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浙江、山东等地相继出现了农民工子女学校被关停、外来务工者坟地俺家被强拆以及公办高考复读班被关停等一系列“关停”事件。这三件事有着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叫“关停”：北京关停的是大兴、朝阳、海淀三区的30所打工子弟学校；浙江刚刚关停的是台州市的打工仔在坟头上搭起来的临时帐篷；而山东省教育厅提出即将在明年关停的是全省93公办高考补习班。
就事论事地说，这一系列的关停有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做依据：北京的关停原因是打工子弟学校没有办学许可证、房产证，校舍是违法建筑；浙江台州的关停原因也跟违法建筑有关；而山东省教育厅则扛起了教育公平的大旗，他提出关停的理由是，公办高考复习班挤占了公共教育资源，不利于应届毕业生的公平，也助长了片面追求高升学率的气焰。
按说，这一系列关停既合理又合法，也体现了相关责任部门的主动作为，应该赢得人们的叫好。
可事实上，这几个“关停”的事件一出，立刻激起了骂声、怨声一片。
这种“法”与“情”的错位纠结，根源在于这些实施关停行为的地方政府部门，他们面对问题，开出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外科手术式的治疗方案，而且治疗的办法就是“一刀切之”。
这“一刀切”之后，北京那几个区的学校环境会一下子规整起来，浙江台州的坟地也会恢复清净整洁，山东的高等中学秩序也向前迈出一大步。但这种看似前进步伐的代价，是那些打工的孩子到哪里去、是那个在坟地搭帐篷的打工仔和他的孩子到哪里去、以及那些高考的复读生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民生问题的依然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