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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胡适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

http://www.CRNTT.com   2011-12-16 14:53:19  


《胡适文物图片展》正在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所在地——“北大红楼”展出。
  中评社北京12月16日讯/2011年12月17日是胡适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海内外的学术界、传媒界都有一些纪念性活动。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中国思想史研究权威余英时先生,在胡适诞辰100周年(1991年)时,曾撰文《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纪念这位五四先贤和20世纪中国杰出的知识领袖。

  在胡适诞辰120周年来临之际,余英时先生以八十高龄,欣然接受东方早报越洋书面访谈,畅论胡适的生平、思想、学术与人格,以及对胡适的研究进展,以下是专访全文:

  胡适研究进展

  东方早报:非常感谢余先生在胡适诞辰120周年之际,接受本报专访。你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权威,同时也对近代的历史人物颇有独到之研究,比如对胡适和顾颉刚等学人的研究,曾经出版过《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等著作,1991年胡适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你曾特别撰文《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来纪念这位历史人物,并在该文中预言胡适将在海内外的华人知识界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据你的了解,在这刚刚过去的20年,胡适研究的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哪些?是否可以说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

  余英时:我常常阅览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研究通讯》,知道有关胡适的研究,每年都有不少专书和论文,数量远超我的想象。我感觉,以二十世纪早年中国知识界领袖而言,胡适在今天大陆所受到的注意,也许当在前两三名之内。但说到“突破性进展”,则不好答覆。我并不以研究近、现代史为专业,更不是“胡学专家”,所以并未能对上述大量的专书和论文,一一阅读。以海外来说,你们提到的周质平、江勇振两先生仍然是胡适研究的领航人。周先生和陈毓贤女士用英文合着的《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自由精神》(“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印,二○○九年)是一部侧重写胡适情感生活的新著,国内读者也许很少有机会读到。今年一月台北联经出版了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一八九一-一九一七》。这部书共分三部,第二、第三部尚在撰写中,规模很大,研究也极尽精详之能事。第一部便长至七百页,大概在六十万字以上。所以全书三册恐将不下两百万言。这可以说是胡适研究中学术性极高的一部大著作。像江先生这样一位严肃的专业史学家竟肯花上八年、十年的工夫,全力为胡适写详细传记,可见胡适在一般史学家的眼中仍不失为最重要的专题研究对象之一。由此再进一步推断,则可知胡适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确远在其他同辈学人之上。

  回到你们的问题,我要强调近三十年以来,胡适研究一直在进行中,从未停止过。不过我们不能期待所谓“突破性进展”,因为你们所谓“突破性”相当于“科学革命”式的大变化,这是不现实的。今天胡适研究已进入库恩(Thomas Kuhn)所谓“常态的”科学研究的状态,在具体的、局部的问题上随时都有新的“突破”,但“胡适研究”作为一个整体领域而言,由于没有大批新材料、新事实的出现,新“典范”(“Paradigm”)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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