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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面临增长瓶颈

http://www.CRNTT.com   2008-12-21 09:34:56

地方竞争对增长的作用逐步下降  　　其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价劳动力与土地供给，逐步从增长的动力变为进一步增长的桎梏。  　　一方面，小块土地的分割承包经营在经济和技术进步条件下明显的不合理性，日益鲜明地显示出来，而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加重了土地抛荒和农业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离乡不离土、移民不移家的二元经济制度的壁垒，阻滞了正常的城市化过程，使已经非农化的约1.5亿农民工（更不用说其赡养人口）不能自然融入城市化过程，从而极大地压缩了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内需增量，幷导致某些畸形化城市发展结构与利益结构。  　　更为严重的是，在绝大多数农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还几乎没有起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业价值，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工商资本包括开发商、城郊的集体和农民）的相互争夺，已经在迅速抬高城市化的成本，从而提前透支和急剧消耗今后长期增长的潜力。  　　其四，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竞争的利弊从来是有争议的，地方政府强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正效应，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场功能的负效应。地方政府强势的财政经济性投入，很难避免追求政绩和GDP的浪费以及部分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同时对民间资本又产生了挤出效应。  　　改革前30年计划经济的历史表明，对政府投资来说，由于没有回报约束和市场纪律约束，投资饥渴是绝对的。但如果长期依赖，则一定会导致回报低下、浪费严重和隐性与显性的通货膨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要求随着内需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地方政府从经济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地方的投资和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地方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下降，这个趋势显然不可扭转。  　　最后，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其高速增长本身，已经带来了若干基础原料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的巨大调整。作为一个人口等于目前G7即最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一倍的大国，延续原有的资源、能源消耗的增长方式，即使想重复别人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也不可能，更不用说，这种增长方式本身也使中国自己付出了资源、环境和健康的重大代价。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在所难免，而这种转变本身，往往是困难和痛苦的，同时在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以及增长的制约。  　　因此，怎样寻找和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发展的瓶颈，走出东亚国家和地区历史上经济高速增长不出30年的周期，绝不是一个短期政策应对与技术问题，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制度创新的重大挑战。  　　（华生 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罗小朋 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学军 系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院长，边勇壮 系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作者均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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