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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魏晋时期佛教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1-05-17 14:22:59

到了魏晋时期，佛教为文化精英们指出一条寻回话语权的道路。文化精英们发现，出家成为僧侣之后，不必再受纲常伦理的束缚，尤其不必受“君为臣纲”的限制，可以在皇帝面前抬起头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东晋时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写了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强调僧侣不必向君王下跪。僧侣们谈论佛法，拥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环境，而不必像儒者那样，受到朝廷的干预。佛教这样的言论自由，对文化精英形成了吸引力。文化精英们即使不出家，在谈论佛法的过程中，也能体味到自由言说的快乐。 　　魏晋时期的玄学家既追求言论自由，也追求精神自由。在如何实现精神自由方面，他们并没有找到很好的途径。他们无非是清谈、喝酒、吃药，放荡形骸，或做一些与众不同、索隐行怪的事情，但这些只能暂时满足精神自由的需求，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佛教为他们指出一条比较彻底的路径：放弃世俗生活，出家为僧，真正过一种超俗的精神生活。由于这个缘故，魏晋以后，佛教的影响力很快超过玄学。一些文化精英不再在玄学中寻找精神自由，而是转向佛教。他们出家当和尚，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不是身陷逆境，而是为了找到精神自由。在佛教寺庙里面，文化精英们精神解放和言论自由的诉求终于得到了满足。 　　大众的精神安顿需求 　　中国人对于佛教的精神需求，还来自大众层面。 　　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普通民众在生活上很痛苦，在精神上也很痛苦，特别需要用一种“精神鸦片”来缓解精神上的痛苦。可是，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找不到这样一种精神安慰剂。中国哲学在发端时期，就走上了精英文化的路向，只关注上层社会的理论需求，热衷于“治国平天下”之类的政治哲学问题，而不关心大众的精神安顿问题。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基本上都属于精英文化类型。儒家哲学鼓励人到朝廷去做官，有强大的激励功能，而安慰功能比较弱。道家哲学鼓励人们到山林去修行，对文化精英来说，有一定的安慰功能，可是对本来就在山林中劳作的贫苦大众来说，并不能起到安慰的作用。同时，中国的原始宗教在春秋时期就被解构，没有从中发展出理论形态的宗教，没有形成一种适合大众精神需求的宗教文化。在中国哲学早期的理论构成中，大众文化一直处在缺位的状态。 　　魏晋以前，政治哲学是主流话语；魏晋以后玄学兴起，转向人生哲学，但玄学家只讲士大夫的人生哲学，没有讲有普适性的人生哲学。普通民众的精神安顿问题，依旧无人问津。佛教同中国固有哲学的区别在于，它在起步阶段选择的就是下层路线，而不是上层路线。它从生、老、病、死等人生中的痛苦讲起，形成一种适应大众精神需求的宗教文化。佛教所描绘的佛国、净土、极乐世界，有强大的精神安顿功能，可以缓解人的痛苦，对深陷苦难之中的普通民众有极大的吸引力。佛教的这种精神寄托功能，是中国文化中所缺少的因素，是需要引进的因素，这就决定了佛教在中国普罗大众中有非常广袤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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