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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史影响最深的变革——壬戌学制

http://www.CRNTT.com   2009-01-24 09:06:09  


 
  如果说,杜威讲学重在传播民主科学思想方面,孟禄则重在“践行”,即在实地调查中应用、传播现代科学精神及方法。这既呼应了当时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与中国儒家“知行合一”的传统相会通。1921年12月23日,在为孟禄离华举行的饯别会上,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陶行知发表讲话,称“此次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来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 

  孟禄来华调查讲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强调教育独立,“即中央对于教育,规定方针指导则可,管理干涉不宜。学校制度教材,及教学法,应由各地方,按照本地情形为之”。孟禄的这个教育理念,被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很好地吸收,幷贯彻在1922年壬戌新学制的制定过程中。 

  无可否认,杜威和孟禄,这两位被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送到中国来的“外来的和尚”,他们以自己的思想、言论和实践,对中国现代教育价值的确立和教育制度的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幷最终使中国实现了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成功转型。 

  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仍然道路曲折 

  1922年壬戌新学制颁布之后,由于比较切合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之特点,故除了在学分制和综合中学方面后来有所改动外,基本上沿用到全国解放,其中小学、中学之“六、三、三”制则一直沿用至今。 

  从今天看来,1922年壬戌新学制为中国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小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当时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输送了优质生源,造就出一大批科学文化领域的杰出人才,如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以及两弹元勋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等。如今,人们追怀老清华、老北大以及西南联大,追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笔者以为,这与当时优良的中小学教育是分不开的。北京汇文中学解放后出了30多位院士,其中有王大珩、王忠诚等,他们均为1920年代至1940年代在汇文中学就读。与此同时,新学制也培养了数量更为众多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普通劳动者。笔者的父母均为上世纪30年代末的高小毕业生,父亲后来做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文书,母亲进了一年的师范讲习所之后当了小学教师直至退休。他俩写的信清通畅达,起草各种文书契据不成问题,而他们写的一手字更比时下的许多大学生要好。 

  陶行知在1922年《教育部学制会议经过情形》一文中说:“俄国劳农政府成立后,举凡前政府之制度文物,一概废弃。天下至可惜之事,宁有甚于此者?”一个时代过去了,壬戌新学制提出的7条标准,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至今幷没有完全实现。相反,与此相悖的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现代教育精神的迷失和教育体制的弊端正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反思。西谚云:“如果在森林里迷了路,最好的办法是回到起点。”在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北岛的《回答》,最后一节则写道——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在这样一个时刻,让我们回望那个幷不遥远的壬戌年——1922年,让我们向那些慷慨担当中国现代教育开山者们致敬,幷感谢他们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笔财富。(作者: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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