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 对中国大陆农村影响深刻

http://www.CRNTT.com   2009-10-09 11:27:21

中国大陆目前已有十三万大学生“村官”分布在各地 　　中评社台北10月9日讯／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陈建甫今天在《中国时报》发表“大陆观察－当新村官投入中国农村”一文，作者表示：“从越来越多的省分或地方征选村官、越来越热络的中国村官论坛，年轻的村官正在以一股热情、理想与具体的行动在改变传统的农村政治。不管是农业技术、公共卫生、肥料、土地、税负等中央政策宣导时，或者只是简单的串门子、排解纠纷、建立与地方的人际关系。这一批新村官正逐渐在由下到上，透过地方选举，缓慢地在推动中国地方的民主化，甚至，极有可能继共青团之外，成为引领中国的明日之星。”文章内容如下： 　　当举世关注中国六十周年国庆阅兵，讨论中国是否和平崛起之际，中国大陆媒体却以专栏揭露方式，报导在阅兵预备役方队中，几位年轻“村官”的故事，并彰显这几年鼓励高校毕业生投入中国农村建设的成果。  　　在中国大陆，“村官”并不是真正的官，通常是指在村民或居民自治组织推选出来的管理者。根据中国民政部二○○九年第二季度最新统计显示，全中国有六十万个村委会和八．四万个居民自治委员会。绝大多数村委会和居委会主任都没有公务员身分，当他们换届或任期满后，就跟农民或普通老百姓没有差别。  　　农村基层党组织一直是中共在农村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然而，受限于财政压力与体制，从县以下包括乡村干部，都必须自己筹钱。根据重庆市政法委有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村官的腐败问题引发群众信访，占中国民众信访总数的百分之七十，恶人治村的故事层出不穷。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就严厉的批判中国的村官对地方行政与民主化的冲击。  　　为了解决中国大陆农村贪腐与无能，以及彻底解决农村干部人才弱化的问题。因此，在“服务新农村建设规划”里，除了支薪来积极鼓励高校毕业生投入农村工作外，更积极从制度面，来给基层干部一个向上发展的管道，一个安心工作的环境，希望把农村的“根”－地方菁英给留下。  　　到农村当村官，对一胎化社会，能进入高校就读的天之骄子而言，似乎是一件荒唐的事。但是，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与大学生就业困难环境下，有八○一九名大学生报名竞争苏州市二二○名村官，场面丝毫不亚于公务员报名。在国际金融风暴下，苏州村党总支书记年薪十五万，其他村官平均工资为八、九万，村会计的年收入也在十万以上，即使被视为艰苦锻练岗位的村官，苏北地区村官的年薪也还有五、六万元。  　　不像政府机关里，充斥地所谓“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再进机关门），村官除了须具备理论背景与文化素质外，更希望能够培养出台上能演讲，台下能谈心；能出国招商引资，也善走街、串户、排解民怨、争取民心的能力。相较于传统农村无能、贪腐的村官体制，这批新村官无疑为中国大陆农村政治投下一颗震撼弹。  　　从越来越多的省分或地方征选村官、越来越热络的中国大陆村官论坛，年轻的村官正在以一股热情、理想与具体的行动在改变传统的农村政治。不管是农业技术、公共卫生、肥料、土地、税负等中央政策宣导时，或者只是简单的串门子、排解纠纷、建立与地方的人际关系。这一批新村官正逐渐在由下到上，透过地方选举，缓慢地在推动中国地方的民主化，甚至，极有可能继共青团之外，成为引领中国大陆的明日之星。  　　当中国大陆政府透过制度化手段，增强机关公务员的基层实践经验，为农村和基层有计画地招募、培育地方年轻村官时，台湾政府又做了些什么？  　　在八八水灾后，看到年轻人的热情与行动力，纷纷投入灾区救援的工作外，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与地方菁英，根本没有能力应付突发事件，也无法承担随后的灾后重建任务。灾后重建工作再度凸显地方社会资本匮乏与自治能力的不足。在资源长期被地方派系把持下，在外的年轻菁英不愿意回乡，即使回乡服务，也苦无机会出头的恶性循环下，让乡村治理几乎沦为政党政治下的牺牲者。  　　在新直辖市成立后，乡镇地方政府将渐转型为官派地方首长政府。地方派系掌握政治资源的力道势必将逐渐降低。我热切期待台湾也能够透过制度化，增强机关公务员的基层实践经验，为农村和基层有计画地招募、培育更多属于台湾的“新村官”，而非“三门干部”或只会考高考的官员，返乡为民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