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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苏联解体20年祭

http://www.CRNTT.com   2011-12-28 09:16:33

“面具人”难以充当体制的基础  　　第二，强制措施的时效性。谁都知道，强制社会“只要压力减轻便会很快丧失了自身的潜力”，政权只有不断加大对民众的控制才能保持住，即便在统治者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保持对民众的控制力度时，严控的效应也会递减，收效也难以长久，因为人们对恐惧感的麻木程度也会增加，通过舆论控制和个人崇拜只能在某一个阶段凑效，而且不可以重复使用。它只能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越来越大的成本用来控制自己的人民，只要这种控制稍一放松，就如麦德维杰夫所说的，它“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火花就像丛林大火一样迅速燎原，从而将一个帝国的大厦烧毁”。比如后斯大林时代，尽管勃列日涅夫“重新斯大林化”，也在大搞个人崇拜和严刑峻法，他所推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压制思想的程度和力度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减少（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项负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务是“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但是人们的“免疫”程度却大大提高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顶端的腐败与伪装，使政府和政治家没有了早期领导人的道义感召力，他们的“刚性”因为官僚主义的实用哲学和“去意识形态化”物质追求和权力追求而显得“底气不足”了。  　　由于恐怖效应，这种体制必然会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两面派”，在这种社会内的人可以分为四种：认同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忠实信仰者虽然也有，但人数很少）者；公开表明观点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赞成当权者做法，但是处于恐惧中不敢公开发表真实想法的“面具人”；逃避国家的控制、反政治迫害的“地下人”。其实，在这种体制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第二种和第四种人是无法区分的。人们看得见的只有两种人，即铁杆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两头都很少，中间大多数是那些可以随时改变信仰的被迫者或趋炎附势者以及蛰伏于地下的“民间力量”，他们都在根据政治天平摆动伺机而动，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面具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大特点。  　　比如在1985年时对苏联人进行民意调查，99%的人都会表示拥护苏共的领导，1988年12月苏联新选举法通过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额选举，1989年4月选举结果，苏共的拥护率马上就减少了1/3，叶利钦、萨哈罗夫、波波夫、索布恰克这些民主派纷纷当选，之所以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当选，是因为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尼.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250页）。到1990年苏共支持率更进一步降到不足1/2。是不是这些人仅仅过了几年想法就改变了呢？当然不是，唯一改变的是，庞大的两面派阵营不再害怕表达他们真实的信念。“虽然不可能知道一个社会内部到底有多少两面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管制性的社会里人们不能自由地表达思想，把越来越多的忠实信仰者推向两面派阵营，而他们一旦不再恐惧地与政权疏远，这批人就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阵营中了”，“面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据政治力量的平衡转化成“反体制”的“斗争智慧”的，原本就热闹非凡的“地下活动”也会随之浮出水面而公开化。1988年末，“多党制”还是个具有负面意义的词汇，到1989年6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在近700个接受调查的与会者中，约有42%的人称他们反对“一党专政”（（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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