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精神卫生立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分保障人权，公众将终结被精神病乱象寄望于《精神卫生法》的出台，完全符合保障人权的根本目的，但是这样的寄望有着浓厚的悲情色彩。一般而言，一部法律的名称本身就限定了这部法律的调整对象，比如，《民法》的调整对象就是民事，《刑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刑事，《婚姻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婚姻，可是，《精神卫生法》既要保护精神病人的权益，又要保护非精神病人的权利，承载着的似乎是从未有过的沉重。
法律就是要呼应现实，现实越不堪越需要法律积极作为，法律就该昭示不将乱象逼进秩序的笼子里誓不罢休的姿态。笔者认为，《精神卫生法（草案）》的一大亮点，就是为“被精神病人”开启了救济通道，为当事人及其监护人提供充分的异议程序，还设置入院后的纠错机制。但是，笔者个人赞赏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立法能够完美解决现实乱象，即使立法专家认为好也未必是部好法律。正因为任何见识都不能轻易标榜为终极真理，即使学识渊博的人也可能是瞎子摸象，众人一起来摸象才有可能搞清楚大象的真面目。
另外，参与公共决策是公民的权利，以任何理由漠视公众意见都是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法律要体现的是公共意志，如果立法过程偏重于某一群体的意见，就可能沦为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就会成为某个群体剥夺公众利益的合法武器，这样的法律就只能称为恶法。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就有论者指出，各地曾出台多部地方性精神卫生方面的条例，但都由卫生部门牵头起草，专家组成员也大部分是医生，精神病专家几乎垄断了精神卫生立法的主要资源，直接导致医生及医疗机构的责任被限缩而权力被放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