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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用公平正义打破转型陷阱

http://www.CRNTT.com   2012-03-01 08:50:27

问：您曾经提到，“多少年来，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转变的过程。但是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转型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来。”如果追根溯源，转型陷阱的形成是否与改革之初的终点设想有关，从一开始就缺乏顶层设计，没有明确的目标？ 　　孙立平：有没有总体设计要看从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在改革开放起始的时候，要结束和破除的东西是明确的，这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告别人整人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是四个现代化。但在走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上，是较为模糊的。当时叫“拨乱反正”，就是在基本体制上回到改革前的17年，并对体制的弊端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在经济上引入一定商品经济的因素，提供一定的经济自由；实行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变。到了1980年代中期，开放开始推动改革，导致改革思路突破最初的设想。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据说，邓小平回来后在某次高层会议上说：我看见了现代化。随着国家领导人出访增多，带回了关于国外新技术革命的信息，《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书译介过来。新的改革思路在孕育。如果说，1980年前后改革思路形成的坐标是“文革”前17年的话，现在的坐标是新技术革命体现的一个新的文明。于是，许多突破性的思路开始被提出。回过头来看，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中的氛围和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也是中国最有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问题的不回避，以及向别人学习的劲头上。 　　对于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一般评价是，经济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的改革，现在看来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鼓励大胆去试，不怕犯错误。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但由于不具备相应条件，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是什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权力与市场的结盟 　　问：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权力和市场的结合有何关联性？在渐进式路径选择中，两种要素的结合是如何实现的？ 　　孙立平：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政治行政权力与经济的分离。1980年代的改革大体体现了这个方向。由此，一个经济型社会替代了政治型社会，国家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与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出现，相对独立的社会似乎开始发育。正是这个过程，赋予了中国社会以活力，并使得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社会力量出现了较为均衡的发展。但这个过程非常短暂，大约只有10年的时间。1990年代初，这个过程基本结束。随着中央地方分税制建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调整，银行、资本市场领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资源重新走向集聚。进入21世纪，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问：利益集团应该怎么去界定，现存利益格局的破除又如何实现？ 　　孙立平：尽管在现实中，正当利益集团和非正当利益集团的分别是存在的，但在理论上，正当的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边界，很难界定哪些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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