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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辉 |
中评社北京12月29日讯/“在国际上,福利政策都具有帮助弱者、减少不平等的再分配功能。‘高福利’国家可以显着减少不平等,‘低福利’或倾向于自由竞争的国家,不平等的减少就不那么显着。但是这种再分配至少不会增加不平等。”学者秦辉今天撰文《谨防“负福利”再创新高》:
这些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扭转政府对社会、对民众权力过大(主要是不受制约)责任过小(主要是不可问责)的积弊,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就前者而言,如“孙志刚事件”后强制收容法正式废除,对“无证”的外来打工者 “查获”后一般是改拘禁为罚款,许多地方开始实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救济新政,开始了从“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旧济贫法”向“穷人有流动之权,政府有救济之责”的“新济贫法”过渡的进程。就后者而言,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开始成为热门话题。所谓行政改革中的“问责”制虽然主要还是传统的上级问下级之责,公民对政府问责的体制远未形成,但公民对政府问责的声音已经可以出现。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好谈民生,不像过去那样只讲GDP。教育、医疗、低保、养老等问题上的政府责任也逐渐成为共识,并且为落实这些责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中国虽然“离福利国家还有十万八千里”,但过去那种把“福利”看作“在上者的"待遇",对下民的"恩典",给了你得谢恩,不给你也别怨”的状态正在改变。
但是这样的发展仍然是很不确定的。从2008年以来,我国实行以扩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反危机”政策,中央4万亿、地方10多万亿的钱砸下去,各地一片“大干快上”之声,各方面的投资都“超额”,但惟独真正的“保障房”虽然被宣传得很热,实际运作中却明显被冷落。2008年在投资“大跃进”背景下,10月底却曝出保障性住房投资仅完成年计划的20%多,且全国30多个省市无一达到计划进度的新闻。到了年底上述报道不见了下文,也不知全年完成了多少。但我们知道接下来的2009年,审计部抽查19个省市448个新建廉租住房和10个棚户区改造项目,截至2009年底,分别仅完成计划投资额的41%和42%。北京等22个城市未按规定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至少10%作为廉租住房保障资金。2007年至2009年,这些城市共计少提取146.23亿元,并且有1.5亿元廉租房保障金被挪用。该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中,用于廉租房建设的仅占总支出的1.5%,远远低于国家设定的“不得低于10%”的标准。以至于人们说:这个“不低于”的底线已经成了够不着的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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