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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三一九枪击案、或是台北县走路工案、或是高雄市走路工案，选民心中都有许许多多的疑问。 |
中评社香港12月15日电／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社评说，台湾选民只要稍微整理记忆就会发现：在过去三年的选举中，每一次都在选举投票前一两天发生戏剧性、冲击性的变化。在二○○四年，有陈水扁与吕秀莲的“两颗子弹”；在二○○五年，有罗文嘉的支持者在大南客运上发走路工被录影；在二○○六，则有黄俊英支持者被指涉发走路工的疑案。这些事件都有其严重性，也绝对影响了部分选民的投票行为，但遗憾的是，有些事情的真相却似乎永远难以厘清，几乎到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地步。这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社评说，不论是三一九枪击案、或是台北县走路工案、或是高雄市走路工案，选民心中都有许许多多的疑问。事情究竟是真是假、或部分真部分假，选民不知道。其中真实的部分，背后究竟是谁唆使，他们也不知道。如果有唆使者，其与候选人之间有没有意思串连，还是不知道。不论事情真假，事件本身加上事后耳语，共影响了多少百分比的选票，更不知道。这样的选票冲击究竟会不会改变选举结果，不知道。前述这五个“不知道”，只要其中若干项让选民构成怀疑，他们就会觉得选举是不公平的。但是在现有制度之下，票已经投完了，一旦中选会公布当选名单，就算最后再验票或提出选举无效的诉讼，不但旷日费时，恐怕也难以改变结果。更糟糕的是，选举最后得利的一方，是抵死不愿厘清真相的。因此，在选后明显对立的僵持气氛下，任何法官都绝难冒犯相对多数的选民，而做出改变选举结果的裁判。于是，所有的“不知道”都不再有厘清的机会，台湾人民唯一知道的结果，就是“某甲胜选”了；至于其背后有多少不公不义，只能留得以后再做“纸上辩论”，却完全没有实质意义。
当代的政治哲学巨擘杜金 (Ronald Dworkin) 曾经指出，社会资源的分配要做到“公平”，就必须要让努力者较能得到报偿，而减少运气或意外等非关努力的影响。就选举而言，竞选双方争取的是政治权力与资源，当然也适用杜金的公平判准。任何候选人的操守、政见、拜票，都是他们日常或选战时的努力，但是任何在选战最后关头蹦出来的、一方当事人完全没有机会辩白或厘清的、真相在短期间难以大白的，都是杜金所列举的运气或意外。在制度上，我们绝对应该减少这一类意外因素对选举的影响。如若不然，则等于变相鼓励将来的竞选双方纷纷创造戏剧性的意外。为了要制造戏剧效果，这一类意外必将趋于“重咸”。届时，台湾选举的公信力将大为降低，而选战双方将更会倾向走极端；台湾的民主前景，也必然会因而蒙上阴影。
社评指出，要避免这一类意外对选举造成影响，我们认为司法检调的角色就极为关键。以高雄市长选举爆发的走路工事件为例，一方指控他方发贿选金、另一方则指对方栽赃，无论哪一种说法成立，台湾人民都不能接受。但是重点是：真相的发掘必须要“快”。我们认为，在绰号“古意”的男子的投案后，检警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尽最大的努力将真相还原，并在一、两天之内将全案提出报告。司法机关或中选会也应在接获报告后，再以最迅速的方式依法做处理。如果黄俊英一方真有发走路工，则在真相厘清后他们败也败得服服贴贴；如果陈菊一方真的自导自演，则不但当选无效，重新选举也是理所当然。总之，台湾人民可以接受任何一种公平的选举结果，但公平必须要以真相大白为前提。如果此次走路工案拖上几个月才有调查报告，则依常理判断，真相将永远不会大白，蓝绿双方又会在三一九枪击案后再添一桩互不信任的事例，而将来的选举意外事件，恐怕也会层出不穷。
社评表示，总之，“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早已是司法界耳熟能详的名句，其在选举纠纷中尤其如此。我们之所以呼吁检调司法加快步伐，就是希望能遏阻这种“每次选举都有戏剧性意外”的歪风。检调司法当然会有办案时间的压力与成本，但是如果这次的事件不能快速妥善解决，将来台湾付出的民主成本，恐怕将相当可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