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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重建批评之道

http://www.CRNTT.com   2010-09-10 09:00:16

自“五四”时代到1936年在上海租界去世，鲁迅在20年间发表了大量杂文，展开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阴暗、不公、不义现象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也与许多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人进行笔战，以其文学天才和洞察社会的眼睛，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开创了一种独有的文体，成为那个时代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一个批评样式，受到许多青年的追捧和模仿，乃至他身后，杂文在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产生了几代杂文家，邓拓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文，就是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难能可贵的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杂文往往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鲁迅就说过，“类似小草在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与文学出发的鲁迅不同，毕生从事新闻业的张季鸾，在生命的最后15年（1926~1941）通过民间报纸《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对许多公众人物都做过批评，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的一个批评典范。包括最后视他为“国士”、对他极为尊重的蒋介石也曾是他的批评对象。虽然他自称那些在报纸上发表的文字，早晨还有人读，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了。但正是那些日复一日的批评文字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也赢得了各方的敬意。 　　鲁迅和张季鸾，奠定了批评中的杂文传统和时评传统。在整个言论史上，我们还可以概括出由其他人（比如梁启超、邵飘萍、邹韬奋、储安平等人）所代表的传统。他们的不同表达方式，都丰富了批评的传统，共同营造了20世纪前半叶千姿百态的批评空间。今天看来，时评传统无疑更为可贵（鲁迅的传统另有他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也是我们更为陌生一些的批评模式，包括胡适、傅斯年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大致上都属于这个传统，他们成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撰稿人不是偶然的。他们珍视批评的权利，而不滥用这一权利。对于和他们不同的观点，他们不妥协，但是他们总是坚持以理性的方式，一而再地正面表达自己的看法。对自己栖身的土地，他们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对权力却始终如一地保持警惕和批评，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们批评的出发点常常是建设性的，是为了改善、改进，而不是为了打倒什么，取代什么。胡适反覆告诫以真姓名说负责任的话，和张季鸾他们基于无私、无我而确立的《大公报》社评不署名的原则，表面看上去似乎不同，骨子里却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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