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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对话崔卫平：社会重建如何可能

http://www.CRNTT.com   2011-12-30 10:28:41

主持人：在座的各位有没有问题和孙老师交流？ 　　现场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今天看到孙老师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激动。因为在我个人阅读里非常重要的就哈维尔。昨天晚上打开电脑就惊悉哈维尔去世，今天中午我在外面一个朋友发短信给我，说金正日去世，我就忽然觉得这两者形成某种戏剧性的关系。我想听听崔老师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感想？未必是学理性的阐发。就是有什么感想？ 　　崔卫平：可以说都挺突然的，从时间上来说。因为哈维尔才75岁。他是在睡梦中去世的，他近期还有一些活动。我倒是觉得在哈维尔去世的时候，在这个时刻让我们再去回顾他的思想，去紧靠他的一种力量。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时刻进一步找回我们的一些基本理念。 　　金正日去世，因为他的影响面比哈维尔要大，因为它涉及到当今世界格局的问题，从格局来说，金正日的死可能涉及到各方面的关系，更成一个新闻事件。 　　现场观众：互联网有一个问题，它使得民众和知识分子愈发的习惯语言的表达上的反抗议，而丧失行为能力。我觉得这种行为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人，扭头上微博表达我可以心安理得的完成。 　　孙立平：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咱们通常所说的咬狗不叫，叫狗不咬。咬狗的弄了好的音响，他光去叫了。 　　现场观众：体制有一种自身的逻辑，按照思维方式去行事，使它超越任何人的可能性。我站在一个体制的逻辑背后，我是无助的，我是感受不到任何的力量，甚至我可能是被消失的。这种情况下，使得个体的反抗越发的悲壮。 　　孙立平：这个不用我回答了，我看您都说得很清楚了，问题就在这儿。我当时提出溃败这个概念的时候，最受启发的是当时美国的一个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当时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下台，美国一篇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埃斯特拉达是因为腐败下台的，他说这个腐败是用整个社会的腐烂作为一个代价的，他说如果有一天，这个社会在政治上解决了腐败的问题，这个社会将还会用100年的时间来支付这个代价。 　　我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我现在说光明也好，黑暗也好，有没有前途也好，这都是瞎说。我觉得我真正能做到的是把现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说清楚。它可能的趋势会是怎么样的，然后你说我会不会得出一个哲学上一般正确的结论，当然也有人说，哲学上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总得给人们一个光明的希望吧，总得有希望，总得有光明吧，我觉得这不是我能提供的，我能提供的就是对现实的分析和对未来趋势的一点点可能的猜测，也就只能这样而已。 　　现场观众：因为历史是一个民族内在精神的外现，就像是性格注定了我们的行为一样，内在的这种思维逻辑导致了总是周而复始，走不出循环的问题。所以我越发有一种宿命的感觉。 　　崔卫平：我们当然非常强调内在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似乎很容易从这个东西走向一种宗教的东西，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谈社会建设的时候，在谈到政治问题的时候，可以不把宗教的话题带进来。恰恰是一个更好的制度安排才能使得我们谈论宗教。而不能说单方面的从宗教方面就事情得到一种解救了。 　　现场观众：最近有两件事一直挺吸引我们眼球的，一个是俄罗斯的大选，一个是台湾的选举。这两个地区他们实现民主差不多相隔不远，到现在已经近20年了，但是发展的有点不同。比如说俄罗斯还想当总统，结果底下很多大家就不满，就开始示威游行。在台湾我们看到民主搞得相对来说要比俄罗斯要健全多了。 　　崔卫平：实际上如果从对整个社会的破坏性，对人的道德链的破坏性，包括对社会的民主量生长性来说，苏联这个地方比台湾要严重得多。这个民主的技术更加薄弱。我这么回答你这个问题。 　　来源：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201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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