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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和他的“中国三部曲”

http://www.CRNTT.com   2012-09-02 09:14:30

从炸药到坦克到银行   　　写了十年，何伟忽然觉得自己老了。《寻路中国》2010年在美国出版，简体中文版2011年年初推出。在书里，何伟写道：“在中国驾车行驶，常令我产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觉。这个国家所具有的那么多活力，全来自那些非常年轻的、刚刚进城务工的‘候鸟’，以及满脸稚嫩的大学毕业生们，而类似于奇瑞的新兴公司则不断地改变着国家的经济面貌。”   　　威廉和艾米丽们也老了，老到《寻路中国》里都不再有他们的影子。取代他们的，是何伟驾车经过的，孕育了他们的乡村中的老人和孩子。那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乡村，是威廉和艾米丽们将来老无所依的乡村，如退潮的海水般凋敝中的乡村。   　　“我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就是年龄很小的小家伙。”何伟写道，“在中国的乡村，到处都有这样的经典场景：很小的小孩子，围着一个走都走不动的大人，又蹦又跳。”   　　在租住的北京怀柔农户家里，何伟见证了2005年以来的“新农村建设”。他的房东，农民魏子淇因为搞经营而入了党，反过来，党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魏子淇买了车，还试图参与村庄里的政治，竞选村委会主任，却不敌对手，惨遭落败。这会是中国乡村的未来吗？何伟没有给出答案。   　　中国的出版商挑中这本书不是没有道理的。好像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年过40的何伟不再愤怒，也远离了会带来麻烦的政治话题。至少在《寻路中国》的前半部分，笔调是简单而俏皮的，而不是沉重复杂的。他以陌生感的视角和调侃的语言描写看到的中国：在乡下招手拦车的人焦急地挥动着双手，“像在拍打一只看不见的大狗”。他依然热爱标语，但已经能轻松吐槽那些奇怪的句子，如“人人用电，好好用电，电才好用”，以及“生儿生女都一样”。中国读者喜欢这个，你懂的，就像我们喜欢看哈哈镜中的自己，有趣，无伤大雅，却又回避真正的真实。   　　何伟的《寻路中国》，就是这样一面哈哈镜。他本人，也越来越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老外，一个真正的中国通。他不但熟悉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政治，还有意无意地拿捏住了畅销的秘诀。十年前，在《江城》中，他还十分不适应“彼得.海斯勒”和“何伟”之间的差别，如今他们已浑然一体。   　　《寻路中国》跨越的2002~2006年间，何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一趟温州。威廉不再出现，进入眼帘的是一位四十几岁的王主任。身穿牛仔裤和T恤衫的王主任经历复杂，从知青到炸药厂工人，又从工人报名参军，成了一名坦克手，复员后到银行工作十年，然后到了一个经济开发区当领导，此后在官僚系统内稳步爬升。他的儿子，则是奥克兰大学国际金融学的在读研究生。   　　何伟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他说，“从炸药到坦克到银行，再到经济开发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不知道这名官员的儿子，以及两代人轨迹变化显示出来的征兆，是不是也在他所说的“进步”之列。   　　涪陵已经多年没有重返，何伟接触更多的是精明的浙江商人而非沉默的四川“棒棒军”。三峡大坝早已竣工，浙江温州的某个大坝却正在修建，一些农户可能会遭受损失。 　　在全书接近结尾的地方，何伟遇到了浙江当地的一个商人，他关心大坝背后的“大问题”，并坚持上访。“他拒绝接受政府的现金安置，还在设法把他的故事写进新闻报道，可他同时又从这些高速公路出口的城镇里的建筑工地上获取好处。”何伟对此稍有疑惑，但他同时也说，“在经济开发区，最让我为之一振的是那些个人主义的迹象——一些人据此摆脱了小村子里的群体思维模式，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沉默的“棒棒军”到开始行动的商人，这分别是何伟观察中国的起点和终点。如果说几十年来的阶层流动带给中国任何好处的话，那就是让每个人都更关心自己的利益，同时开始探知利益的边界在哪里，如何更好地看护它。   　　时间拉回2000年的夏天。深圳关外，厂房外向晚的山丘上，何伟和艾米丽听着“夜空不寂寞”，各言尔志。那时的深圳还没有进入富士康时代，艾米丽和她的男朋友还可以在外面租房子。当山下厂房的灯光次第熄灭，何伟问艾米丽，“你觉得中国的未来会有什么改变？”   　　24岁的艾米丽在晚风中沉默良久，笑着说，“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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