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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显惠:不愿再描述苦难 | |
http://www.CRNTT.com 2012-06-02 09:44:42 |
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格表。人肉被摆到市面上公开按斤出售,一开始是80文,后来是120文。清人记载:“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新旧五代史上也曾记载:“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战争往往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兽性大发。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 1960年的饥饿,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模糊的幻影——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过这样的灾难。 1998年,曾经亲身经历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位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在书中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 在饥荒分析领域,他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传统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惟一的解释。阿马蒂亚.森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国、爱尔兰、中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 1958到1960年,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和河东的定西地区是重灾区。在杨显惠仔细读过的《通渭县志》(1990年版)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县是一个28万人口的中等县,3年大跃进过去,仅剩18万人口——7万人死亡,3万人外流。80年代修志时,编撰者把这次惨烈的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他们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其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用了“人相食”这样不那么刺激的语言。《通渭县志》的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 这样的编撰者更激起杨显惠写作的勇气。 《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饥饿的绝境”,在这绝境中,他又写到两位特殊的母亲。 1959年,孤儿殷占岭的娘把他14岁的二姐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说窟泉底下有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二姐下去了,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娘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饿得皮包骨头,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有一天二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打汤,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死,娘就把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 ……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我娘被抓起来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为我把监狱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释放了。她手里还拿着两个在火车上买的面包,没舍得吃,给我拿来了。” 母亲去世后,朋友说,有条件去城里头生活,这个山沟里有啥蹲头!殷占岭说,我的老娘埋在这达了,我想守着我的老娘纪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年,孤儿土宝宝的大妹子饿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见了,他问村里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饭。村里的人看他可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两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后来才进了孤儿院。14岁从孤儿院回来,土宝宝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没有认娘。直到要娶媳妇了,他进了娘的家,叫了一声娘,说我看你来了。娘正在喂猪,看见土宝宝,听见孩子喊他,啪嗒一声,手里的猪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双手蒙住了脸,放声大哭,哭得站不起来。 土宝宝也有了孩子,这已是1980年。土宝宝问娘:家里咋个相?娘说,好了,吃饱了。娘又问他:你那里咋个相?他说好着呢。娘说,好就好,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就在为了孩子能去孤儿院有口饭吃、把自己吊死的母亲身上,就在光景好了还守在山沟里、想陪着去世的老妈妈纪念老妈妈的儿子身上,就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经过饥荒,有个老妈妈说,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也是希望。”杨显惠说。 如今,在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之上建起了定西县医院,从前儿童福利院的痕迹几乎找不到了。从这里走出去的孤儿大多是沉默的,在杨显惠的再三询问下,他们依然闪烁其词。但杨显惠还是顽固地做着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采访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个笨人”,但或许当今中国文坛不缺少“聪明人”,惟独缺少“傻子”——“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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