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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没有土地，就没有灵魂

http://www.CRNTT.com   2009-02-04 09:46:35

另一方面，这些年来，虽然写了数百万字的文章，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写作还没有真正开始。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书写方式，能同时给自己的心灵与理性一个宽阔的出口，而这次是一种尝试。　 　　王小杨：在“奥运”这等宏大场面与“卑微的生命”面前，我想，您已经将视线投向后者，这从您以前写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来。我觉得，这里也体现出了您一直秉持着的一个价值理念有关，即一点一滴促进这个社会的改良。　 　　熊培云：是的，我更愿意关注人的具体的历史。　 　　王小杨：事实上，对于政府决策部门来说，他们更多关注于一些重大问题。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新一轮改革的目光又开始转向农村，政策重心偏向了广大的农村。那么，农村面临的可能将是一种更为严峻的考验？　 　　熊培云：谈到“农民问题”，前两年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存在着“四农”问题，即在“三农”外再加上“农民工问题”。对于这种“标签游戏”我是颇不以为然的，“农字头问题”越多，可能离中心议题越远。而我最想说的是“农民没问题”，“农民工也没问题”，所谓“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等等更多是“政策问题”，是“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　 　　举例说，有人说农民安土重迁，思想封闭。然而这是农民的问题么？众所周知，近六十年来“城乡分治”，中国城市城门竖起，在某种意义上说，农民不仅被剥夺了用脚投票的权利，而且被隔绝了现代文明。这样的时候，你说农民素质低，不如说国家政策的素质低。因为这个原因，政府首先要着手解决的是城市自我封闭的问题，而非农民没进取心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触目可见的城市自我封闭的问题归类于“农字头问题”，显然既有失公正，又无的放矢。　 　　事实上，在这种城乡隔离面前，农民工不但“没有问题”，而且为冲破城市封闭提供了方法。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之所以有了大发展，首先得益于无数闯入者，其中包括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工潮席卷天下，农村再次成为大后方。正是那些抛弃了户籍观念、四处漂泊的农民，以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波澜壮阔，将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变成一扇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铁门。　 　　同样，中国改革也是得益于农民提供的方法。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建立经济体制。早在1917年苏联刚起步时，由于资金不足，对大规模工业化有心无力，于是采用了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让农民无条件地为工业化支付巨额成本。轻农重工的结果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搞得一团糟。”（阿尔文•托夫勒）　 　　“苏为中用”的这种模式也是中国城乡二元分治的肇始。50年代后期中国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将苏联体制推到极端。随之而来的是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贫困与混乱使中国政治与社会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无路可走的小岗村农民按上逆境求生的血手印：在封闭经济盛行的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分田包乾，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旧制度的反戈一击，中国改革才终于浮出水面。中国乡村，于无声处听惊雷。　 　　如今，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将视线投向农村。在此过程中，同样附带着某些不公平。比如许多人论证说，为了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所以要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当然，农民需要社保，劝政府多为农民做些事情也没有错。关键在于，将农民纳入社保不能成为扩大内需，增进消费的手段，而应该成为政府执政的目的。否则有心人会问，等经济好转了，作为手段的社保是不是又可以被取消或者打折了呢？　 　　王小杨：您的这个观点道出了农民在这个时代中主体性地位缺失。这种主体性缺失，必然使农民无法真正维护自己的利益。但不管怎样，在现在经济不景气的现实下，是不是有了这些“关注”，比没有要好些，或是一些进步呢？　 　　熊培云：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补课。我也乐见中国任何点滴的成长，在这里我只是在强调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应该工具化国家，而不是工具化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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