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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靠什么避免危机延续经济繁荣

http://www.CRNTT.com   2011-11-14 08:10:30  


  中评社北京11月14日讯/在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狂风骤雨之下,世界经济似乎中国这边风景独好。但也应未雨绸缪:中国怎样才能尽力保持经济繁荣的长久稳固?毕竟我们的资源承受力已很脆弱,发展方式还很粗放,经济结构还远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要求。

  上海证券报发表作者叶雷文章表示,虽然我们从社会制度上越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经济发展阶段上是越不过去的,毕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密码是什么? 

  文章分析,在伯恩斯坦眼中,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爆炸式增长,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现代资本市场、交通与通信技术四个因素缺一不可。其中,财产权是最关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经济人”天然具有利己本性,只有创新者和商人的劳动成果免遭政府、违法者和垄断机构随意征用或侵占,财富的创造也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本主义以前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就是财产权的普遍缺位,遂使财富创造者没有持续的动力,财富的增长总走不出波浪起伏的怪圈。

  历史上的每次经济腾飞,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中国在近代的衰落,正是从新技术发明与使用的衰落开始的,以至于洋务运动时要大喊“师夷长技以制夷”。研究证实,中国古代在很长的时期内技术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但为何技术创新没有持续呢?按伯恩斯坦的分析逻辑,在西方世界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的技术创新从经验阶段进入了科学阶段,而我们直到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才开始举起“科学”的旗帜。

  关于现代资本市场这一因素的理解,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伯恩斯坦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荷兰典型案例的分析。荷兰当时对外投资的金额达到了GDP的两倍,也有了真正意义的现代投资银行,推出了海事保险、退休金、年金、期货、期权、跨国证券上市以及共同基金等金融创新,但因为忽略了科学理性主义推动的技术创新,对金融的系统风险缺乏评估和有效监管,以至于荷兰的对外投资大多打了水漂,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没落的命运。

  足足有两个世纪,雅典人拥有着经济增长的绝佳条件:民主制度、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一个自由的中产阶级,可是为何他们在这一时期仍然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基于对这段历史的考察,伯恩斯坦在其中将交通与通信技术单独拿出来论述,而不是归到科学理性主义这一因素中去。这一点,应该格外值得我们警惕。虽然近几年中国的海、陆、空交通得到了空前发展,但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了GDP的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中国现代通信技术也得到了极大发展,3G、4G的国标还成了世界标准,但中国的通信成本却是美国的十几倍,是韩国的135倍,日本的154倍……这会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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