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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物质生活进入品牌时代

http://www.CRNTT.com   2008-12-06 09:58:57

没标识的“蓝蚂蚁”  　　同样是1984年，离中国人摆脱Blue-Ant(蓝蚂蚁)称呼的日子幷不遥远。  　　蓝蚂蚁，是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对中国众多描述中的一个。这个惯于用细节描述历史的法新社记者，切合当时西方丑化中国的潮流，在1955年写了名为《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的书。  　　此后的20多年间，伴随着类似书籍在西方的持续畅销，这个比喻屡屡见于西方报刊，几乎成了中国的一个别称。书中称：“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姑娘们也穿着长裤，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式的辫子，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  　　1984年4月30日，事情已稍有变化，《时代周刊》刊登了一个名为“中国的新面孔”的封面照片：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军大衣的普通中国人手拿玻璃瓶可口可乐，在长城上面露微笑。  　　1984年，西南政法大学内，莽撞少年于泽辉还不知道可口可乐的味道。他刚刚看完一部名为《街上流行红裙子》的电影，心潮澎湃。  　　电影情节很简单——落后女青年阿香在个体户那里买了一条好看的红裙子，纺织女劳模陶星儿想穿而不敢穿。历经思想斗争后，陶星儿终于穿上了和同伴一样的红裙子。这是一部播出后红遍大江南北的电影，主旨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新青年应该更真诚大胆地生活，外表美幷不等于心灵不美”。  　　1984年，崇文区榄杆市的小胡同里，北京缝纫机厂的工人王海山刚刚和女朋友结婚。手头有些活钱的这个时尚小青年，看了电影后，也给新婚妻子买了一条红裙子。  　　王海山此前没听过“蓝蚂蚁”这个词汇，他也幷不认同这一看法。在他的记忆中，即使是一身一模一样的蓝工装，也总有一些小伙子小姑娘想法让自己的衣服更好看——或是改得更合体，或是露出一块花衣领。  　　“电影放了没多久，冷不丁一回头，很多女孩子都穿上了这种红裙子。胆子大的，看到同事穿得好，当场要过来就试，合适了，第二天就买件一模一样的回来。脸皮薄的，也没闲着，悄悄去动物园批发市场逛啊逛。短短的一条小街，一上午能碰见仨同事。”王海山说。  　　王海山的回忆稍有错位。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的成立，应该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了。  　　“栗子王”和“联想”  　　1984年，北京二十中的小姑娘晓雪也看了《街上流行红裙子》的电影。那条色彩鲜艶的红裙子，也让她眼前一亮。  　　这是一个外表沉静的女孩子，对服装有着格外的敏感。多年以后，她担任了法国时尚杂志《ELLE世界时装之苑》的编辑总监。  　　晓雪还记得，这条红裙子只是一个开始，在此后的10多年里，类似的超流行服装还有很多：蹬腿裤、超短裙、黑丝晚礼长裙，它们几乎都是在一夜之间红遍一座城市，而后又以同样的速度被替代。  　　1984年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有无品牌幷不重要，重要的是产品本身，啥都能卖出去。之后的几年间，昔日被压抑的巨大产能开始在各个领域释放，紧俏的商品先后开始滞销。  　　1984 年，也是中国企业史的一个开端。正像这条红裙子的超级流行一样，第一次下海经商热潮正逐步形成。这一年年底，在中科院计算所西大门的东边，一个40岁的中年男子向领导请缨，成立了一家公司。公司成立最初的几个月，这个叫柳传志的男子，先在大门口摆摊兜售电子表、旱冰鞋，后来则批发运动短裤、电冰箱；大约在同一时期，35岁的老三届毕业生张瑞敏出任亏空147万元的青岛日用电器厂厂长。他回忆说：工人们8点上班，9点就走人，10点钟在大院里扔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多年以后，前者叫联想，后者则变成了海尔。  　　青工王海山所在的北京缝纫机厂，在最初的繁荣过后，也很快变成了这个样子。他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家里的生意上，不时溜回家帮父亲进货，但他和父亲王瀛很快意识到情况不妙——卖水果赚钱已很困难。  　　1986年秋的一天，王瀛早晨6点起床，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了一个“栗子王”的招牌后，又加上了“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两行大字，在崇文区榄杆市大街开卖糖炒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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