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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农民：30年来大陆城市与农民的纠葛

http://www.CRNTT.com   2009-03-09 10:14:38

“换装”的故事不断在历史中重复，只是主角和版本不同。新时期大学生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改革开放后的回乡知青则有《小芳》歌谣。 　　《小芳》中的她，美丽善良、辫子粗又长，但不敌另一个她，妖冶不可方物、摄人心魄的“现代化”。这位“现代化”佳人还有个艶名叫“摩登”。不只干部、知青、大学生，所有城里人都中了“摩登女郎”的招，全都六神无主。“摩登”代表先进，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幷没有错，只是不能忘了自己是谁。现实的城里人，有歌手李春波式的感恩或内疚心理的不多。这不是矫情。 　　现代化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劈两半：一半光鲜夺目，另一半是黯然无光。乡村世界里的人要花一倍或数倍的努力方能过上城里人那样体面的生活。网文《我奋斗了十八年就是为了和你喝一杯咖啡》道出农家子弟的辛酸。航天精英翟志刚等农家儿一步登天的机会太少了。感叹“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农家女才是真实的写照。现代化借传媒营造了一个超强话语场，一切“洋”的可以恣意强奸一切“土”的。 　　西谚云，三代造就一个贵族。三代之前都是农民，三代之后足以造就一个城里人：袋袋裤、蛤蟆镜，杂染的毛发，乜斜的眼神，活脱脱一个新人类。但骨子里，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都是中华大地上繁衍的物种。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在土与洋交织的当下社会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扪心自省，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小聪明的农民嘛。你以为你换了马甲我就认不出你了吗？ 谁说世界是平的？ 　　“狗日的户口”何以不绝，背后实质是某种利益垄断 　　世界上最不人性的社会制度就是户籍制度。 　　在中国假如60年前大家都是农民，先进城的凭什么要排斥后到的？曰：利益。 　　中国的问题，千条万条，最主要的一条是人太多，可供分配的太少。毛泽东在1973年会晤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曾建议送一千万名中国妇女给美国，“我们国家的女人太多了，……我们的孩子太多了”。这一段被写进了《尼克松回忆录》。毛给自己“人多力量大”的政策作了总结。 　　但“人太多”不能成为人口歧视的理由。去年春运，广州这座民工过境之城展现出最大的善意，将最具现代化、国际化标志意义的广交会场馆拿出来招待滞留民工。广州电视台主持人陈扬动情地说：“农民工，民工，打工仔，外来务工人员，不管怎么称呼，现在要说一声，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辛苦你们了！”当时学生义工、政府工作人员齐上阵，疏导帮助那些落难不能回家过年的人，他们是珠三角经济崛起的功臣。 　　其实，广州人民哪里知道，农民工走了，不再回头。东莞排起了退保的长龙。一项旨在偏向民工的社会福利制度何以被拒绝？因为工厂朝不保夕，他们不知未来在哪里。 　　当前，鼓励农民回乡创业成为一种口号。这幷不是什么新鲜提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解决农民出路提倡大办乡镇企业。 　　上世纪80年代中，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离土不离乡”政策，农村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探索出一条非农化途径：“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昔日铁匠鲁冠球，就是那时冒起的千万个草根精英之一，鲁于1985年被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新时代的英雄”赞扬。风头正盛的还有农民老板禹作敏。无论成败，鲁与禹都是英雄。 　　“离土不离乡”避免了农民涌向城市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批评者认为，该政策以及户籍管理限制，加剧了经济结构二元化，严重制约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 　　正当金融危机之时，有人重提“离土不离乡”，“回乡再创业”。如果大城市都没生意做，农村何来机会？ 　　中国2.26亿农民工，乡镇企业解决了0.8亿。尚有同等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需要转移出来。这三四亿人如果都去美国、去欧洲，势必就成了西方人胆寒的“黄祸”。办法只有一个，自行解决。 　　关键是如何解决，和解决的诚意。民工迟早要进城，进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东莞这样的珠三角城市，他们是来了就用、用完走人的“候鸟”。长三角优于珠三角之处就在于农民工培训。当下经济萧条，最应花的钱应该是民工培训，也算是一种感恩与补偿。4万亿之中，没有民工的培训费的救市方案，只会是城里人的分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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