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广州讯 商承祚（1902-1991），字锡永，号驽刚、蠖公、契斋，广东番禺人。古文字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21岁时凭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一举成名，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为“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之一。抗战后，随金陵大学西迁，1940在长沙收购古文物，根据此行所着《长沙古物闻见记》被考古学界认为“开楚文物研究先河”。
书法篆刻精绝，他从小走的便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学艺路径；打台球骑摩托，他却是学生眼中不折不扣的“潮人”……
温润如玉，谦谦君子，他是个“老好人”；但在原则问题上，他从来不惜得罪人，为了阻止陈家祠和西堂拆迁，他顶着“阻碍广东文化事业建设”的帽子四处奔走，甚至直言上书国务院和文化部……
他好“淘”文物，富于收藏，珍贵文物字画颇巨；却立下遗愿，所有收藏不留给后人，而是悉数捐给博物馆……
作为古文字学家，商承祚精于描摹，与时俱进，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作为考古学家，商承祚对于楚文化研究的开创贡献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在这些已经被符号化的成就背后，商承祚的文人风骨和鲜明性格似乎渐渐淡去。
其实，商承祚是个简单的人。无论是谦虚谨慎地埋首书斋做学问还是为不平事奔走呼号，商承祚并非有任何创举，只是一直恪守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本分”，但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慎独”者又有几人？放眼如今，能够做到不为外力所驱者又有几人？
因为纯粹，因为简单，所以伟大。本期世纪学人，带你走进一个真正“慎独”的学者商承祚。
年少时，商承祚的父亲、晚清最后一个探花商衍鎏教导儿子：“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埋头工作、不为名利、是非分明、从善如流、嫉恶如仇。”这几句话，商承祚记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
战火纷飞，保护文物四处奔波风餐露宿
“我既非科班出身，又无任何学术头衔，是一个白丁。”在文章《我的大半生》中，商承祚这样写道。的确，翻看商承祚的履历，最高的学历教育是“大学肄业” ——22岁时被推荐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只读了一年便接到东南大学的教席邀请，专教甲骨文字。 商承祚一直自嘲“学书不成去学剑，学剑亦不成”，其实他与古文字的缘分早已结下。他哥哥商承祖曾说，弟弟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将早餐的钱省下来到地摊上购买古字画。当18岁的商承祚告诉父亲决心学古文字时，商衍鎏说：“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只能做个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
1920年，商承祚去天津拜著名古文字学家罗振玉为师，开始正式学习古文字，一年多以后，21岁的商承祚便写成《殷土虚文字类编》一书，深得王国维赞赏，亲自为书作序，谓“如锡永（即商承祚）此书，可以传世矣！”并称赞其释字“精密矜慎，不作穿凿附会之说”，商承祚也被认为当时最有希望治古文字学的四位后起之一。
少年成名，许多人据此认为商承祚是“天才”。然而，这“天才”却是靠日夜苦读换来的。商承祚自己回忆，那时白天在罗振玉家拓铜器铭文，晚上在伯父家攻读有关《段墟书契考释》的著作，“每晚从9点开始，一直读到鸡鸣”。罗振玉对自己的得意门生有这样的评价，“论聪明，锡永远不如昌泗，但锡永知道自己短处，实事求是地刻苦，将来有成就的还是他。”“商先生最大的特点在于找材料无孔不入，他还会和盗墓的‘土夫子’交朋友，确切了解文物的来龙去脉。”商承祚的学生、中大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回忆。
即使身处乱世，商承祚从未放弃“眼见为实”。1938年12月，时在金陵大学任教的商承祚与刘铭恕等5人前往距成都90余里的新津县调查崖墓群，在一个多月的工作中，从一百多座已被盗过的大小崖墓中，收集到不少遗弃下来的文物，并在墓内椎拓一些带有铭文的拓片。这是一项相当危险的工作，“墓穴口入口仅容一人出入，墓内光线毫无，靠手电筒照明。崖墓掘建近千年，墓内结构松化，不断的塌顶、塌墙。在调查时，墓顶之上的裂石时有下坠，稍有不慎，就有被砸伤或砸死的可能。”晚年再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商承祚依然觉得“令人汗浃”。
1940年下半年，金陵大学令商承祚去湖南长沙收集一批文物以备成立博物馆之用。那时的商承祚恐怕没有想到，这次长沙之行会成为一场一年多的艰难跋涉。商承祚在回忆录中写道：由成都到长沙的路上，旅客稀少，间有土匪抢劫，或散兵骚扰，荆棘塞途，寸步难行，“在长沙环境艰难，时有警报，日寇飞机长飞临上空骚扰，或在市郊投弹，搞得人心惶惶，昼夜不安，还有两次日军据长沙，虽短短数日后主动撤走，但为保护这些文物，我亦两次仓皇携带文物到衡阳农村避难，备尝艰辛。”一年多的艰苦换来了一部著作，对此考古学界评价：“有了《长沙古物闻见记》，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赤子之心，立遗嘱将收藏文物悉数捐出
在深圳博物馆的密封珍品藏柜中，有一幅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的《竹石图》，家喻户晓的《咏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崖中。千磨万折还坚劲，任尔颠狂四面风”就题于竹石的右上方。这一幅珍贵的画便是商承祚上世纪90年代捐赠给深圳博物馆的。“光这一件，在当时就已经价值50万美元。”商承祚的学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炜湛说，这只是商承祚捐赠的珍贵文物中的一件。
无论是北京的故宫、历史博物馆还是广东的省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甚至是长沙、南京的博物馆，许多国内的博物馆都曾收到过以商承祚名义捐出的珍贵文物。“商老曾亲口对我说过，这些文物，传之子孙不如献之国家，传给子孙不知道哪一天被他拿去换钱了。”陈炜湛回忆。
这番话得到了商承祚之孙商尔从的证实，在他的印象中，祖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留下话，走后将文物捐献给国家。“祖父早年经历过战乱，看见无数的珍贵文物毁于战火，认为个人的力量始终无法将这些财富保护得非常妥善。”商家后人一直遵循着商承祚的遗愿，陆续将整理好的1200多件文物捐赠给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其中，一、二级文物超过60%。
商承祚的慧眼识珠让许多散落民间的珍贵文物回归博物馆，其中就包括两方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端砚之王。1951年，商承祚以160元的“天价”购得一方黑黢黢的砚台，随即告知广东省博物馆：“你们可携款到我家来取。”博物馆工作人员上门看后，认为价昂不要。商承祚也不急，淡淡地说：“你们何年来取都行。”两年后，博物馆终于来人了，原来那方不起眼的砚台便是广东三大名砚之首的“千金猴王砚”，平时通体黑色，并不引人注目，但只需用湿布擦拭，便能清晰地显现出生动的猕猴形象。十年之后的1961年，在商承祚的协助下，省博又以120元购得另一名砚“松鹤砚”。而另一方“碎石砚”却始终不知去向。
对于商承祚捐献的众多文物，商尔从强调“祖父收藏都是靠自己的薪金所购，而非有些人说的‘商氏是官宦世家’来自祖传。”商承祚好“淘”文物，早年把大部分薪水都花在了买文物上。
虽然商承祚对朋友很慷慨，但对于自己和家人却有些“吝啬”。1972年，商承祚一家搬到中大东南区1号后，除了添置几张折叠坐椅和一张折叠桌外，就再也没有添置新家具，五六十年代购买的家具一直用到他九十年代去世。“祖父在生活上对我们的要求是节俭、爱惜东西、有条理。不能浪费，他用过的纸张，反面还用于书写，信封也是翻了再用。例如，在文革时候他所写的‘交待材料’，就是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论文的稿纸反面书写的。祖父家里有个旧的德国五音挂钟（听祖母说是在五十年代购买的二手货），挂在客厅的墙上，每周上一次发条，祖父年纪大后，不能爬上去上发条，每周总是督促我记得上发条和按电台报时校准时间。挂钟的发条断过好多次，他总是要找人将它修好。”
为保古迹，怒斥“唯上命是从，不是正气者”
“独乐莫如众乐”，这是商承祚常说的一句话。从孟子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到范仲淹的“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脉相承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风骨，在这方面，商承祚无疑是最传统的践行者。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如果没有商承祚，或许就没有今天的陈家祠。上世纪80年代，已经年逾古稀的商承祚看到陈家祠、光孝寺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被占用遭到破坏，四处奔走呼吁：写信向省市领导反映情况，数次与文管会交涉，尽力取得媒体支持。经过他十余年的劳累奔波，这三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得以收回。
在1982年至1984年的日记里，商承祚完整地记录了为中大西堂拆迁而奔走的过程。为了这座鲁迅、何香凝、周恩来、郭沫若都曾留下足迹的小楼免遭拆除，一向温和的商承祚成了“怒目金刚”。在1983年3月8日的日记里，商承祚这样写道：“与他们作了几年的斗争，去年曾将之上告国务院、文化部文物局”。由于他的据理力争，文化部文物局曾电函指示“西堂不能拆，如已动工，则立刻停止”。
因为和某些部门“对着干”，商承祚被扣上了“阻碍广东文化事业建设”的帽子。即便如此，当西堂被“违令拆除”时，他仍然力争不止，当面斥责拆除西堂的中山图书馆馆长“不问事曲直，唯上命是从，不是正气者”，还亲自去工地劝说，并两次用加急电报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和文化部，其中1984年4月13日给当时文化部朱穆之部长的加急电报电文长达174字。“那时候家里人的确会有看法，有时候晚上都快10点了，他都上了床，还有人来找他谈论西堂的事情，家里人担心他的身体。”商尔从说，无论是在家里讨论事情，招呼客人，还是往来的路费电报费，祖父都自掏腰包。
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研究古文字的学者都是些严肃、古板、无趣的老头，但是商承祚却让人大跌眼镜。他爱玩、爱吃雪糕、爱摆弄新鲜玩意，一直保持着如孩童般的好奇心，是个永远走在时代尖端的“潮人”。
“你搞古文字这行，应当坐牛车啊”
“潮人”，这是陈炜湛和曾宪通对于老师商承祚的共同评价。研究古文字的学者给人的印象通常是严肃而古板的，商承祚却是中大有名的“老顽童”。一则在康乐园广为流传的段子便是：中大学子经常会在路上碰上这样一个老头问路：“我叫商承祚，请带我回家。”
从年轻时起，商承祚便是“大玩家”。十来岁时，商承祚与伯父居住青岛，每日下午常至长里余宽约三丈的海边的长堤垂钓，所得皆黄鳝无另种鱼。并且非常喜欢放风筝，风筝有名纸鸢，其品种有鹰、雁、蝴蝶等。童年时他多动手自己制作，他还特地记录下扎风筝的要领：“鹰左右相等，糊制时，须用两条相等的线，在翼上拉好，糊纸时力求相等，否则飞上高空会不断翻跟斗。”
及至成年任教于北平，商承祚的“玩性”更是不减。在他的《我的大半生》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时期的生活：每星期六晚去打台球，甚至通宵达旦以为乐，因为入迷，夜卧床上，以帐顶作球台，回忆某次球位打不到的原因在哪里，而不觉疲惫。又买了辆摩托车，俗称电驴子，以便于访友，常骑在长安街，因街道宽阔即与汽车竞赛，熟人见了都为之担心，他们说“你搞古文字学这行，应当坐牛车啊！”。后来又想买小汽车，但父亲不同意，说：“摩托车小，易避让人，汽车大，容易出事，人命关天，后事难以想象，不同意。”于是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种对新鲜事物如孩童般的好奇心，成为理解商承祚的关键词。“当时许多人读他的文章，以为他是长袍马褂，见了面才知道是西装革履，而且打火机、折骨伞这些新鲜的玩意他都有。”曾宪通回忆，1976年中大唯一一部彩色电视便在商老家里。
商尔从对祖父晚年的形容是“童心未泯”，“80年代初到香港看见一个会叫会动的电动鹦鹉玩具，给曾孙买了一个，自己也买了一个，挂在客厅的圆拱门中间，这鹦鹉与客厅古朴的气氛相比显得有点特别，来的客人总会问这是什么，他就会打开开关，让电动鹦鹉叽叽喳喳地跳一下，自己也不亦乐乎。”
“三条腿的马”和“吊死鬼的美人”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陋室铭》中的这句话，对于商承祚来说，或许应该改成“谈笑有鸿儒，往来常白丁”。在后辈们的眼中，商承祚是个儒雅却没有架子的人，他能与名士相谈甚欢，也会和中大的保安门卫打成一片。晚年时，穿着唐装白绸裤、手里拿着雪糕的商承祚甚至成了康乐园一景。晚年，商承祚免费为书法爱好者传授技艺，商尔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每周日家里总是门庭若市，七十年代时，书法爱好者以工厂工人和教师居多，他总是来者不拒。遇到学书法的人或其他早年朋友家庭生活上困难的，还给予经济上的接济。”
商承祚秉承父亲“不做官”的教诲，一生唯一一次和官场打交道是1944年为了生计在重庆担任盐务总局帮办秘书。因他不熟悉官场，所以在两年多的秘书工作中，从未拟过一份官场式的文稿，却常去古玩商店逛逛，练练书法，或收集文物字画，或开个人书法展览。在这一时期，商承祚认识了许多当时的文艺名流，如著名画家徐悲鸿、张大千，还有郭沫若。
商承祚与徐悲鸿友谊深厚，两人经常谈论书画，有一次商承祚看着徐悲鸿的四幅画说：“我和您提个意见好吗？”徐曰：太好了。于是取一幅奔驰的野马，曰：“三条腿的马”；取一幅垂尾回顾的坐猫，曰：“狐狸尾巴的猫”；取一幅竹，曰：“甘蔗的竹”；取一幅仕女，因颈子略长，曰：“吊死鬼的美人。”说完两个人大笑不已。徐曰：“自到重庆以来，只听一片赞扬声，既未闻意见，更谈不上这样好又尖锐的批评，此之谓知友！好，我请你吃午饭。”晚年每想起这些往事，商承祚仍若有所失。
在原则问题上，商承祚向来“不给面子”，即使对朋友也不例外。同为古文字学者，商承祚与郭沫若经常讨论学术问题，是“一起吃担担面、手撕鸡”的交情。但 1965年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作”，立刻在学术界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商承祚立刻发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反驳郭沫若的观点。“在原则问题上他从来不会‘随大流’，也不会阿谀奉承，郭沫若是他的挚友，又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学术权威，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能公开否定郭沫若结论的人少之又少。”商尔从说。
（来源： 南方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