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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36条”松绑民资 更松绑政府自己 | |
http://www.CRNTT.com 2010-05-15 08:31:05 |
涉及反危机机制的效率问题 文章分析,“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背后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角色如何界定的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后,由于对“市场失灵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的判断,使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政府强势干预,在兼并重组的过程中,大公司经济卷土重来的现象。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危机肇发的根源不仅是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更是由于政府失灵造成的。政府与市场相脱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由理性走向非理性,从而引来市场的无序与疯狂,而政府长期保持低利率,不断加大流动性、以泡制泡,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才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因此,危机后的全球经济也面临着如何向市场理性回归和政府理性回归的过程。 金融危机似乎让各国政府出现了方向性的误判,让很多人相信政府的绝对力量,甚至崇尚自由经济的美国也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大危机让凯恩斯主义再次回归。凯恩斯推崇的“国家干预经济要求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经济,政府支出成为市场需求的组成部分,有利于熨平经济波动带来的增长下降。”又一次成为反危机的武器。 但事实证明政府干预并不能消除经济的周期波动,也不能消灭经济周期。从罗斯福新政到各国政府相继出台经济干预的政策效果来看,虽然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经济波动的震幅,刺激了经济的加速复苏,但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经济滞涨,以及随后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不难看出政府干预不仅没有消除经济周期,而且每一次新的经济危机都会使政府负债更上一层,使其危机调控能力更降一层。 由此全球也患上了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大规模国家干预导致的政府债务膨胀。根据去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纪录,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全球债务将超40万亿美元。主权债务危机是全球大规模救市政策的副产品。 伴随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金融机构负债和美国的家庭负债向国家负债回归。在实体经济陷入衰退、私人部门收缩信贷与需求的过程中,公共部门所推行的反周期政策,推动了公共部门杠杆率的攀升。过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当于政府把本来分散于各个经济主体(如金融机构)的风险集中于政府一身,把分散的资产负债表风险上升为集中的政府主权资产负债风险,其直接结果是公债债务水平及其融资成本的提高,公共资产负债表持续膨胀。而与之相对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发达经济体自主性投资还很疲弱。2009年美国全年企业投资下滑17.9%,降幅创1942年以来新高,国家大规模干预的成本太高,而效率很低。 因此,此时出台“新三十六条”其意义不仅是“国退民进”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动力增长切换的问题,它反映了国家对反危机治理机制方面更深层次的考量。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相信“新三十六条”松绑的不仅仅是民间资本,也是政府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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