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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经历

http://www.CRNTT.com   2010-08-09 12:50:14

这个武某是高干家庭的子弟，人们都说他是“自找的右派”。因为他出身好，工作努力，又很有才华，单位的一把手很器重他，他们是新闻单位，反右期间一直叫他值勤，没有参加反右斗争。到了后期的整改阶段，发动大家提整改意见。经过反右，人们说话都很谨慎，而且主要都是歌颂成绩，少谈甚至于不谈缺点。而武某却敞开胸怀，直抒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甚至引用日记上某些记载说明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本来他讲的和日记上记的并没有什么大事情，但却引起某些有心人的注意，要求看他的日记，他坦然地拿出自己的日记。有心人摘录他的日记写成大字报批判，他干脆公开自己的日记进行辩论。在新闻单位当然不乏文字加工的高手，终于把他加工成右派，他思想想不通，送他劳动教养的时候曾服用安眠药自杀，未成。当时我在文艺组，他是先被送到文艺组的，神志不清，满嘴胡言乱语，是农场的医生把他救过来的。 　　他在农场改造几年，始终没有学会包装和掩饰自己，说话做事总是直来直去。我真担心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他有什么不合时宜的举动。不出所料，到了场部北边，我们在引水渠的堤垫下边坐下来，他掏出一份材料，有五六千字，内容竟是当时最忌讳的批判个人专制的材料。我看过以后，着实吃了一惊，很严肃地对他说：“你这个材料要马上烧掉，不要再给任何人看，也不要和任何人说，你不会看不清当前的形势，你的材料送出去，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遭来杀身之祸。”大概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黯然地收回材料，没有再说什么。我还是不放心，临分手时再一次对他说：“你一定要把材料销毁，一个字也不要留下。”他点了点头。 　　此后不久，农场分批举办就业职工骨干学习班。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报刊社论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然后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挖黑心，树红心，对伟大领袖无限忠诚”。每个人都要写出书面材料，由场里干部主持，在全班通过。大概听到别人的检查，武某沉不住气了。我也参加了学习班，但行动比较自由，每天晚饭以后要回图书馆办理借阅手续。一天，武某到图书馆来了，别人都离开以后，他心神不定地问我：“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当时回答他，叫他帮我整理好书报，他心情稍微平静以后对他说：“你的思想问题只有你自己清楚，别人怎么会知道，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明显的暗示他当然明白，安心地回去了。可是我还是不放心，这个人自幼生活在革命家庭，思想单纯，对党忠贞不二，正因为真心真意地热爱党，对党内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感到焦虑甚至于愤慨。他又从来不会说假话，在外部的压力下，很可能说出他的真实想法，而这，在当时，铁定无疑地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毁掉他的一生。应该想办法减轻他的压力，稳定他的思想。我就向主持学习班的秦大队长建议：学习班每次学习之前都要读文件，可是读文件的人有的文化不高，不能理解文件的精神；有的人文化不低，但没有读文件的技巧，读起来磕磕巴巴，平平板板，使听的人难以了解文件的重点和精神实质，效果不大好。武某在电台工作多年，又做过播音工作，不如发挥他的一技之长，固定叫他读文件。秦大队长采纳了我的建议。武某读文件的水平当然与众不同，他根据文件的内容，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声音朗朗，效果很好。学习班的人们认为，领导专指定他读文件，说明领导信任他，就不在他身上找毛病，他自己也觉得得到领导信任，心里踏实多了，总算平安地过了学习班这一关。 　　事过三十多年，当年同在农场改造过的白石，已经成了河北省的领导干部，武某也在河北省工作。一次，白石到北京来，我向他打听武某的情况，白石说，武某回电台工作以后，仍然主持一个节目，工作不错，并且结了婚，有了孩子，现在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我说起武某“文革”期间写材料的那件事，至今仍替他感到后怕。白石说，当时武某也曾给他看过那份材料。我们两个是谁先看到的？因为都信守诺言，不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当时不知道，现在更说不清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白石看过材料以后和我的态度一样，叫他马上销毁，不要再给任何人看。这位老弟总算还有点理智，接受我们的意见，除了我们两个再没给别人看。如果这件事当时被人捅出去，他早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可能再回电台工作，也不能有他的家庭子女了。 　　“文革”期间，我算得上是就业职工当中的逍遥派，没有遭受批斗，也没有感受过什么压力，但我的内心同样是灰暗的，眼前迷雾茫茫。在这种运动的形势下，我的出路和我的家庭可该怎样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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