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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家村” | |
http://www.CRNTT.com 2010-12-20 13:44:35 |
发刊词的第一个主题,是强调要正确认识主客观的关系问题。即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发挥主观的能动性,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这就要求人们在改造现实的实践中,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客观规律办事。 在1958年那个时代,提出这样鲜明的观点,确实不简单。发刊词锋芒直指与客观规律相悖的各种社会现实,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反映了彭真的胆识。“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做得对或者不对,必须采取马列主义的老实态度,都当作客观事物对待,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多就多、少就少,该怎样就怎样,严肃谨慎地对待。”这些彭真式的口气和用词,对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这篇发刊词的出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确思想与“左”倾思潮的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发刊词便成了“彭真独立王国的反党纲领”。 发刊词的另一个主题,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反对中庸主义、中游主义和对群众运动的吹毛求疵派。彭真在论及这些问题时,用词是非常尖锐的。例如他在谈到反中庸主义时,就正面指出:我们极少数同志也传染上马列主义的市侩、“乡原”作风。 创刊号发出后,有些读者来信请求解释“乡原”。邓拓于是让我写了一篇小文章,解释它的出处及含义,最好与发刊词联系写。“乡原”一词最早出自孔子之口,孟子又做了一番解释。用现在的话来说,“乡原”就是贼光油滑、八面玲珑的市侩,是中庸主义者的别名。文章写出后,邓拓将原题《释乡原》改为《要识破“乡原”的真面目》,发表在1958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 对于这篇发刊词,邓拓是非常重视的。他一再地强调,发刊词是《前线》整个刊物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编辑部工作的准则。任何工作都必须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而实际上,发刊词也成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市委比较大的工作会议上,发刊词曾多次被印发学习,作为检查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个标准。 《前线》创刊号出来后,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安排创刊号的具体内容时,邓拓要求市委书记们每人写一篇,“这样创刊号才有分量,才能打响第一炮,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重视。没有这样重头文章是不行的。”《前线》第1期发行量达到18万份,以后基本维持在3至5万份左右。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家经济工作遭受了建国以来一次最大的挫折。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961年起.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这实际上是对极“左”错误的一次有力的拨乱反正。而“三家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则是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解决面临的严重困难,北京市委的态度是认真的积极的。除了认真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解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实际困难外,在思想文化战线,也作了不懈的努力,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反右倾扩大化的错案,坚决迅速地予以甄别纠正。邓拓是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在20世纪30年代曾写过《中国救荒史》。他对现实的认识更为清楚。1961年6月三联书店重印此书时。邓拓在“绪言”中很尖锐地指出。“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在市委常委讨论如何克服困难时,邓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要有思想工作相配合,明确地提出了提倡读书的口号。1961年1月11日,北京日报社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讲话,有一段是这样讲的:要改变那种一下班就看不下去书的状况。报纸要提倡读书,方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开阔眼界。就不会斤斤计算。乔木同志让《人民日报》多搞一些世界风光,境界高一些,不要计算天天吃几两。现在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话说得很对,在困难时期,确实需要多读书,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克服物质的匮乏。 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的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最初是写《诗画配》。尔后在《五色土》副刊上开了《燕山夜话》的栏目。时间是1961年3月19日,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生命的三分之一》,大力提倡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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