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有幸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容庚教授为我们开上古文学史课，听他讲《尚书》、《易经》等。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外国文学，同容老的古文字专业沾不上一点边，但在同一系内，耳濡目染，多少感受到容老的学术精神不同一般。上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运动一个紧接着一个，容老以正直敢言而成为声名远扬的“运动员”。他自称“野马”、“鬼锁”，放言无忌，言人之不敢言，风骨凛然，挨批挨斗是经常的事。如此言行，更是赢得了同学们的无比敬仰。
写《容庚传》非一时心血来潮。容老渊博的学问，严谨的治学精神，还有他的正直敢言，堪与陈寅恪大师比肩，在治学上，容老着有《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等，都是独创性的学术著作。他一生编撰了27部专著，发表了含金量很大的学术讨论会50多篇，洋洋800万字以上。他一生勤奋治学，自强不息。在“文革”中，他白天挨斗挨批，遭红卫兵鞭打，被强迫拔草、扫地、推车等劳动，妻子又被赶下乡劳动改造。即便如此，他晚上回到家，孑然一身，独自一人煮饭烧水，然后摘下“牛牌”，捶捶腰，即在灯下伏案写作，他的《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大部分都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完成的。
政治高压下公开标榜自己“业务第一”
一说到容老的风骨，上世纪50-80年代，凡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求学或工作过的人，可说是无人不知，谈起容老来，莫不抱一种特别敬重之心。1954年全国大批胡适，容老敢说：“胡适尊重证据，主张凡评定事物，要使出证据来。这和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一致的。”1958年反右斗争尘埃落定，容老敢为中文系被打成右派反党小集团的董每戡、詹安泰、叶启芳、吴重翰、卢叔度奔走呼吁，希望有关方面放他们一马。1958年红专大辩论，大家都认为政治第一，容老却公开标榜“我是业务第一”。1959年“拔白旗”运动中，同学们批判商承祚教授没有以马列主义观点对待文字学，容老敢于出马为商老辩护说：我就不相信马列主义能够指导文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容老却为吴晗、邓拓喊冤叫屈，说当时的大批判是“文字狱”，是“焚书坑儒”。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在容庚追悼大会上致悼辞说：“在十年动乱期间，他身处逆境，备受迫害，依然刚直不阿，不讲违心之话，不做悖理之事。”这就是容庚。
容庚一生高风亮节。他生活俭朴，却乐于助人，乐于捐献。在为水灾等各次捐款中，他总是一捐就是三个月工资。他节衣缩食，收藏大量珍贵文物、图书，却全部捐给国家。今天北京历史博物馆的一级文物栾书缶、广州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剑，皆为容庚所捐献。
任职伪北大成为一生的污点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容庚亦有白璧瑕疵。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任教燕京大学的容庚高举抗日火把，发起组织抗日十人团，编写通俗刊物宣传抗日，并捐款支援前线抗日军队，但在北平沦陷后，陷于困境的容庚为一家大小所拖累而任教于伪北大。尽管我们不同意当年傅斯年指责“伪教授”、“伪学生”的高调，但这确是容庚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他的后半生也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就事论事，容庚致傅斯年信中自辩“人有子女，待教于我；我有子女，亦待教于人”是合乎情理的。周启博在《我的父亲周一良》一文中谈及此一事件时，曾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认为西方文化重视个体生命、个人权利，而中国文化则强调抽象的主义、礼教或道德规范。这应是我们理解当年“伪教授”事件的一个关键。借此写《容庚传》的机会，让我们反思中国式的思维或中国文化的缺失，应是不无裨益的。
《容庚传》所记载，都出自已有文献资料，特别是容庚个人档案，为容庚作传，亦是希望借容庚一生的记述，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留下一些鲜活的史料，当代读者或后人可从中窥见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鳞半爪。
文/易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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