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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我只是拼命别受社会的影响

http://www.CRNTT.com   2011-03-25 13:20:46  


 
  南都周刊:如果说“《西藏组画》完成国家立场到个人立场的转变,当时完全凭直觉,凭本能……”,后来你在艺术上也几经转变,三联画、画书、画照片等等变化,应该不仅仅凭直觉吧?

  陈丹青:开初和最后,都靠直觉,中间的过程,什么都得动用,要想,要比较,要学习,要挣扎,尤其是,反反覆复的工作。

  南都周刊:年轻的时候相信艺术至上,但是后来渐渐明白,“有什么东西超乎于艺术之上,比艺术更有意义。”比艺术更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陈丹青:我说过这意思吗?也说得太文艺了。

  一定有比艺术更有意义的事物,更有意义的时刻。前提是,艺术必须在,不然人活着一点没意思。

  南都周刊:你评价艺术在今日中国的待遇,“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那么当代中国,艺术家算老几?

  陈丹青:轻蔑艺术的是权力。你瞧,文化部等于唱歌跳舞部,排在多后面啊,远远不如财政部能源部之类—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能源部—可是在中国,艺术家很算“老几”。你知道吗?部分艺术家是国家官员,部分艺术家则和官员是铁杆朋友,不然送礼这一大块怎么办?

  在欧洲,一座城,甚至一国,顶顶荣耀,永远荣耀的,是某位艺术家的名字,莫扎特、毕加索、达.芬奇、雨果、狄更斯……苏联极权时代,也到处树立旧俄文学家的雕像。可是日常对艺术家,就当他是个艺术家。中国则相反,国家层面,今古艺术名家不过是名列尾端的小摆设,活着的艺术家,倘若知名,则是摇钱树、活招牌,而这些艺术家瞧见当官的,腿就软,脸就笑,肉麻的话,可以编词典啊。

  南都周刊:你出道很早,1982年就去了美国,与同时代的人一下子拉开很大距离。当时作为“后文革绘画”参与者,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陈丹青:1982年,甚至1981、1980、1979年出国的人,太多啦,我认识不少,在纽约或芝加哥或随便什么州混着,聚一堆,和在北京上海一模一样,太没距离了。

  我算是“文革”绘画最后一批作者,又莫名其妙成了所谓“后文革绘画”的某一个。但这都是现在说出来的名堂。当时有块画布分配给你(当时组织分配画布和颜料,我们根本买不起),绷起来,让你画打倒林彪“四人帮”或者随便什么人,你就高兴得一塌糊涂,跟狗一样,你扔块骨头,尾巴就一个劲地甩啊。

  南都周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纽约,你都强调一种姿态上的“逸出”,这种姿态,是有意为之么?

  陈丹青:我不知道我是否“逸出”,我只看见太多老朋友渴望介入—入个党啊,有个职位啊,哪怕露个脸—都来和我商量,对我诉苦。我沮丧的是,多少当年一起玩的刺头儿、捣蛋鬼,如今蔫了、认了,或者,身居官位,拿份稿子念念,还是那张脸,完全不敢认了。有位将近四十年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时他才十几岁—那么哀恳地对我说:丹青啊,带我玩玩吧,有什么展览叫上我吧。我说,我不办展览的。他好痛苦,五官所有部分皱起来。我今年真得帮帮他。

  2011年03月24日19:03 南都周刊 专访陈丹青:我只是拼命别受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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