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海洋世纪，是开发海洋的时代，一个发展海洋经济的高潮正席卷而来。在这个背景下，世界临海国家纷纷制定海洋开发战略目标，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实施发展海洋经济的对策和措施。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国人更不甘落后。2003年5月，国务院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指出：“海洋蕴藏着丰富的生物、油气和矿产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对于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纲要指引和鼓舞下，沿海各省区闻风而动，纷纷提出开发海洋、振兴海洋的口号或制定相应的战略，形成向海洋进军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
然而，众所周知，任何经济的发展都必须得到文化的支持，文化软实力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正彰显着巨大的作用。具有高度综合性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海洋产业的发展，更离不开海洋文化的支持。实际上，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激荡。但作为文化先导，海洋文化的发展就有超前意识、超前行为，既要为海洋经济发展鸣锣开道，奔走呐喊，大造声势，更要为它提供海洋科技、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强大基础，保障海洋经济沿着正确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但不尽人意的是，我国方兴未艾的海洋开发事业与海洋文化研究之间尚有很大的距离，后者的成果甚为寥落，与海洋经济的辉煌成就相比，显得苍白、血，使人倍感苍凉。基于时代在呼唤开拓海洋文化研究，笔者不揣海洋知识浅陋，海洋文化积累欠充，做了海洋文化研究尝试，以期跟上海洋时代前进步伐，回应时代的呼唤。
南海是我国最大的海区，我国人民特别是岭南人民自古开发、资仰于南海，创造了以海洋经济为重要内涵的南海海洋文明，彪炳中华文明史册。岭南文化或珠江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特质和风格就是它的海洋性，这主要是指“以海为商”所产生的各种文化成果。自古以来，岭南人就假道海洋，迈出国门，走上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交往的道路，吸收海外先进文化，滋润、壮大自己，形成远胜于内陆的海洋文化风格。恰是得益于这种文化风格，岭南特别是广东才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表现得有声有色，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重大贡献。海洋波涛汹涌，变幻莫测。要超越海洋，深入海洋腹地，就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大无畏精神。岭南商帮、华侨，甚至妇女，自古远涉鲸波，远走南洋、欧美、大洋洲等地谋生，航行到商业利润所在的一切地方，商品价值观念、交换观念、竞争观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为岭南人民最本质的一个文化个性。在当代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空间一体化背景下，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洲经济崛起，幷成为世界经济转移和对外辐射的一个中心，其深层根源即在于岭南文化或珠江文化所蕴涵的文化崇商性。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也是举世瞩目、有口皆碑的。古代有广州为“天子南库”之称，当代有“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之谚，这实为海上贸易给广东带来的财富、繁荣与文明，其中也包括岭南人的海洋文化品格。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仅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就可驳倒其悖论；但这也说明，海上贸易确是海洋文化一个最主要的内涵。岭南商品生产和交换也主要是借助于南海通道进行的，由此孕育、发展起来的海洋文化的潜质和优势，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代，已成为岭南地区乃至珠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强大动力和支柱。这对在当前社会转型、世界产业转移背景下，借助南海海洋文化的优势和作用，有效地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在区域和全球性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在探讨海洋文化基本理论及其与岭南文化关系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经，论述在地理环境作用下的南海海洋文化发展的历程，岭南人民适应海洋环境、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所创造的海洋文化财富在各阶段的特点和规律、经验教训和利病得失，在我国以及世界海洋文明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等。继以海洋文化各元素为纬，阐述“以海为田”的南海海洋农业文化、“以海为商”的南海海洋商业文化、南海海神崇拜、外来宗教、涉海语言、海洋风俗、海洋社会群体民文化、海洋文化最大的一个载体华侨文化，以及以海洋为对象的南海海洋文学艺术等，包括它们各自兴起、发展的历史进程、文化景观、文化特质和风格、空间分布、历史地位和影响等。笔者希望借助于这个写作架构和体例，提供南海海洋文化的纵横剖面，作为海洋文化的理论建设和开发利用南海滑润资源的决策参考。但能否达到目的，有赖读者鉴别和评判。
笔者涉海研究已有十余年，先后在出版《南海大观园》、《岭南海洋国土》、《中国南海海洋国土》等论著，拙作即在吸收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按照新兴海洋文化学理论和方法，同时参考其他涉及南海海洋文化的成果而写成。举凡使用他人成果部分，都尽可能在文中注明，但相信仍有不尽之处，请有关论著作者见谅。
海洋文化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南海海洋文化研究也还很薄弱，有大片处女地在等待着她们的拓荒者们来开垦。笔者希望作为其中一员，为此竭尽绵薄之力。由于笔者海洋科学知识不足，海洋文化理解差异，以及写作水平限制和时间仓促等原因，相信拙作尚有许多不妥、可议，或谬误、错漏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使之至臻完善，是所欣幸。
特别要指出的是，本书选题先后被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一次（2009年）资助社会科学出版项目。在本书的出版中，得到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教授朱竑博士，在中山大学李宁利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彭静博士，《阳江日报》记者刘再扬先生等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中山大学出版社李海东先生一丝不苟地进行编校，在此，谨向他们致感谢之忱。
（中山大学教授司徒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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