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没有知情人士的透露，王勇平的去职，与其“在温州事故新闻发布会表现欠妥”之间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有目共睹的。这种大背景下，对于王勇平的“不再担任发言人”，铁道部相关负责人仍然讳言“免职”，强调“是正常的职务变动”，在笔者看来，实在是大可不必。一个政府新闻发言人在“发言”中，因“犯了不该犯的低级错误”、“表现欠妥”而被免职，这难道不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吗，有什么值得遮掩隐讳的？更不用说，“免职”原本也不是什么处分形式，与“正常的职务变动”并不构成矛盾——任何“正常的职务变动”，其实都不可避免会履行“免职”这样一个手续。
既如此，铁路部门仍然坚持这样做，其真实意图或许是，想借此尽力淡化此前王勇平“表现欠妥”的严重性质、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对铁路部门的不利社会影响。那么，在这里，如何看待认识铁道部的这种意图，很大程度上，其实也就是一个“如何全面看待和认识王勇平的卸任去职”的问题。
对此，笔者的基本看法是，一方面，我们固然应当承认王勇平因“表现欠妥”而被免职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意识到，王勇平的被免职确实存在“委屈”乃至“替人受过”的悲剧性因素。具体来看，这种“悲剧性因素”体现在——
其一，作为铁道部官员的王勇平，他“发言”中的犯错、“表现欠妥”，不仅是他个人的犯错和欠妥，同时更是其所代表的铁道部的犯错和欠妥。应该看到，7月24日的那场由王勇平“独挑大梁”的新闻发布会，之所以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效果、曝出那些雷人“高铁体”，责任不全在王勇平个人，而是铁道部“对重大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处置缺乏经验”（盛光祖语）的一个必然反映。这诚如王勇平好友、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此后分析指出的，“工作没做好，发布会难成功，多有水平的发言人，也难免受伤”，“在这样一个事件上，不应当让王勇平本人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其二，作为政府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他的“表现欠妥”，同样也不完全是其个人的问题，更是目前发言人制度本身不够健全完善的一个必然产物。必须承认，作为坚守岗位长达8年之久的王勇平，较之许多同行，他实际上一直都是表现相对优秀的一位。即便是7月24日那场“表现欠妥”的新闻发布会，如果换一位其他发言人，我们其实也很难保证说，一定就会比王勇平表现的更“不欠妥”。这正如有学者评论的，“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下，他有错，但已经很不错了”。而众所周知，囿于制度的不完善，目前我们常见的许多政府发言人，往往大都是一些“照本宣科型”、“自我辩护型”、“报喜不报忧型”的发言人，相比他们，新闻发布会上能鞠躬致歉、事后又能坦承自身不足的王勇平，其实不值得深责。
即将出国赴任的王勇平，远离了发言人这个是非之“位”，也许他的“幸福生活”也就开始了。（时间：8月18日 来源：鲁中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