“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本书主要从海洋文化的视角来透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现象，挖掘广东历史文化资源，呈现广东特殊历史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特点。这一点正是本书区别于中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研究的独到之处。省政府参事室、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为此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和服务工作，对于建设广东文化大省、发展广东经济大有裨益。
二是全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古语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书注重的是学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管理学、制度经济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途径、方法，拓宽研究的空间，又以不同的思维方式，全方位深入探讨研究对象，透视深刻，表现丰富。文章材料丰富，观点新颖，学术观点上有创新，表现形式上有创意。书中的每个研究成果可自成体系，总体上又具有相得益彰的系统效果，具有一定份量和深度。
三是突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本书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实践来推动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我们研究广东海上丝绸之路，非常注重实际考察，多次组织参事、馆员前往徐闻、湛江、贺州、肇庆、海南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不懈。专家、学者们学术地位高、理论素养深，在实际调研中找了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点，转化为成果的结晶，见解非常独到，所以，理论更有力度，有深度，充分体现出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的人才优势。本书理论上有新观点，实例中更有说服力。
四是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过参事、馆员的系统研究考察发现，在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之间，有许多交汇点或通道，起到了连接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这个研究成果的推出，扩大了研究视野，加深了研究层面，提高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现实价值，填补了学术空白。专家们概括出海上丝绸之路与泛珠三角独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特点，有力地推动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开创出合作发展的文化空间，描绘了海上丝绸之路与泛珠三角合作的发展前景。这方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经验是丰富的，学术成果是厚实的，我们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
黄启臣：珠江文化与海洋
珠江文化，表面看似乎是指江河区域文化，但实质上却具有深远的海洋背景。广州话的独特表达就是最好的说明：“凡水皆曰海，所见无非海也。出洋谓之下海，入江谓上海也”。这是清朝广东学政李调元的解读，而且他非常赞赏广州话这种说法。
我认为，珠江文化首先是水文化，既然是水文化，按广东的观念水就是海，海就是水，海水与江水皆称海。所以珠江文与海洋是相通的。
珠江与海洋都是物质的东西，而珠江文化与海洋文化就属于非物质的东西了。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是密切相关、形影不离的。所以我们讨论珠江文化与海洋的关系，就要见物又见道，即既要见物质文化，也要见非物质文化，就是要唱二重奏。清代魏源写过一首诗来形容珠江文化的二重奏：“濠镜羊城水气氲，华夷估舶自成群。门前潮汐家家海，檐际榕棉寺寺云”。这就是珠江文化的自然和文人环境的形象生动描绘，即珠江文化与海洋的关系。
珠江文化与海上贸易
珠江文化与海洋的关系源远流长，远的不论，我仅就近代贸易全球化以后珠江文化与海上贸易来说明，以见一斑。
明嘉清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东来进入和租居澳门，开辟了广州至五大洲的贸易全球化航线之后，西、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纷纷东来广州进行贸易，购买中国价廉物美的丝调、瓷器、茶叶等货物。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专限广州一口通商后，广州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双管齐下的趋势，向广州聚汇并经珠江流域向全国扩展。广东成为中华大地得风气之先的“南风窗”。当时，江苏扬州等地流行“想发广东财”的彦语，说明江南人的社会心理已经打上广东贸易现实的烙印。就是这种贸易全球化的物质条件，使珠江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大规模的频繁的交溶，互相激荡，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首先，是随商船而来的耶稣会士把具有中原文化传统的珠江文化介绍到西方各国广为传播，并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
例一，中国儒家哲理经过德国哲学家莱勃尼兹（Gofuried Wilhelm Leibniz）的吸收而创立了德国古典思辩哲学，经其学生克里斯提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传给康得（Immanue Kant），进而创立了近代德国古典哲学。
例二，中国的重农思想经过法国重农学派魁斯奈(Francois Quesnay)和杜尔哥（Ane Robert Jacgues Turgot）的吸收，并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接受而创立了近代古典经济学。
例三，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经籍和《好逑传》《赵氏孤儿》等古典文学，由耶稣士翻译西传，对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其次是西方的文化也随耶稣会而来，为珠江文化所吸收并传至内地，给中国文化以影响。
例一，使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人成为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先驱。梁启超着：《中国殖民八大人物传》中，广东人占了七人；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四位先进人物，广东人占了三人。清朝是三个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推翻的。
例二，种牛痘于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Alexamder Pearsn）将牛痘接种医术传至澳门接种成功，十五年（1810）十三行商伍敦元、潘有度等集资在广州商馆，请邱熹传种，以后向全国传播，起防天花病的作用。
例三，西方的天文、地理学传入广东以至内地，使中国人打开眼界，冲破中国传统的“天园地方”观念，树立“地园”“地动”的科学观念。
例四，西洋画传入广东以至国内，使广东的岭南画派独树一帜。利玛窦来肇庆传教时，带来天主象和圣母象绘画，为广东参观者耳目一新，给岭南画派提供参考。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陈恭尹在广州居住时，曾作过二首《题西洋画》，抒发自己的感受：“西番画法异常伦，如雾如烟总未真。酷似少翁娱汉武，隔帷相望李夫人。丝丝交织自成文，不画中问画四邻。亦是晋唐摹字贴，偏于无墨处传神。”
珠江文化与海洋同时是水文化的交融事例还很多，仅举以上七例，亦可见一斑矣。
朱崇山：关于珠江文化的宽容性和世界性
我觉得《十家文谭》这十本书很有意义。如此全方位、多角度地论述一个文化体系的丛书是很少见的，它的价值也是无可置疑的。作为珠江文化工程，它确立了珠江文化的体系，由此，珠江文化得以和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并列，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亚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在座各位作为这套丛书的编纂者，对此作了不懈的努力。
这套书让我回想起珠江文化研究会的创立情景。十多年前，在深圳桃花源度假村，黄伟宗教授提出，成立珠江文化研究会。据我所知，他是最早明确提出珠江文化这个概念的。当时在场的都觉得很兴奋，上报到省领导部门后，珠江文化研究会就此成立，黄伟宗教授任会长。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珠江文化研究会的各位成员经过忘我劳动，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珠江文化，是需要勇气、学问和胆识的，这个过程不简单。珠江是一条有灵性的河流，珠江文化也是有灵性的文化。但在历史上，珠江从来都是被文化主流所疏忽甚至遗忘的，这种遗忘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不公平。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提出问题并创立体系，是最艰苦最有挑战性的劳动。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后，我们终究走出了这条路，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珠江文化的渊源
细想起来，中国在近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大国，封闭的突出表现就是禁海。明朝的禁海导致了明代的灭亡，清朝继续禁海，带来了帝国的崩溃。想不到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来了一个当代的禁海，这一禁就是三十年。当代的禁海是时间最长最严厉的禁海，其结果就是鸟笼般的计划经济的崩溃，中国社会走向死胡同，饱受了三十年穷国度的痛苦。封闭的三十年，我们有两个收获：一是认识到了商品经济就像个女人，和谁结婚就生谁的孩子，其本身并不姓资，也不姓社；二是认识到三十年的闭关不过是煮了一锅夹生的大锅饭，已经吃不下去了，需要重新回火，而且是要回资本主义的火，回海洋文化的火。
到了这个阶段，就不能不回头，看看历史上走过的路，提出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何处呢？我个人认为，从珠江文化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它使得中国历史出现了松动，在这个松动中，历史的断层开始磨合。黄伟宗教授就是在这个历史松动中，使得珠江文化破土而出的。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珠江文化的出现。
珠江文化的宽容性
谈到珠江文化的走向世界的问题，我认为珠江文化正在走向世界，而不是“要”走向世界。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珠江文化的确有其影响力，特别是华侨文化。关于珠江文化的世界性，我很认同司徒教授的归纳，我想补充一点，就是珠江文化的宽容性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华侨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这么广泛，凝聚力又这么强呢？这要归功于珠江文化的宽容。正因为其宽容性，才能团结这么多的力量。
从宽容性的体现来说，广东是当代禁海最严厉的地方，在禁海的三十多年中，无日不有偷渡逃亡的事情发生，让政府非常头痛，对偷渡者的打击也非常严厉，凡是偷渡的都算叛国投敌，甚至给其家人挂牌，封闭到了荒谬的地步。执政者没有看到民间的文化传统，凡是广东的侨乡和边防，都是一个家庭，两个世界。民间家庭为何能做到“一家两制”？还是因为文化的宽容性，它能把两种不同制度的长处都利用起来，在文化上比主流的封闭更先进，所以才会屡禁不止。偷渡也不是叛国投敌，而是对华侨的继承，对禁海的反抗。
这种宽容性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一国两制的提出是中国解决统一问题的了不起的创意，它也是“一家两制”的升华。它的前提是承认我们的落后，正是因为落后才需要两种制度的互补。开放之后，香港的资金狂涌入内地，在深圳就能深切感受到这种移山倒海的气势，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如此蓬勃过。香港的文化属于什么范畴呢？还是珠江文化。港人的开放性体现了“一家两制”的宽容性，也是珠江文化的重商色彩的体现。这种引进的模式轰动了世界，也启发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建设之路。
区域化与珠江文化的世界性
正如司徒教授所指出的，珠江文化的开放性和创新是非常突出的，可以说，它是随着时代的潮流前进的。举例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美国化的成分太重，也遭到了各国经济学家的抵制。而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欧共体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说明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广东省领导提出泛珠三角经济区域，也是一个典型的区域经济的概念。而泛珠三角概念的中的重要基础就是，在涉及到的地区之间，既有经济的联系，也有文化的联系。在泛珠三角经济圈里，珠江文化提出了泛珠三角文化圈，给经济领域以支持。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持。黄教授提出的文化的共通性，对解决9+2之间的互相联系的问题有很大的助益。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珠江文化是世界性的。回过头来看看港澳回归之后的不同，可以看到澳门的发展相对香港来说很迅猛。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深入探讨的话，这里也有文化的原因。澳门的文化是宽容的，我们常谈文化的海洋性，澳门是最早接触到海洋文化的地方，中国的很多第一都是澳门出来的。在澳门各种信仰都能并存，其宽容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其社会和谐程度比较高。而香港相对比较复杂，一个根本原因是香港人寻不到自己文化的根。回归后“大香港”主义很风行，亚洲金融风暴之前，香港的姿态是比较高的，到了转型的时候，就显得举步维艰了。金融风暴之后，香港才回头寻找自己的根。香港文化西化太深了，其实香港文化的根，就是在中华，就是珠江文化。
洪三泰：珠江文学的起伏和对海外的辐射
唐朝著名诗人张九龄的诗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某种意义上说出了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形象和功能，也说出文学之美，文学之广和文学之无国界。由此观照珠江文学，无疑是新鲜的课题。
海上生明月：珠江文学的诞生
一千三百多年前，张九龄出生于韶州曲江。他虽然在山里长大，但是他却较早具有水文化意识，想到了海的作用。他的《开凿大庾岭路序》提出开此路是为打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通道，连接陆上与海上的贸易之路。张九龄的诗《望月怀远》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开头，创造了广阔深远的意境，让我们的思绪飞进海洋。月生海上，光泛万里，水连天涯。这使我们想起文学，想着水文化意识注入文学所开拓的无限深远的前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月之世界性有如文学之世界性。张九龄以他的开拓和创造，拓展了后人的经济和文化的视野。特别是在今天，我们不能不考虑文化与经济对世界的辐射。对于他的作品《曲江集》，明代学者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作出这样的评价：“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大雅之源，清淡而盖以风神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陈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也。”可见张九龄的影响深远。作为珠江文化的哲圣六祖慧能，比张九龄早出生40年，他的顿悟法门，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对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岭南的慧能、张九龄在唐朝已享盛名，但是岭南的文学在唐朝是不够发达的。唐代岭南的诗湮没不少。清人黄子高编诗《粤诗搜逸》四卷，除张九龄、邵谒、陈陶外，所得唐、五代岭南诗人仅二十人，完整的诗才有三十三首。这在多达二千余诗人近五万首唐诗中，所占的比例极少。宋朝岭南诗存也不多。元代岭南诗人更少，诗坛比较沉寂。这是由于岭南边远，开发较晚的缘故。
诗坛衰落的明代：珠江文学的崛起
珠江流域经过唐宋的动乱之后，迁徙的流民基本安定下来。岭南诗坛从元末开始，便有一支异军突起的诗歌队伍，那是以孙蒉为首的五位青年诗人，在广州的南园（抗风轩）组识诗社叫“南园五子”。到明朝中叶，诗歌更为昌盛，诗人丘浚、陈献章、黄佐，都是著名学者。嘉靖年间，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李时行、吴旦等五人继“南园五子”后，又聚会于抗风轩，重创南园之风，称“后南园五子。珠江岸边，诗人豪情万丈，如珠江潮汹涌澎湃。万历年间，中国复古风甚，岭南诗人区大相“力祛浮靡，还之风雅”，写了《南行感怀》诗四十首。屈大均说：“明三百年岭南诗以海目（大相之号）为最。”
明代，珠江流域的诗人有承传性和开拓性。明末涌现大批优秀诗人，其中有爱国将领袁崇焕，还有抗清中牺牲的黎道球、邝露、梁朝钟、阵子仕、陈邦彦、张家玉等十二位诗人。他们修复旧南园，称“南园十二子”，慷慨悲歌，气魄宏大。明灭后，屈大均、陈恭尹（陈邦彦之子）两位遗民及佩兰被称为“岭南三家”，在全国享有声誉。珠江诗崛起于明代，其原因是：唐宗时，中原正音南移，北方产生官话，入声失落，平仄不分。南方由移民带来汉语，完全保持四声，平仄讲究，因此明代中国的诗以珠江流域最发达，最繁华。
近代：珠江文学的高峰期
在民族兴亡时刻，最能产生大批好的文学作品。
中国近代史上，即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首先在广东沿海打开封建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南方与西方沟通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者，产生许多有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的诗。
广东诗人张维屏是嘉庆、道光年间岭南诗的领袖，名声很大。他年届六十时遇帝国主义疯狂入侵，诗风变大气凛然，如其作品《三元里》写道：“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民合力强徒摧。家宝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齐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又如《三将军歌》歌颂在鸦片战争中英勇作战为国捐躯的三位清军将领陈联升、陈化成和葛云飞。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诗不多，但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有革命壮志和情怀。梁启超、康有为的进步思想和接受的西方文化，对珠江文学走向海外起到引领作用。
作为走向世界的诗人黄遵宪，出任晚清外交官达十四五年之久。他牢记民族的存亡、复兴，以诗宣扬变法维新，诗多具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康有为说他的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衰民生。开雄奇境界，起风雷波涛”，“此之谓天下健者。我喜黄公诗。”国父孙中山的诗“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气势如虹。容闳、陈兰彬作为清朝外交家是从珠海、鉴江走向世界的。他们沟通了海外，使珠江文学有向海外拓展的可能性。洗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由珠江起音，唱转了黄河，声震海外。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作家中的几位笔触从珠江伸向海外的作家。欧阳山的《三家巷》写珠江畔革命时期的变幻风云；陈残云的《热带惊涛录》，秦牧的《愤怒的海》，杜埃的《风雨太平洋》等，都是描写海外华侨的民族抗争英雄史的力作。他们不约而同地从珠江，写到海外，写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对于太平洋、印度洋的惊涛骇浪，对于民族抗争的熊熊火焰都有出色的描写。中国三千多万华侨，广东占了二千多万。华侨生活丰富多彩，深受人们关注。国内作家写华侨，华侨作家写华侨，都有不少好作品向海外传播。著名旅美作家黄运基，半个世纪前从珠海到美国。他在写作、沟通中友好美友好关系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长篇小说《奔流》三部曲，反映华侨的艰辛和渴求，深受海内外的欢迎。在美国，他和由珠江出去的十多名作家一起为中外文学交流做出巨大的努力。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和许多国家和地区销售，影响深远。著名诗人野曼创办《华夏诗报》近二十年，为岭南诗走向世界搭起桥梁，功不可没。他和香港著名诗人犁青先生筹办国际诗人笔会。至今己办十多期。参加笔会的国际华文诗人每次都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诗，走出岭南，走出珠江，走进异国天地；诗，来自友好国家，诗潮汇入珠江，何等壮观！野曼为海内外塔起诗的桥梁，将继续发挥作用，产生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
继欧阳山、陈残云、秦牧、杜埃之后，岭南作家关注、反映海洋文明的作家也为珠江文学向海外的辐射做出贡献。著名作家朱崇山，花了十多年心血写出了深、港、澳长篇小说“三部曲”：反映香港回归的《风中灯》，反映澳门回归的《十字门》，反映深圳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鹏回首》。这三部巨著是海洋文明的伟大颂歌，在海内外反映十分强烈。著名作家刘斯奋的长篇小说《白门柳》获茅盾文学奖，受到海内外好评。著名作家谭元亨的长篇小说《客家魂》三部曲，是中国著名的客家“部落”的史诗式作品，引起国内外的关注。笔者继反映珠江畔大都市广州进程的长篇小说“风流时代”三 部曲（《野情》、《野性》、《又见风花雪月》）之后，写了长篇小说《血族》三部曲，其中《女海盗》是直接而全面写海洋文明和海洋野蛮的，讴歌中华民族伟大的抗争精神。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第一部长篇小说，评论界说从这部小说看，岭南文学终于有了真正的海呋。
珠江文学的海洋意识，一千多年来得到了承传，正如“海上生明月”一样，一部又一部力作破浪而出。它的光芒在不断地向海外辐射，“天涯共此时”的情景也不断涌现。张九龄的一千多年前的伟大预言，在岭南在珠江的今天，逐步得以实现。
张镇洪：珠江文化与史前对外文化交流的关系
文化离不开水
文化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凡是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文化。世界上文化的兴衰都和当时当地的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达程度有直接关系，人类社会及其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当时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否优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切生物（包括人类）的起源、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水，有了水就有生命，有了水就有人类，有了水就有文化。人类把江河都称之为母亲，其根本的寓意就在于此，因为她孕育了生命、人类和文明。珠江和中国其他五大河流（黄河、湄公河、长江、黑龙江、辽河）一样都是母亲河，都是人类和文化的发祥地。相比之下，珠江更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因为珠江流域地处南亚区内，紧靠南亚沟通东非的中东地区，是紧靠人类起源中心地——东非和南亚西瓦利克地区，又是古人类向中印半岛、东亚、东北亚辐射的主要通道，特别是在距今73万年前地球新构造运动发生后，喜马拉雅山山脉隆起，南亚通往中亚和北亚的直接通道阻塞之后，珠江流域所覆盖之岭南及其周遍地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人类祖先向东亚和东北亚辐射的桥梁地带和转运中心，这一结论现已由分子生物学——DNA的研究得以证实。
史前时期开始珠江文化对外交流已经很活跃
人类是文化的载体，既然珠江区域已成为人类向外辐射的桥梁地带和起源中心，那么珠江文化对外的交流也应该非常之活跃。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方面交流越来越频繁，大家瞭解得比较多，在此我就不多解释了。但在史前时期情况又如何呢？
过去苦于实物材料不多，能瞭解到的最多也是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情况，尤以沙丘遗址和贝丘遗址出土的为多，但还是有一定的局限。现在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2004年在香港西贡北深涌新发现的黄地峒遗址，这个遗址的发现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思考到不少问题。下面让我作一详细的介绍。
黄地峒遗址发现于2004年，后经香港考古学会向香港特区政府康乐文化事物署古物古迹办事处申请执照和拨款15.7万港元，与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在黄地峒遗址周围5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地质地貌和生态环境调查，同时开了五个探方进行试掘，收获颇丰。为了更进一步瞭解整个遗址的情况，2005年秋申请被批准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前后两年两次发掘，一共在不到15平方米范围内出土了石制品6000多件，如果连地表采集，其数量已接近10000多件。但黄地峒遗址南北方向长300多米，东西方向宽160多米，被海水淹没看不清楚的部分不知道还有多长的距离。可见此遗址的规模相当大。根据试掘采样经光释光（OSL）测试结果，文化层堆积最早的（L4-L5）可达距今3.5-3.9万年前。证明是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型的石器加工场。它的发现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中国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北京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森水教授研究过这批石制品后，所讲的两点看法：首先，他认为旧石器所有的加工技术，在黄地峒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第二点是石器种类如此多，密度如此大，数量如此丰富，在全国是不多见的。在香港地区，岭南地区，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均属首次发现，是一套全新的组合，这是它的重要性所在。
有人按照不到15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包括出土和采集）近10000件石制品的比率来计算，在这个32000平方米（200米x160米）的核心区域内，将发现2066万件石制品。这个数字给我们发掘和研究者一个清晰的说明，说明我们发现的这个石器加工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打制石器制造场。如果为了供应本家族群体的日常生产所需，这明显是生产过剩，如果连与周边小范围的族群进行交流也用不了这么多，还是有剩余，除非大规模的交换，不然没必要制造这么多的石制品。
我们从现代分子生物学——DNA的研究成果中可知，在距今40000年前广东一带已成为古越族祖先的起源中心（李辉2002年）而且由此按三个不同方向向外辐射，一个是向东北方向，经过东江及东海走廊，往东南沿海迁移，一直到东北亚；另一个是经珠江支流北江往西北方向迁移；第三个是经西江流域往西南方向辐射，一直到整个中印半岛和澳大利亚。古人类的迁移都是边走边进行生产活动的，携带一定生产工具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不是任何地方都具备可以制造打制石器的石材，而且到了一个新地方与当地土著居民进行交流，生产工具——石器是最直接的交流，这也是古代文化交流的第一步。有了生产工具才能开展生产活动——狩猎和采集，有了收获才能生存，才能立足求发展。由此可见，史前的文化交流其实早已存在，并非只有到了有国家的存在时才出现的。特别是黄地峒这个处在珠江口的遗址，她的发现和她出土的石制品，进一步说明珠江文化的向外性和海洋性。同样，到了文明社会时期，珠江文化对外的交流和她的相容性的表现都是从古到今逐渐形成的。
谭元亨：珠江与珠江民系经济
珠江，一条世界的河流
珠江，是一条世界的河流，它流入南海，汇进太平洋。主讲人，无论是广府人、客家人还是潮汕人，他们更从珠江走向世界，遍布了五大洲、四大洋。粤语云：粤人的社会太阳永远不落；客语云：凡有咸水的地方都有客家人。正如我在书上说的，外国人把广东话Cantonese视为中国话，而普通话Mandarin拆开则成了满大人，即官话。站在珠江口，放眼全世界，我们不难看到，正是珠江人率先与世界的先进文化接轨，领风气之先，不仅带进来世界上的先进技艺，如修铁路、试飞机——詹天佑、冯如是也；更引进了世界先进的制度和思想，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众多的广东先行者如孙中山、谭平山、杨匏安等引领一代风流，使得中国的二十世纪风生水起，创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体制的国家。
及至二十世纪末，珠江流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排头兵。而这些则大大得益于以广东人为主体的海外华人。改革开放之初，国际上华商的实力仅次于犹太人，有7000万亿资产，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团体。大批的爱国华商踊跃投资内地的企业，建工厂、办学校、捐医院……我们所实际利用的外资，其主要部分仍是华侨华人的“华资”，他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历史贡献，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可以说，仅从经济改革而言，中国与俄罗斯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说的：“导致两国（中俄）经济形成截然相反局面的决定性因素，是因为中国拥有爱国华商。”人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草率而简单的，而是经过大量调查与深思熟虑的。
客人开埠，广人旺埠，潮人占埠
海外“客人开埠，广人旺埠，潮人占埠”的谚语，也说明瞭珠江儿女，是怎样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披荆斩棘，艰难创业；又是怎样投活流通，兴旺市场；再又怎样牢牢扎下根来守住一份产业的。世界没有了珠江，将为之逊色不少。珠江流域是北回归线上的绿色奇迹，更是人类历史文明的创世纪的奇迹。这些年来，我出国讲学次数不少，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亚非，我都遇到不少广东华侨。在非洲的最南端，我都遇到了顺德人与客家人，瞭解到他们艰难的创业史。而正是他们，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或投身革命，抗御外侮，粉碎法西斯侵略；或将全部身家投入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之中。对于华人华侨对国内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有力支持，我曾用“反哺”这个词来描述。
无论从自然地理、社会生活诸方面而言，三大民系可以说形成了广东乃至珠江流域的生态群落。最早来到广东的广府人，是沿珠江的主干——西江向东发展，占有了西江流域与珠江三角洲的广大面积，形成了“江海一体”的态势。而稍后来的潮汕人，则拥有了韩江三角洲即潮汕平原。最后到来的客家人，先是在粤东北山区，再向粤北山区发展，而后，成蛙跳式地进入粤西桂东山区。即便在珠江三角洲，也形成了他们的“飞地”，而这些飞地，则是在平原近侧的山地，如中山市的五桂山等。
自然生态如此，社会生态也一样。广府人重商，最早办企业，当年仅顺德的产业工人，早期比上海、天津的还多，可以说是中国产业工人诞生地之一，今天的“顺德制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的底色，这就不难解释敢于自立、自司的自梳女为何出现在这些地方。而儒家文化色彩较浓的客家人，恪守的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崇文重教、不读书意味着没出息。民国创立，历任近十届的省长、省主席，就全是客家人，更不用说自洪秀全、孙中山，到朱德、叶剑英、胡耀邦了。《珠江远眺》中，我讲到，自己在湖南生活了三十年，重返广东，义气相投的，首先是客家人，如果抛开个人感情因素不说的话，毕竟客家人与中原，有着太多的血脉相连，文气相通吧。
与知识经济生态经济天然的亲和力
其实，在经济发展上，这种生态群落也很明显。“客人开埠”、当年开发婆罗洲、槟榔屿、吉隆玻，最早的便是南洋的客家人，像罗芳伯、张理、叶亚莱。在广东商帮中，居榜首的也是客家人，那便是开创“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张弼士，客家商人，当年大都是儒商，是“红顶商人”，这与他们的文化传统分不开，张弼士也不例外。他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开创了很多的第一，如第一个远洋轮公司，投资广三铁路、粤汉铁路，史中国民族工商业之翘楚。广府人中，有陈启沅这样的最早的制造业先驱，而闹得风生水起的，则是有名的“四大公司”，四大公司之首先是先施公司，后来的永安、大新、新新公司，都是从先施分出去的。马应彪、郭氏兄弟等四大公司的头头们，均氏旅澳的中山人。是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百货业，以“不二价”之诚信示以国人，至今仍不乏警策意义。他们是纯粹意义上的民间资本，没有官商的色彩，这也正是辛亥革命最根本的民族支柱。“广人旺埠”也就是这么来的。到今天，像李嘉诚等一批潮汕商人，更跻身于世界巨富的行列，福布斯排行榜上少不了他们，牢牢地占住了一席之地。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大民系，精诚团结，取长补短，可以说，他们与今日的知识经济、生态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毕竟，他们都重教育，重知识的力量，有着开放的心态，能在第一时间内学习、吸收来自任何方面的先进科学技术，并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而珠江流域，则是地球上一块绿色的宝石，生态经济的前景无可限量，大量的山川河流尚未开发，多少宝藏有待我们去发现。加上珠江流域在南中国海经济圈上所具有的占位优势，粤港澳与泛珠三角其他八省，自能再创出经济、文化上新的奇迹。
《珠江远眺》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制高点，把珠江儿女在全世界如何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英雄气魄展现给读者，同时，也把珠江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一层层地揭示出来，以昭示其无限美好的前景。
罗康宁：从汉语方言看珠江文化的相容开放精神
论坛的总题是“走向世界的珠江文化”，那末，我就从世界谈起。
当今世界，在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同时，文化正走向多元化。如何对待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就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2004年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该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中，审视并否定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该报告引述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图图的话作为结论：“为我们的差异而喜悦。”
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并非像亨廷顿所断言的那样，构成新世纪世界的冲突图谱。中国各个民族、各个民系、各个区域的文化之间，同样存在着差异。正因为存在差异而又正确对待差异，才形成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之林。就语言来说，汉语七大方言，都有各自的源流和特色，相互之间的差异，比欧洲一些国家语言之间的差异还要大。但不管有多大差异，它们始终是汉语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使用着同一种文字。由于相容各种方言，汉语才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人数最多的语种，成为维系中华文化五千年不衰的重要因素。 珠江文化的独特品格，在于不仅以相容精神对待本地域各个民族、各个民系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以开放精神对待海内外文化之间的差异，因而成为沟通海内外文化的桥梁，成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与当代改革开放试验的精神动力。珠江文化的相容精神与开放精神，在汉语方言得到充分的体现。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准备逐一探讨，只就整体特征谈些浅见。
丰富多彩的方言种类
珠江文化圈的汉语方言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在全国首屈一指。汉语七大方言，这里就有六种：粤语、客家话、闽语、湘语、赣语以及西南官话。其中粤、客、闽三种方言主要通行于珠江文化圈；湘、赣两种方言既通行于珠江文化圈，又通行于长江文化圈；西南官话则是官话的一个分支。除六大方言外，还有多种小方言，例如广西的平话，粤西北的标话，博罗的平婆话，龙门的路溪话，海南的儋州话、临高话、迈话。此外，在粤北、桂北、湘南一带，还有一大批土话，它们有别于周边的粤、客、湘方言，相互之间也并无归属关系，因此都是独立的小方言。无论大小方言，都各具特色，都是珠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粤语保存着古汉语的全套入声，这是它的一大特色。刚才三泰兄谈到，明朝，传统诗词在北方走下坡路，岭南诗词则空前繁荣。究其原因，是传统诗词大多数讲究平仄韵律。而明朝的官话入声失落，一部分变成了阳平，一部分变为上声或去声，因此，北方人要分清平仄，只能查《诗韵大全》，传统诗词的平仄韵律已经成为一个没有美感可言的躯壳，必然走下坡路。粤语完整保存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可以“原汁原味”地领略传统诗词的平仄韵律。美国一位学者说：“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那么，珠江文化圈拥有数十种并未消失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就等于拥有数十座迄今保存完好的“卢浮宫”。
纷繁复杂的分布格局
珠江文化圈的汉语方言，多数是民系方言。这些方言在分布上，也不是依据地域，而是依据民系的迁徙轨迹。广府民系的形成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因而粤语的传播主要凭藉西江及其支流，形成“沿江分布”的格局。闽语则是“沿海分布”的，从福建沿东南沿海一路扩展到雷州半岛、海南岛以及台湾。客家人的迁徙方式是散发的，因而客家话在分布上也呈现散发式，覆盖国内十多个省市，基本上泛珠三角各省区都有客家话区。同时，客家人多数定居于山区，“凡客皆住山，无山不住客”，使客家话“沿山分布”。不同的传播和分布方式，使各种汉语方言互相掺杂，汉语方言又与少数民族语言互相掺杂，形成许多“双方言区”或者“双语区”，往往在一种大方言区中又有若干个小方言岛或者少数民族语言岛。例如，粤语是珠江文化圈最具强势的方言，珠三角是它的中心，但在佛山、中山、珠海等市，就有不少客家方言岛和闽方言岛，它们处于周边粤语的包围之中，其使用者早就学会粤语，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母语。各种方言互相掺杂、互相包容、各自发展，从而形成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格局。
兼收并蓄的词汇特色
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变化上的共同趋势，便形成这个地域方言特征词的整体特色。珠江文化圈方言特征词的整体特色，是古汉语词与当代流行词语交融，本地词语和外来词语交汇。
珠江文化圈的几种主要方言，包括粤语、客家话和闽语，都来源于古汉语，保存着大量古汉语词。其中有些通用于粤、客等方言，例如“佢”（他）、“着”（穿）、“颈”（脖子）、“面”（脸）、“翼”（翅膀）、“屋”（房子）等；有些保存于粤语，例如 “镬”（大锅）、“揩”（洗）、“饮”（喝）、“度”（量）、“估”（猜想）、“匿”（藏）、、“悭”（节省）、“几多”（多少）、“旧时”（过去）、“卒之”（终于）等；有些保存于客家话，例如“孵”（蹲）、“搣”（做）、“揿”（按）、“擘”（张开）、“涿”（淋雨）等；有些保存于闽语，例如“汝”（你）、“伊”（他）、“目”（眼）、“卵”（旦）、“骹”（脚）、“糜”（粥）、“曝”（晒）等。也有来自古百越语，例如粤、客、闽方言通用的“睇”（看）、“啱”（刚刚）等。
珠江文化得风气之先，因此，珠江人创造了许多流行词语。例如粤语中的“炒鱿鱼”、“炒更”、“埋单”、“搞掂”、“生猛”、“入围”、“抢手”、“爆满”、“人气”、“减肥”、“花心”、“靓女”、“煲电话粥”等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流行词语大量涌现，仅房地产方面，就有“置业”、“物业”、“按揭”、“楼盘”、“楼宇”、“楼花”、“写字楼”、“烂尾楼”等。它们出现于粤语，流行于各地，而且堂而皇之地进入官方档，以致许多人忘记了它们的“籍贯”。此外，个别流行词语，传到北方之后，发生了变化，例如“搞掂”变成了“搞定”，“埋单”变成了“买单”，使用率似乎还高于“原装”。
珠江文化相容海外传入的多国文化因素，包括外来词语。不过这些外来词语多半不是“原装进口”，而是“来料加工”的。其中较早的是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中东及东南亚语言音译词，例如粤语中的“邋遢”（脏），“冚”（盖）等来自阿拉伯语，闽语中的“阿沿”（铁丝）、“动角”（手杖）、“署甲”（合意）、“逃隆”（饶恕）来自马来语。18世纪，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随着中外交往日益频繁，出现一种“广式英语”，将英语单词用粤语音译，用汉语语法“组装”。由此而派生一批中西结合的词语，常见的有“打波”（打球）、“冷衫”（毛线衣）、“恤衫”（衬衣）、“扑飞”（买票）等。改革开放以来，融入粤语的英语单词越来越多，有直接音译的，例如“的士”（出租车）、“巴士”（公共汽车）、“飞士”（面子）、“波士”（老板）、“啉巴”（号码）、“士多”（小商店）、“贴士”（提示）、“杯葛”（抵制）；也有经过“组装”的，例如“大巴”、“中巴”、“打的”、“领呔”、“网巴”等。
上述流行词语和外来词语，已经成为珠江文化的一种符号，随着南风北渐而传播全国。对此看法不一，有人斥之为“语言污染”，个别地区还采取行政手段加以抵制。例如在1986年，上海市政府就明文禁止“的士”这个词语，规定所有出租汽车都要去掉“的士”字样，否则不准上街营业。与此相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在1996年修订时，就将“的士”一词收录入该词典的第四版，同时收录的还有“巴士”、“生猛”、“炒鱿鱼”等。去年出版的该词典第五版中，收录了更多粤语流行词语和外来词语。修订主持人晁继周先生指出：粤方言对汉语贡献很大，有查询和解释价值的广东话越来越多。进入《现代汉语词典》的粤语词，其中一部分前面加有方言标志，但可能过不了多久，这些方言就会变成普通话的一部分。
总之，珠江文化圈的汉语方言，充分反映了珠江文化一贯的相容精神与开放精神。只要坚持并发扬相容精神与开放精神，珠江文化就一定可以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排头兵，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戴胜德：珠江文化对岭南民俗的审美情愫
珠江一如长江、黄河也是哺育中华民族乳汁的母亲河。珠江养育的是包括香港、澳门9+2省区的珠江流域南中国。而岭南地区的文化在珠江文化中尤其突出。我只不过是以文学中的散文形式折射出这种灿烂文化的九牛之一毛而已。
中华文化我们谓之炎黄文化，黄帝以其房屋、蚕桑、车马、文字、算术、弓箭等为代表的黄河文化，炎帝以其农耕、舟楫、医药、商贸、音乐等为代表的长江文化，远古一战，相互相容，奠定了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而黄帝之妻嫘氏，却是珠江之女，广西人氏。因为她发明瞭蚕桑，使得丝绸成为中华文化最灿烂部份，并以此成为中国最早震撼世界最灿烂的文化，也就有了以后的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走向世界的丝绸之路。
而这条通向海外的海上丝绸之路，据以黄伟宗教授为首的珠江文化研究会多年的考察，发现其始发港正是在广东的徐闻。尤其在阳江发现的“南海一号”被黄教授题为“海上敦煌”更显出毋庸我赘言的珠江文化特质。我则以文学视角观照这一辉煌的文化现象，并以散文笔触艺术反映珠江对其怀抱中的岭南的呵护及欣赏。
在《珠江流韵》中，我写到了珠江流域处处闪烁中华传统文化光环的文化现象，尤其是最具典型岭南文化的广州的民风民俗。粤女那种有别于旗袍风韵竹纱打扮，满街满巷吹着锁呐卖鸡公榄的小贩，点着马灯夜宿猪笼车的车夫，沿江渔火的花艇上，嗦嗦的炒田螺，叫卖着艇仔粥；还有有传承中华武术，发扬光大，与北派武术风格迥异，并称为“南拳北腿”的南派功夫，以及所派生的沉雄稳健的南狮……岭南的风俗不仅守望着中原固有的传统文化，还大开最具岭南特色趟栊吊脚门，吸纳自海洋吹来西风，形成贯通中外、相容东西的岭南文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稳打稳扎，讲究下三路功夫的南少林，由李小龙吸纳了西洋拳法，泰拳的肘击、膝击，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功夫；在绘画方面则有形神兼备，能表现西洋画明暗透视、立体感强的岭南画派；有能加入提琴、沙捶、克管西方乐器演奏的广东音乐；有唱词能谱以“魂断蓝桥”等现代或西方乐曲的粤剧……而另一方面，广州方言至今仍保留着唐诗宋词韵律平上去入四声，尤其是当今普通话已经消失的入声。或者是否可以说，珠江的文化比中原的文化更古却更洋，更具包容性、相容性，虽然其文化积淀远未必及中原文化那么深厚。然而，珠江文化无论在支撑中华文化的释、道、儒都具有最具贡献的典型人物，广东新兴县出生惠能成为禅宗六祖；广州太守鲍靓之女鲍姑是道家一代宗师葛洪之妻；而康有为，梁启超则是儒学大师，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人物。更有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第一总统孙中山……
在海外，珠江文化影响遐迩，在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饮过珠江水，讲广东话的人。他们把以“刘关张”为象征的南狮，随着威武雄壮的狮鼓擂响，以矫健的雄姿威震域外，轰动世界。向世界宣扬中华五千的“仁义礼智勇”的道德文化，这就是珠江文化深远的影响。
我随黄教授溯江沿流探寻珠江文化之源，南下有深圳、珠海、东莞轰轰烈烈现代化大都市建设，北寻广府文化的中原文化之根，西求百越先民刀耕火种，崇拜神牛的遗风，东访客家文化缭绕的炊烟之痕。在新兴、四会、韶关、曲江、乐昌、南雄追寻六祖北上求禅，南下传禅的圣迹；在湛江、徐闻、雷州、阳江、黄埔、宝安考察海上丝绸之路波谲云诡的轨迹；在佛山、三水、顺德、阳山、连州溯寻北江源流中黄河长江的波纹浪影，在怀集为华南燕都论证；在茂名、廉江、云浮、郁南等地挖掘濒湮南江的远古初民的文化……在珠江流域斑斓的雪泥鸿爪中，辨认着原着居民遗迹，探寻文化的骊珠。
黄伟宗：座谈会结语
谢谢诸位的精彩发言。如果说，《珠江文化丛书. 十家文谭》的出版，是咱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多学科结合交叉方式启动的珠江文化工程的又一次检阅，是15年来同心协力、艰苦奋斗而取得的学术成果，那么，今天这次论坛，则是咱们在这成果基础上，以同样方式进一步拓开视野和空间研究珠江文化的一次飞跃。这就是：从世界的视野研究珠江文化，以世界为空间研究珠江文化的特质和优势。
诸位继续从本学科的学术途径进入珠江文化之深层与实质，以珠江文化何以能够走向世界、以及今后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为焦点，有了不少新的发现，提出了许多优秀建议，是卓有见地、切实可行的。例如，司徒尚纪教授从地理学进入命题，以当今世界通行的水文化理论，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特质，从而注定其从过去、现在到将来，都必然与世界接轨，要把握这种特质和优势，会更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周义教授既是政治学家，又是经济学家，他提出了利用海上丝路文化遗产和泛三角合作与纽带，加强与海外经济文化合作的系列措施与战略；黄启臣教授是历史学家，他从广东丝绸之路史和经济发展史的实际，论证了珠江文化从古至今都走向世界的史实和特质；朱崇山是著名文学家，是撰写“深、港、澳”系列小说的历程和体会，论证了珠江文化的包容性、领潮性特质和优势，大力发展这特质和优势会更好走向世界；洪三秦是著名诗人、作家，他从张九龄的诗“海上生明月”讲到黄遵宪写的海外诗，从秦牧、陈残云、杜埃等老作家写的华侨题材小说，到他自己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女海盗》，指出珠江文学从来是具有“海味”、“洋味”，并走向世界的，加强文学中的这种特质、特味，更有世界意义；著名作家戴胜德则以鲁迅关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说法，从地域文化角度，以大量实地考查事例，提出发掘民俗文化会更好走向世界的看法；谭元亨是美学家，又是文化研究学者，他以珠江水域具有多种文化成份、而且这些成分又多是与海外接轨的，从而提出要发挥多种文化成份优势而走向世界的见解；罗康宁是语言学家，是粤语发源于广信的发现者之一，他从珠江水域有多种地方语言，而且这些方言又多与海外沟通的历史和现实，主张发挥语言桥梁作用而促使珠江文化与世界接轨；张镇洪教授是著名考古学家，他从世界最新的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的新发展，观照近年珠江水域的考古新发现，提出珠江人最早与海外人沟通的见解，将珠江文化海洋性的形成和走向世界的历史，推前到史前时期。这些见解和建议，都是令我耳目一新的。
我想，这不仅标志着我们对珠江文化的研究又迈开新的一步，而且意味着珠江文化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会获得更多的走向世界的明智良策，使文化与学术更有力而有效地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目前，我们正面临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机遇，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都要和我们合作做珠江文化的专题。这两个专题的拍摄筹备工作目前正在进行，这也要求我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具体化到各个方面进行形象的体现，因此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将已有的成果往形象化这个方向去深化。
《中国评论》一直支持珠江文化的研究开发，一贯是珠江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在全力支援长达300多万字的《十家文谭》出版之后，今天又为咱们这“十家”举办专题“思想者论坛”，又一次为珠江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平台，实是很有气魄、有远见之举，谨表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评论员简介：
黄伟宗：男 ，汉族，1935年11月出生于广西贺州，祖籍广东肇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广州市社会科学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顾问、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批评和文化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司徒尚纪：男，汉族。 1943 年 11 月生，广东阳江人。中山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山大学学术委员、学位委员、五邑大学、嘉应大学、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广东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是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历史地理》编委、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获省部级奖励，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周义：广东阳江市人，生于1953年12月，中共党员，经济系统工程研究生毕业。现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党组书记、机关党委书记、《岭南文史》杂志社社长、广东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曾较长时间任广东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同时，曾兼任过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广东小经济研究会、广东经济与技术发展研究会、广东省系统工程学会等单位元理事、副秘书长、副会长等职。还任长沙铁道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黄启臣：1938年1月生于广西灵山县，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山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明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16个学会的理事和顾问，中国商业区史学会对外贸易分会副会长、广东中国经济史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朱崇山：男，汉族，1932年生，广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常任顾问。早年就读香港达德学院经济系，后投笔从戎参加解放战争，曾任土改队长，大学讲师，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等职。1979年从事专业创作，落户深圳锐意开创特区题材。
洪三泰：1945 年 12 月生于广东遂溪县芳流墩村。1972年开始在省及中央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979 年成为“文革”后首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79 年由湛江农垦局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当专业作家。曾任省作协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文学院副院长、中共高要县委常委，系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帖专家、国家一级作家。
张镇洪：1938年12月出生于广东东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岭南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谭元亨：汉族，广东顺德人，1948年1月生。武汉大学毕业，曾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长期从事文、史、哲、美学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化史观、客家文化研究、城市美学。
罗康宁：广东信宜人。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助理巡视员，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岭南文史》杂志主编。系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理事，中国修辞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语言学和文化学，在粤语、珠江文化、文学语言研究等方面均有建树。
戴胜德：1944年生于上海, 浙江宁波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院一级作家，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广州美术馆第三届馆聘画家，广东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广东楹联学会会员。广东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广东收藏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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