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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 | |
http://www.CRNTT.com 2011-10-11 10:57:20 |
缺少机制使得“安全困境”恶化 亚洲的这种局面已经恶化了国际关系文献中人们通常所说的“安全困境”,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自私安全行为,导致了另一个国家的更大的不安全。具体地说,这个安全困境表现在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可相对区分开来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中美两国关系,即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安全利益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是小国和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面对中美两大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何,小国存有深度的不安全感。本栏聚焦于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问题。第二层面的问题另文讨论。 任何两个大国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处理,但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不好相处。很简单,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而另一个是明显相对衰落中的大国。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外界所说的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中国自己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对亚洲安全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这是西方所有国际关系教科书上的观点,也是人们坚信不疑的观点。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对其现在所处的国际地位不满,必然挑战现存秩序,挑战现存霸权,从而会最终导致不安全、冲突乃至战争。 但是经验告诉人们,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对亚洲区域安全的主要挑战不仅可能来自于崛起中的大国,即中国,而且更能来自于一个衰落中的大国,即美国。 过去3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表明,较之衰落中的大国,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比较有信心,更能够理性从而和平地解决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的国际行为体现出几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文明类型的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使得中国的主要决策者具备了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他们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理性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很重要。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国对处理国际问题,甚至和自己有关的国际问题,往往比较慢,显得不慌不忙。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边做边想,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相信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这有些类似于中医所说的道理。因此,中国所使用的方式往往比较温和。与之相比较,美国更能够追求眼前利益。美国的国际行为往往表现为西医的“外科手术”方式,追求的是效率和效用。 又如,中国并没有刻意要和美国争做大国。尽管中国也有少数一些人抱有争霸的心理,但作为国家,中国整体上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告诉人们,如果中国要成为大国,那只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而非人为的努力。中国的古典《易经》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事情是不变的;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没有恒定的事物;只有“变”的道理本身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正如一个大国的衰落不可避免一样,一个大国的崛起也是不可阻挡的。人为的因素可以发生作用,但极其有限。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势”,即客观规律。在和美国的关系中,中国避免了苏联的选择。苏联选择了和美国争霸,而中国则不仅选择了不和美国争霸,而且选择了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接轨。这个选择当然是中国决策者所作的,而之所以能够作此选择是背后的中国文化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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