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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非遗”：古琴、昆曲和香

http://www.CRNTT.com   2011-04-28 14:10:09

小姑娘戴晓莲犹豫了，但她又在九叔公家里看到不少青年人来学琴，极其虔诚的神情甚至让她困惑不解。“有一个叫冯舜钦的，是开公交车的，他痴迷古琴，弹奏，还在民间搜集。他三天两头来九叔公家，有时候为了一句旋律的精准表达，他不惜反覆弹上一百多遍。来得最多的就是吴文光、龚一、成公亮和林友仁，应该说他们是古琴沉默年代的中青年古琴家。龚一、林友仁住在上海，自行车一蹬就到，吴文光和成公亮在外地，要利用来沪出差的机会来拜访九叔公。有一次，吴文光带来了他的新改编曲《浏阳河》，来九叔公家一弹，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原来古琴还能演奏符合时代要求的音乐！我对新事物也是很有兴趣的，当即讨教吴文光，九叔公马上对吴文光说：‘对！教教晓莲！’转而又自嘲：‘吾已老朽，弹不了了。’” 　　在张子谦“太笨了”的温和责备声中，加上油氽花生米的刺激，小学生戴晓莲慢慢学会了看减字谱，简单一点的古曲也弹得有点像了。九叔公家里来了客人，也会让初生之犊为客人献上一曲。“到了十三四岁，我就能弹他的老三曲《龙翔操》、《平沙落雁》、《梅花三弄》。那时他就夸我指力好，弹得轻重强弱各有分寸，他对我指甲的天生条件也很满意。指甲的好坏在于，一是硬度，二是甲面的大小和弧度。在我考大学时考官还考察考生的指甲条件，现在根本不提了。”戴晓莲说。 　　“文革”终于收场了，弹古琴不再避人耳目。张子谦成了出土文物，来拜访、看他弹琴的人越来越多，戴晓莲由此见到许多古琴界人士，有些名头还是很大的，比如沈仲章。由此她发现在中国玩古琴的还有这么多人！也因此，她真切地感受到古琴家之间的情谊与人品，真如古诗所形容的那样，绝对是高山流水，以心相托，或者清风明月。在这种气氛熏陶下，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戴晓莲琴艺突飞猛进，1983年，她就与张子谦、沈仲章等大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琴打谱经验交流会。 　　一个学生，一个老师 　　打谱，这是什么玩意儿？简单地说吧，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琴曲谱有150多种，其中已经有700多首古曲没有音响资料，也就是说后人不知怎么样弹奏，成了“绝响”。在古代学琴，一般是师徒口口相传，琴谱只注明指法，不表明音符、音节的长度，不像五线谱那样严谨记录每一音符的高低、强弱、长短，拿起来就可演奏。那么要使死去的古琴曲复活，必须由后人根据传世的减字谱，悉心领会古曲的诗意与境界，慢慢破译旋律与音符长短、轻重、徐疾、抑扬等密码，使之成为一首可以演奏的曲子。这情景有点像给古文断句、补字，但难度又远远不止这些，还得加上注释，今译等。一个大师级的古琴家，比如张子谦，一生中也就临深履薄地打过十来首谱。 　　“打谱是很难的，过去说是‘三年一大曲，三月一小曲’，打成一首大曲需要三年时间，打成了，要在圈子里试奏，大家认可了才行。专家不认可的话，你就白干了。打谱如同作曲，有琴家个人的艺术创作在里面，也是琴家演奏风格的体现。”戴晓莲说。 　　张子谦在“文革”前就受聘于上海民族乐团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70年代后他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师，上音的古琴专业就此恢复。后来他又被聘为上音音乐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那时候，戴晓莲除了见到许多国内的古琴专家，还看到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地的古琴家也相继来上海拜访张子谦。 　　中学毕业后，戴晓莲就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这一年民乐系只有七个学生，其他六个都是从附中直升上来的，只有她一人是外招的。而整个古琴专业的学生呢，只有她一个人，第一个老师就是她的九叔公张子谦。这个情况很滑稽是不是？教是一样教，区别仅在于从家门转入校门，张与戴确定了官方的师生关系，上音则有了一个古琴专业。主要原因是上音没有专门的古琴老师，后来教戴晓莲的老师如姚丙炎、龚一，都是外聘的。看上去像做游戏一样，但自古以来的口口相传提升为现代艺术教学模式。 　　孤独，并忘情地弹着古老的琴，这情景倒有点像坐在小溪边弹琴的俞伯牙。果然，1985年毕业时戴晓莲发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当时大学还是包分配的，但整个上海没有一家单位有位子给她。其时，在《乡恋》突围之后，邓丽君的情歌在严打之后还是像“一枝黄花”那样疯狂遍及神州大地，紧接而至的是台湾校园歌曲，再后来，轻音乐和电子音乐携手而至，占领大小音乐会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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